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Info-Yi所引起的联想

经过这么多天的折腾我的那套S4-Info-Yi系统终于告一段落，写了一篇报告交给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处，题目是《S4-Info-Yi系统在范畴论中整合布尔格—正交模格与Piron-Soler定理的研究》。在Zenodo上的时间戳，和这篇报告的呼应基本就确定下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的专著下打基础。老干局给的钱不花完，也对不起他们，于是除了请人审稿和写序的费用外，估计也快用的差不多了。报告的印刷费用是老干局从我的课题中出的，下一步就可以安心地写书了。哲学所于2024年结项把项目结清，以后我可以不去与哲学所发生关联，与院老干局打交道了。

这套系统在科学网上林林总总也发了不少。该写明的写了，该藏拙的也藏了，英雄帖也下了。由数个大模型跑似乎都还行，那英雄帖就下给他们吧。后来我提了个问题给Deepseek，这篇东西属哪个领域。它基本是这样回答的，数学物理、科学哲学、易学。其实我自己将其定位为信息哲学，申请的课题名称就叫《中国文化与信息哲学研究》。序言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董光璧先生写的，他是国际易学联合会的第三任会长。我是他的忘年交。从1989年5月就认识了。这才斗胆，希望他能赐序。虽已鮐背之年，还以欣然应允。毕竟在易学界他是科学易的名家。他的书斋名就叫《玩易斋》，现在他看到我研究，似乎认为我是科学易第三代的“硬核”人物。其实就是确认我的研究成果的意义。

我于2005年到瑞典参加E-CAP 05的国际会议，题目就叫《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之路》，参会的最大收获就是找到研究的“生态位”（niche），以前在武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做编辑。1989年5月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叫大学了）结识了董先生。那时我正在参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的部分翻译工作。国际上有个传统，召开完科学史大会后，还会有一天的科学哲学的会。会议期间受到董先生的点拨，他要我关注个人计算机的发展。会议开完后，我就让友人为我买了一台286的个人计算机。那时买DIY的286也还是要点儿钱的。幸好之前我办过小公司，有点儿余钱。我不会编程，但计算机应用还是有能力学会的。那时的计算机都是大型机，要穿着白大褂才能进去摆弄的那种。数学物理所前身就是，数学计算所，当这些真正学计算机出身的人见我一个文科生，竟然买来计算机，认为我是疯掉了。我想又没花你们的钱，你管得着嘛。

那时互联网并未商业化，在NSF手里，胞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工作，什么前沿资料都能搞得到。那时我还是所里第一个装私人电话的人，用电话线与胞弟联网。没过多久，便可以用计算机赚钱了。而且还成为读博士的刚需之一，当时美国克林顿政府正在倡导互联网的商业化，社会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关注国际上的动向，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是摸着美国的屁股过河。导师金吾伦先生正与社科院合作，研究国内第一个国家级的课题，《互联网革命对社会的影响研究》，需要一个助手，除了研究生院的正式考试外，还要求他的开山弟子必须懂英文和计算机，在武汉我吃饭的碗就是英文，但计算机却是与饭碗没有一点关系，所以仅此一点就要感恩董老先生。

他曾送我一本1987年武汉出版社出的《易图的数学结构》，该小册子是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时的一篇文章的扩写。那本书里他将周易中的《成卦法》解释为“同余数”，属于数论方面的课题。在数学界似乎有个偏好，只有搞数论的才叫搞数学，华罗庚之所以出名，就是他写了《堆垒数论》，陈景润那么硬气，就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后来我，把哪个《成卦法》解释为“能行可计算”，接地气的劲头即刻显现。来北京后，他就推荐我做国际易学联合会的理事。现代计算机的运行就是能行可计算。由于现代计算机是走得是两条路，一条是布尔的，一条是伯克霍夫-冯诺依曼的。为了让我1997年在博士论文提出的《模态信息论》能涵盖它们，就必须一条路才行。而博客上的这些文章就是将经典和量子逻辑统一起来。其实一般没人乐意做这种老虎吃天的东西。

当时做博士论文，主体是《电子出版》，被导师给否定。逼得得没法，只好改成《信息化的哲学基础研究》，这篇论文中，只是脚注中提到《模态信息论》，不敢往正文写，我是拿哲学博士学位的，不是来搞理论创新的。只好把信息的本质说成是“以虚控实”，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可是真要拿到台面上，总不能说“以虚控实论”吧。憋了几年才敢把它拿出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秀了一下，没敢多谈。三十年走下来，随着经典和量子信息的路被我跑通，模态信息论也就成了。打通是我为模态信息论得以成立的手段，而非目的，我的目的还是回到30年前的理论嫩芽，一路走来发现已成参天大树，虽有瑕疵，但不掩瑜。有了第一版，还可以增删分合，出修订版或第三版呢，连珠炮，不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