名著赏读 | 大学是干什么的?读《大学的理想》

本文探讨了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分析了他对大学教育的理性思考,包括大学的角色、知识的价值、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及自由教育的重要性。纽曼主张大学应传授普遍知识,知识本身即为目的,教学是大学的唯一功能,自由教育是大学的理想。

这三个周(从4月27号开始,5月17号读完),我们读完了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初读这本书的第一周,大家普遍表示“不知所云”,“读不懂、好难、不明白”成了第一周小组讨论的关键词。好在“四人同心,其利断金”,经历三周的相互督促和共同探讨,我们终于啃下了这本书,并似乎看到了纽曼口中理想大学的“熠熠光辉”。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科学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但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国传统大学固守传统,排斥科学教育。为扭转这一局面,英国兴起了建立专门实施科学教育大学的“新大学运动”。与此同时,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倡导者,不断抨击牛津和剑桥的保守和封闭,英国传统的大学理想变得岌岌可危。在这一背景下,纽曼对大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成为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本书内容涉及大学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从对大学和知识性质的根本认识出发构建逻辑起点,由此展开厚植于社会、宗教、人性下的理想大学图景。

一、 作者观点扫描

(一)大学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

纽曼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大学的目的包括两点:

1.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2.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

那么在这一目的下,大学应该传授什么知识呢?纽曼认为大学教育应提供“普遍性知识”(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识”(包含神学知识在内),而非狭隘的“专业知识”。他认为,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使人变得有学问(非研究性),也不是为了工作做准备(非专业性),也无法使人变得崇高神圣(非道德性),“我们不能借口履行大学的使命职责,而把它引向不属于它本身的目标”,大学的真正使命是通过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来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

(二)知识本身即为目的

纽曼反复强调“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在他看来,“知识是一种心智状态和条件”,追求知识其实是一种对理性的追求,这是人类心智的本性,而这一追求的最终目的便是获得理性本身。这种知识带有强烈的古典气息和哲学气息,“知识”不仅仅是达到知识以外的某种东西的方式,或是自然地发展某些技能的基础,而是自身足以依赖和探求的目的。也正因如此,纽曼提出哲学知识应包括在大学传授知识的范畴之内,并且为知识而知识,才能培养理智。同时他认同考波斯顿对现代化片面理性人的批评,认为知识不仅是对世界的认识结果,更是一个具有理性的自由人的生活方式。

(三)教学是大学的惟一功能

在对大学功能的定位上,纽曼明确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分离的原则。“发现和教学是两种迥异的职能,也是迥异的才能,并且一个人兼备这两种才能的情形并不多见。”一方面,教学允许与外界打交道,但实验和思辨的自然家园是隐居,探寻真理需要离群索居、心无二用。另一方面,同一个人兼备这两种才能的情形并不多见,“整天忙于把自己现有知识传授给学生的人,不可能有闲暇和精力去获取新的知识。”基于此,他明确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分离。同时,他主张在科学团体和大学之间进行智力方面的分工。“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要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如何能成为文学和科学的中心。”

(四)自由教育是大学的理想

作为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纽曼在当时构成自由教育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都已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高举“自由教育”的大旗。他强调大学“应成为‘教育场所’而不是‘教学场所’”,应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和理智发展为目标。通过接受这种教育,学生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得以形成。“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绅士礼仪及习惯,而是理智的力量、稳定性、综合性及多面性,是对自己能力的驾驭能力,是对出现在眼前的事情的恰如其分的本能判断力。”为此,他主张寄宿制、交互式学习、益智团体等有助于培养“理智能力”的形式,并阐述了知识完整性、学生与知识关系、知识与知识关系等有关自由教育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纽曼虽有宏大美好的愿景,在任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校长时却未能将理念有效付诸实践,使得自由教育最终沦为悬在欧洲大学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 小组讨论要点

除却第一周讨论的阴霾,接下来两周的讨论可谓发散而深刻,几个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呈现如下。

(一)大学的本体论问题

大学的实质是什么?大学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大学应如何培养人?这些问题恐怕是自大学产生以来就亘古不变而历久弥新的话题。在一时不能做出回答的情况下,不妨先从自身出发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此程哲提到“内卷化”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指社会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专业分工明确、职责分配清晰的现代社会,或许也须警惕人的内卷化发展。

(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在谈及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时,我们出现了“再生产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话语下的两派观点。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或许布迪厄和帕森斯生活的社会给出了一些不同的回答,但在当今时代,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的能动性,究竟是社会和人在塑造教育,还是教育在改变着人和社会。

(三)教育政策与政策执行

我们讨论了珠峰计划、强基计划,国培计划、自强计划等在内容上具有一定重叠性的政策执行问题,人才培养始终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资源问题似乎永远是大学未竟的事业。

理想总是高于且先于现实而存在的,虽然纽曼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就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但他确确实实让我们意识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缺陷,重新认识到知识的更高目标和人的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纽曼《大学的理想》确为一道独特的光辉,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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