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大乘起信论》观

如上所述，中国僧人的“《大乘起信论》观”在明末，特别是在蕅益智旭那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质的转折。智旭通过对《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的再解释，力图对《大乘起信论》进行重新定位。在智旭看来，“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分别相当于“随智说”和“随情说”，又分别相当于龙树的般若思想和世亲的唯识思想。如此一来，《大乘起信论》的思想在本质上与中观和唯识思想可以融合。而且，真如和“生灭”分别与“理法界”“事法界”相对应，这样，真如、“生灭”不二就同时意味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大乘起信论》不仅兼摄“性宗”和“相宗”，而且与以“事事无碍”为宗的“圆教”相通。
这段当然是常识。只是想说，儒道都有类似的统摄。尤其是朱王原则上互相兼容，道教的三教合一。问题只是，佛教似乎依然否认实在论本体，而过多强调超验主体？其他两家似乎从来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