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 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托马斯的启示——莫尔与托尔克维马达生死五百年祭

私而是为“报恩”的动机最“纯洁”者，自己也不肯为“报”而身，只是凭借权夺他入之命以报于己之“思"。这种行为即便从为人之而言也是一种恶，与莫尔那样的道者岂能同日而语？
    灾难的形成固然有意识形态或体制上的根源，但行为者的道德责任决不是可以推卸的。同样的意识形态（天主教）、同样的体制（宗教审判）又同样是大权在握（都是大法官），但莫尔与托尔克维马达的行为判若壤，就是很好的例子。实际上，现实中的许多器行，大至“南京大杀”与纳暴行，小至许许多多假错案以及像割张志新喉管这类的罪行，当事者都可以以“奉命行事”、“身不由已"之类理由推卸责任。“两个托马斯”给人的启示就在于：人类良知所给定的某些道德底线，是决不能以“奉命”之类理由来突破的，而以“理想主义”为理由就更为荒唐了。事实上，任何能够构成理想”基础的意识形态与信仰，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都包含着对人类普遍价值如正义、仁爱等等的追求，否则是不可能有持久的精神魅力的。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传统公然宣称它只为一小批强权者谋私，更不会宣称它喜欢杀人、喜欢奴役他人、宣称它的使命就是残害无率、追求不正义。作为宗教审判依据的天主，固然认为代表的上帝应当审判代表的撤且，但它不可能具体地指控某甲或某乙是撤且。于是在莫尔那里，撒且只是一种抽象的，而在托尔克维马达那里且便成了成千上万触犯其淫成的具体性者。同样，50年代的意识形态认为代表善的“人民”应当镇压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但它不可能具体地指控某甲或某乙是“阶级敌人”。仅从抽象的理论中是无法产生具体的罪恶的，因而具体操作者的任便无可推卸。整个改革前的意识形态都是号召打击“阶级敌人”的，但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发生反右、文革之类的灾难。原因简单：只有当整阶级敌人”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升官、当“先进”等等），或不整会给自己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