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作为一种根植于语言且以语言为中介的技术类型，中文的电报、打字机和计算机问题超出了有关“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的传统叙事，这种叙事长期以来都主导着我们关于如何将西方的工业、军事及其他设备和操作方式传播到非西方地区的理解。相对而言，打字、电报、速记法和计算机等技术语言学系统实现这一过程的条件要更加苛刻，因为这些系统都是直接在字母文字的基础上构思和发明出来的，所以中文打字机或中文电码即便想发挥最基础的功能，都需要相关发明者、制造者和操作者将中文和这些技术本身进行前所未有的分析和重构——不仅是对中文，也要对打字机、电报机、计算机等技术进行仔细审视。也就是说，想要让汉字的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关于汉字，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一切。
即使我们承认自19世纪以来在字母世界和非字母世界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技术鸿沟”，那么也可以说，在鸿沟之中发生了一些我们从未关注到的事情。实际上，如果说本书有一个基本主张，那就是我们必须冒险潜入这一技术鸿沟，去重现那些在其中形成的、不为世人所知却极为重要的东西一那是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歌功颂德式的、关注“冲击力”的技术史来描述的。不过，在开始这次考察前，我们需要摆脱汉字废除派的轻巧的反传统主义，同时放弃任何关于“所有技术史都是胜利史”的幻想。我们的这个故事将由一系列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构成，即使是里面最成功的发明，也没过多久便湮没无闻。没错，很多中文电报码、汉字检索系统和中文打字机，只是对汉字如何在字母霸权时代可能生存下去并发挥作用的猜想和狂想。不过，与直觉相反，正是在这些不成熟的推想、短暂的成功和彻底的失败中，我们能最清楚地看到中国所遭遇的技术语言现代性问题的强度，而且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现代中文语言信息基础架构的物质和符号基础才得以缓慢地、潜移默化地奠定。因此，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并不在于其所产生的即时影响力的大小，而在于这种遭遇的强度和持久度。
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中文书写确乎充当了一个警醒的见证者，见证了这种打字机形式的伪普适性，见证了这个假冒的超然存在。但需要指出的是，中文绝非命中注定要扮演这一角色。要不是“阿拉伯文打字机问题”或“暹罗文打字机问题”在原有的打字机形式中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可能就会有一种或更多种的语言游离在这种打字机的虚伪怀抱之外。这一种或多种语言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变化，不再被简单称为“别的”，而是“他者”：它们所具有的他异性如此尖锐，以至于西式打字机再也无法独善其身，只能历经剧烈的蜕变，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抹杀自我。不过，人们还是为这些难题找到了对应的解决方案，有的比较优雅，而有的比较笨拙：希伯来文变成了“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连写”的英文，俄文变成了“采用另一种字母”的英文，暹罗文变成了“有过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变成了“带音调”的英文，等等。虽然与英文非常不同，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暹罗文从根本上说，是可以与英文打字机相互贯通的，因此也与它所代表的技术语言现代性相互贯通。
    出于可想而知的经济原因，打字机研发者和制造商们从来不愿意因顽固的中文而放弃其具有伪普适性打字机形式。恰恰相反，他们放弃了所有关于文明之可能性的浪漫观念，那曾是其在与其他语言交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他们放弃了自身看似无限的意愿，去审视和重新想象这一打字机形式中许多被认为最理所当然的特征，相反，他们集结了手头一切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对汉字展开了一场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一种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从这时起，需要为中文打字技术之“不可能性”负全责的是汉字，而不再是单键盘打字机本身的任何局限一如果说中文在技术语言层面上是“贫乏的”，那么这种贫乏完全归咎于汉字。换句话说，通过将世界上最古老、使用最为广泛的书写系统之一驱逐出这个领域，单键盘打字机最终实现了它的普适性。套用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观点，汉字被标记为“屈辱形式”：一个事物和情形的存在因其不能被某个特定的系统或情态所容许，从而必须被从本体论中驱逐出去。
    对于谢卫楼来说，没有什么字比“耶”、“穌”（稣）二字更为重要。不过，这两个汉字给谢卫楼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它们处于使用频率的逻辑与“传教热情”的拉扯之中。就单个汉字而言，“哪是中文文本经常用到的一个副词，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归入西个“最常用字”之列。相对而言，“稣”字就远没有那么常用了它通常用作“蘇（苏）字的异体字，例如地名“蘇州。”因此：在描述性需要与规范性需要的两相角逐中，“耶稣”一词便被拆离了，如果谢卫楼道脂了描述性需求，那么“稣”字就只得与耶字分置于不同的区，或是被完全从打字机中排除出去一因为，毕意他的这套汉字仅仅是为了呈现中文全部字汇的一小部分。而如果要遵循第二种需求，那么就要无视中文字汇的现实证据，将“稣”字的常用级别“提升”。按照第一种需求，“耶穌”一词将会一分为二，构成它的两个汉字被分隔在不同的区域，而根据该打字机的结构特点，这也意味着操作者从此需要不断耗费力气去将二者重新组织起来。而按照第二种需求，“耶穌”这个特定词语必将凌驾于世俗世界的关注之上。
    最终，谢卫楼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在打字机中安置了两个“稣”字，一个按照世俗经验放在2550个“次常用字”之列，另
一个根据神学需要放在专门的“最常用字”之列。至此，在谢卫楼的打字机中，就同时存在一个完整的基督之肉身和一个分离的基督之肉身，两者形成一种紧绷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在很多方面折射出谢卫楼传教工作的总体目标：先从“耶穌”还不属于中文常用词的时代做起，然后借助打字机等记写技术逐步提升它的常用度和普及性。可以说，谢卫楼是希望借由“穌”字在汉字使用频率上的提升来反映基督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从而逐步缩小打字机中这两个“稣”字之间的距离。
        不过，当我们在这种更具本土性、更为私密的环境下观察中文打字机时，我们发现它并不“自在”或身处其“自然生态”中。尽管它具有独特的机械设计、培训制度、字体和常用字拓展、打字员的性别构成，以及打字机本身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但不论是商务印书馆的打字机，还是后来其他竞争品牌的打字机，都未能构成一种稳定、公认的西式打字机的“对应物”或“等价物”，虽然人们曾为这一目标做了大量尝试。在这一时期，相关制造商、发明者和语言改革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中文打字机一直都被拿来比照“真正的”打字机：雷明顿打字机、安德伍德打字机、奥林匹亚打字机、奥利维蒂打字机等，这些打字机一如既往地巩固着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或许只有当中文打字机从一开始就不被视为“打字机”，而是被描述为一种“台式活字书写机器”，或是与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全球史不相干的其他什么小众设备，人们才不会耽于将它同“真正的”打字机做比较。但现实不是假设：这种机器就被命名为打字机，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全球性打字机体系中。
    在这一时期，中文打字机与“真正的”打字机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为了在中国的政府、商业和教育等中文语言环境中发挥作用并取得进展，中文打字机需要全面考虑中文在现实中的必要性和实用性一同时，作为一台“打字机”，它也需要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清楚的交代，这个世界存在唯一的权威，决定着一台机器是否堪称“打字机”。因此，中文打字机，y乃至中文的现代性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去模仿字母文字世界形成的这种技术语言现代性，还是完全自绝于字母文字世界，走一条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发展道路。然而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中文的现代性被困在模仿与他异性之间无所适从。
      虽说“中日”打字机的可行性得益于中华文明长期的辐射，但20世纪这番运动背后的支持动因和前提观念却与过去那种单纯的语际交流目的大相径庭。对于这些发明家和工程师来说，将中国、日本、朝鲜结合起来（甚至到了20世纪后半叶出现“C JK”的简称）的动因既不是出于对“同文”（共同文化）理念的认可，也不是出于对“因具备中文书写笔谈的能力而形成的语言共同体”的认可。它由世纪之交一场严峻的、共同的技术语言危机所激发，日本和朝鲜因与中国共有这种文化传承而不得不一同面对这场危机在19和20世纪出现的这种全新的、强大的全球信息秩序，不将中国从技术语言现代性的世界里排除，同时也使日本和朝鲜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这出中国技术语言悲剧里的难兄难弟。“日语漢字”、“韩语汉字”和“汉字”在正字法上的传承使中日朝三国再次陷入一个新的、巨大的信息危机区域之中——我将称之为“汉字圈（kanjisphere）。
    如上所述，通过输人完整拼音来打字只是众多输人方式中的一种，而且也是程序最长、速度最慢的一种。除了输入“d-a-z-i-j-i-1”之外，搜狗输入法中还有至少6种其他方式来输人这个三字词语，每种的输人方式都不同，但最终在屏幕上输出的都是这三个字，其中最短的输入方式是“d-z-j-#，也就是说，通过在QWERTY健盘上敲击4次就能得到的这个中文词语，对应的英文单词的输入需要藏击10次：t-y-p-e-w-r-i-t-e-r（打字机）。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
有了5种最常用的中文输入法编辑器，再加上由独立设计师开发的成百上千个实验性输入法编辑器程序，中文计算机用户可以通过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方式来输入“打字机”这三个字。如果再考虑一些篇幅更长的中文文段，字数成百上千，那么可能的输入方式将会多得难以想象。
至此，读者肯定会在以上论述中发现一个明显的缺席：中文打字机去哪儿了？这是不是一个历史节点，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抛却这种毫无希望的设备，把目光转向现代中文真正的机械救世主——个人电脑了？是否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个人电脑将汉字从字母文字与非字母文字之间的“鸿沟”中拯救了出来？其实，本章所要讲述的故事恰恰相反：输人法作为一种革命性人机交互新模式，奠定了中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市场和活跃的社交环境的基瑞，但其诞生却与计算机技术毫无关系。其实，最早的输入系统就是一台于20世纪40年代问世的实验性中文打字机一历史上第一台带键盘的中文打字机。
        如果说西式打字机的基本设想是对应，按下一个按键便会在打印纸上压印出对应的字符，那么明快打字机的基本设想则与之截然不同。虽然在外观上与标准的雷明顿打字机或奥利维蒂式打字机出奇地相似，但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打字机，而主要是一台用于汉字机械书写的机器。虽然书写这些汉字也是必要的，但对它来说这项功能居于次要地位。按下一个按键，这一操作并不会使相应的字符按照经典的“所打即所得”原则被打印出来，而是发出了从该机器的机械硬盘中寻找所需汉字的指令，再将其打印在纸上的过程。
         这台打字机是这么工作的：操作者在机器前坐下，会看到72个按健，它们被划分为三组：首钮、“未钮”、数字键。首先，按下首钮组36个键中的一个，从而触发其内部的传动装置和字银的运动和旋转一这是在机器内部对汉字布局进行机械排布的过程，操作者是看不到的。之后，在未钮组28个键中再按下一个键，这会触发机器内部进行第二次移动和定位，同时会把8个一组的汉字显示在一个小窗口里，林语堂把这个显示框叫作“魔眼”。6然后，操作者只需从由1至8排列的汉字中找到目标字并按下对应的数字键以完成选字过程，这个字便被压印在纸面上。
        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不仅脱离了雷明顿打字机、安德伍德打字机等的形式，而且也不同于周厚坤、舒震东、祁暄和罗伯特·麦基恩·琼斯等人提出的中文打字机制造方法。实际上，明快打字机通过将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书写的运作方式。可以说，它在历史上首次将 “搜索”与“书写”结合起来，预告了如今中文里被称为“输入”的人机交互模式。
        20世纪20年代前后，现代信息环境的一些最平常的基本要素划中国引发了持久的焦虑：如何编制现代的中文电话簿、杂志素引档案索引、名册及其他各种参考资料，以供人们通过汉字编码查找所需信息。当时的一项研究表明，受试者采用一种新式实验性汉字检索系统的查字速度要比使用中国的主流字典快0.1至1秒。也有研究发现，查汉字从来都比查字母文字耗时更多。
        虽说一两秒的差距似乎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一些语言改革者认为，像这样的微小延迟可能成为中国在现代面临种种挑战的重要因素。如果查找中文编写的信息要比查找字母文字编写的信息耗时略多，那么这对于浩如烟海的文本集合——例如各种索引、电话簿、名册、词语索引、旅客名单、百科全书、商品目录和图书馆卡片索引等又意味着什么？如此说来，与英文资料库及其使用者相比，中文资料库的使用者需额外付出无数个分钟、小时甚至天。”如果将所有中国人统而观之，那么中国的落后似乎真的是由微观历史下无数的时间延迟构成的宏观历史推断：中国在慢动作中运转。”正如一位语言改革者所说的，一个更加先进的，能使信息查询变得更加快捷的中文编排和检索系统，将为每个中国人节省两年的生命（按照40年的工龄计算）。”
    1947年，明快打字机问世，林语堂在上述方面的良苦用心完全体现在了打字机的键盘设计上。仅有6个按键上只印有1个符号，除此之外大部分按键上都印有2到5个符号，这种设置是为了分散和填充他的每一个8字分类单元。此外，林语堂还创立了新的分组方式，按照汉字自身的相似特征将一些部首划到一组。举例而言，在其中一个按键上，“忄”和“木”被放在了一起，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书写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个明显的竖直笔画，两边都带有一些短小的附随笔画。类似的分组还见于“目”和“日”，这两个部首在语源学上毫无关系，但林语堂将它们归入一组，因为它们都是矩形结构。
    从书写的角度看，我们会觉得林语堂的这种分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在中文的语言学实践中却是史无前例的。林语堂所创立的这些群组完全脱离了语源学或语义学视角，其根据可以被称为“辑形法”（pattern-finding naivete），这是一种建筑学分类法，例如将“瘦高”的形状归为一类，将“矩形”归为一类，等等。不过，按照一般形状进行的这种分组显然是不够的。林语堂还自创了一种“伪部首”，它们的形状十分古怪，虽然看起来与常见的中文偏旁和部首非常相近，但在中文史上完全是异乎其类的。比如，未钮的最后一行左数第四个按键，是将汉字的“馬”（马）一分为二，仅保留下半截。
不过，在试图解释明快打字机为何失败时，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它并不失败。虽然明快打字机是在1940年代未向世的一台原型机，但它的意义却绝不仅限于此：正如我们在本章开篇探讨的，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种中文信息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快打字机标志着“输人”的诞生。如前所述，“输人入”的核心意义是一种技术语言环境，操作者在其中并不是用打字机来打出汉字，而是去找出汉字。与“打字”动作不同的是，“输入”动作是操作者利用键盘或其他输入系统向一个受协议支配的中介系统发出指令或提供标准，从而使该系统将符合上述标准的候选汉字呈现给操作者的过程。这些标准的具体特征一不论是语音上的还是字形上的，不论键盘或操作所用设备的形状或设计如何，都与输入的核心概念无关。正如作为整体的书法并不被限定在某支毛笔上，活字并不被限定在某个字体一样，输入也不被限定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输入系统之上。不论是林语堂的符号系统、仓颉输入法的符号系统，还是由搜狗、谷歌等公司采用的拼音系统，输入法本身都构成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涵盖了无数种可能的方法、协议和符号系统。因此，作为一种开发于1930年代、问世于1940年代的特定设备，明快打字机可能确实失败了；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机械书写和人机交互模式，明快打字机标志着中文信息技术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连其发明者林语堂本人都不曾预料到。
    不过，中文打字机在20世纪后半叶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不在于它流行的程度或范围。在打字员忙碌的工作中，一些天才的革命性创见正在萌发。毛泽东时代的众多秘书和文员在打字机的字盘上做起了文章，他们试着改变字盘中汉字的编排方式，从而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他们不再满足于遵循部首一笔画编排法，或是我们在上一章所提到的由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各种实验性的汉字检索系统，而是走上了一条“彻底脱离”的道路。具体而言，为最大限度地体现书面语言中往往成组出现的汉字组合，他们创造了个性化的自然语言汉字编排方式，包括常见的二字组合（即“词”），以及共产主义专有名词和专门用语，例如“革命”“社会主义”“政治”等。随着成组出现的汉字之间的关联得到加强，同时也由于共产主义语言的重复性特征，利用这种实验性编排方式的打字员每分钟最高可以打70个字，或至少比民国时期的打字速度快3倍还多。
    换句话说，在毛泽东时代的打字员中，我们看到了已知最早的，对当今所谓“预测文本”（predictive text）2的信息技术开展的实验和运用，这种技术形式如今已成为中文搜索和输入法的普遍特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探讨的，如果说“输入法”已成为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一大支柱，那么第二大支柱无疑就是预测文本。想来令人吃惊，我们在数字时代里如此熟悉的一种技术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根源：中文的预测文本技术是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之前，在机械式中文打字机的背景下发明、推广和完善的。而且，它的发明无法归功于任何一个发明者，是由无数个不知名的打字员点点滴滴的努力汇合而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打字员对“模范打字员”和“模范排字工人”的中心化宣传的重视与认真程度远超中央权威的预期，他们创造的打字机形式既能体现其身体向当时的修辞的深入延伸，也能体现其身体对这种措辞的深度摄入。他们完全告别了字盘上的部首-笔画编排系统，同时也脱离了任何得到集中认可的所谓“出发点”，致力于创造一种完全适用于自己身体和20世纪50年代话语的编排系统。因此，接下要做的就是探索出无数种高度个体化的，通向一套日益僵固的、标准化政治话语的路径。通过让这种语言机械完全从属于身体——这里的人体不是某个集中决定的、想象的身体，而是通过民主的、经验的和个体化的方式确立的所有人的身体，这使人们与当时的修辞装置形成一种更加完美的，甚至更加私人的关联和热忱成为可能。
        输入的兴起绝非顺水推舟，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沉重。输入的诞生，源自一段长达150多年辗转反侧、忍辱负重，当时，生活在中文信息环境中的人们从不被允许溜入即时性的美梦中，就像生活在字母文字世界的人们那样。当字母文字世界沉湎于QWERTY式、AZERTY式键盘等提供的便利和安逸时，中文世界的警报声却响个不停：莫尔斯电码、盲文、机械打字、整行铸排、单字铸排、穿孔卡片存储、文本编码、点阵打印、文字处理、个人电脑处理、光学字符识别，以及奥运会上按照字母顺序编排的各国代表团的人场顺序，汉字一次又一次地被排斥在“普遍性”之外。每一次排斥的发生，都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一个基本事实：中文，以及所有文字具有内在的任意性。这是对符号学基础原理的重现，即我们使用的能指与我们想指出的概念之间不存在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或自然的关联。从总体上看，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这种不安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此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语言学家、电报员、教育改革者、电话簿编制者、图书馆学家和打字员做出了各种尝试，最终只得无奈地放弃“即时性”神话，将非同一性作为键盘与显示屏之关系的出发点。由此，解决这一难题才变得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速记员的国度。人们想在纸面或屏幕上看到的符号并没有被直观地呈现在键盘上；相反，在“初级文本”上打出的所有内容只是一种临时性指令，需要根据一套协议转译为二级“明文”文本。在输入的情形下，出现在纸面上的是“二级文本”，也是人们的目标文本，而对于那些初级文本，也就是被输入法编辑器所捕获的按键记录，一旦转译完成，便用后即弃，永远不会被人看到。
    另一种类比是远程通信。在中国，所有的文本输入（甚至包括用看起来“非传输性”的微软Word软件实现的文本输人）实际上都是一种“与远处的自己通信”的活动，也被称为“自我远程通信”（auto-telecommunication）。虽说这种人机交互似乎完全发生在“本地”，仅介于人与其使用的机器之间，但其模式却属于经典的远程通信：操作者虽然不是给其他人发电报，也不是从船上向岸上发信号，但他是在向输人法编辑器发送加密传输信息，输入法编辑器将其转译为中文“明文”后，再发回操作者。其中包含了一个检索过程：中文文本被从其他地方调用。由此可见，中文输入是一种检索-组合过程，而非打字的打字-组合过程。
    第三种，也是最为生动的类比，来自电子音乐领域。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MIDI的出现，一种全新的演奏和乐谱编曲形式成为现实。虽然钢琴、吉他、鼓和木管乐器等形式的MDI设备从外观上看起来与常规乐器没有太大区别，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种无关器材的控制器，演奏者可以用其中一种设备的演奏形式（例如钢琴）来演奏另一种乐器（例如小提琴）。钢琴形式的MIDI可以演奏大提琴乐，木管乐器形式的MIDI可以演奏打击乐，吉他形式的MIDI可以演奏钢琴乐，等等。实际上，MIDI控制器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可塑性，它根本就不需要体现出任何传统乐器的形制。通过将促动器植人各种物品，人们可以演奏任何声音。比如，植入衣服（例如编舞师格里·吉鲁阿尔[Gerry Girouard]的《带电人体之歌》[Songs for the Body Electric]）、香蕉（例如音频香蕉[Sonic Banana]设计），甚至整座大楼（例如大卫·伯恩[DavidByrne]在斯德哥尔摩、纽约、伦敦和明尼阿波利斯建造的《演奏建筑》[Playing the Building]装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