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书信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充溢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人与客观、个体与时代的辩证性。首先，书信具有私人性。它记录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传记”的性质，因此可以让写信人在读者面前变得有血有肉、实在立体。通过书信，读者可以感受到写信人的性格修养、语言风格和待人处世的方式。尽管不能保证在任何情景下都具有真实性，书信依然能将写信人的个人形象
    一有时是写信人自我塑造的形象一展示给读者。
其次，书信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功能，它能在客观认知的层面上让读者了解超越个体的时代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书信也是一种历史见证，“为历史风景提供了可塑性”4。从宏观上讲，它可以见证某一个时代；从微观上讲，它可以记载某个阶层、某个派系或者某个小圈子的人际关系网和内外部争斗史。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建构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具体到这本集子，读者不仅可以通过阿多诺、本雅明二人的通信感受犹太知识分子在纳粹时代的欧洲的悲惨境遇和他们之间的互帮互助，而且还能从他们笔下了解到二人关系网的交集，以及他们对“友人”（比如布洛赫、克拉考尔、肖勒姆、曼海姆、马尔库塞等）或者对各自的“敌人”（特别是阿多诺眼中的布莱希特）的态度与评价。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书信可以记录某一部著作或者某二个思想的创作和形成史。它为写信人提供了重要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和与他人进行思想对话的媒介。因此，书信允许读者窥见作者的“工作坊内部”，从而进入其思想创作的内在逻辑。本雅明很早就认识到了书信的重要性。他反对将书信单纯视为提供实证“证据”和信息“来源”2的辅助性文本。对他而言，这种做法的恶劣后果是可疑的“窥探癖”，目的只是为了“窥视帷幕后的作者”3。相反，本雅明更愿意视书信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体，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认知价值。他曾经写道，伟大的书信能够散发“史诗般的甜蜜”4，在语言和意义上不逊色于其他类型的文本。因此，书信在勾勒时代面貌的同时，也能凸显思想的风景。如果从本雅明自己对书信的态度出发来看，那么他与阿多诺的通信就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其主要著作的“副文本”。这些通信更是二人思想结晶和碰撞的中心，是他们反思与对话的首要场所。正如他们在通信中围绕《论卡夫卡》《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拱廊街计划和《波德莱尔》的讨论与分歧，已经无法脱离这些著作，进人到了它们的影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