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

从历史角度与共时性角度来看，存在着三个领域、时期与层次，即农业、工业与都市。这类似于科学中的数学、物理与历史社会科学之相应的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是充满着裂缝与盲区。其中的农业是自然的、一个异质的循环着的世界，而工业是同质化的、设计的、管理的世界，而都市则是充满着差异的，包括异位的空间与具体的矛盾，具有不期而遇的同时性、聚合性这样的都市形式特征。这种时空是一种不同于农业时空（周而复始和并置的地域特殊性）和工业时空（趋向于同质性，趋向于合理的和被规划的强制统一性）的布局。一旦我们不用工业理性一它的同质性规划一去规定它，都市时空就表现为差异，每一处和每一时刻只在一个总体中存在，通过对比和对立使之与别处和其他时刻相连并与之相区别。
街道是什么？它是人们相遇的场所[托邦（topie）]，如果没有街道人们就不能在其他指定的场所相聚（咖啡厅、剧院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场所）。这些特殊的地方使街道充满活力并为这种活力服务，香则它们将不复存在。街道就像一个自发的剧院，我成为景观观众，有时候也是演员，这里充满了运动和交融，没有这些就没有都市生活，而只有分散和凝固不动的隔离。当我们取消了街道的时候[始于勒·柯布西耶，发生在“新联合”（nouveaux ensembles）之中]，我们看到了后果：整体生活衰退，“城市”退化为宿舍，存在被荒谬地功能化了。柯布西耶忽略了街道所具有的功能信息功能、象征功能以及游戏功能。街道是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街道是杂乱无章的。都市生活的所有元素，在别处固定的、冗余的秩序中被凝固的东西，在街道中或通过街道解放出来，流向它们的中心。它们在那里相遇，脱离原来固定的场所。这种杂乱无章是有生命的。
街道之弊（contre la rue）。街道是人们汇聚的场所吗？也许吧，但这只是肤浅的相遇。在街道上，我们不是相遇，而是在随波逐流。这里的“我们”才是关键。街道不允许建立组织或“主体”，却聚集了一帮不知所向的人。商品世界在街道上展开。那种无法跻身于特殊场所、市场（广场、大厅）、商业世界已经入侵到整个城市之中。在古代，街道只是具有转换功能的寺庙、运动场、广场、花园等核心场所的附属。中世纪，手工艺者占领了街道，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卖家。随后，纯粹的商人成为街道的主人，街道成为商店之间的橱窗和过道，商品成为（挑逗的、诱人的）景观，同时把人们也变成景观并循环往复。尤其在这里，交换和交换价值超越了使用，直到把它化为一种剩余物。因此，对街道的批判应当更进一步：街道成为核心场所的一种压迫，并尽可能地通过这里形成的关系的“现实”特征表现出来，它是脆弱的、被异化的。街道上的移动（passage）、交流的空间，是强制的（obligatoire）和受压抑的（reprime）。在面临威胁时，行使权力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在街道上逗留和聚集。即使街道曾经是人们相遇的场所，它已经而且也只能失去这种意义，通过必要的自我化，把自身分裂成（被围捕的）行人和（受到优待的）汽车的通道。街道转变成有组织的网，它为消费服务并通过消费而组织起来。E19-20
消费的新资本主义结构在街道中展现了它的力量，它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或者是实施压迫的权力（公开的或隐蔽的）。街道、橱窗、展览的商品，显示了商品的逻辑如何夹杂了一种 （被动的）沉思而形成一种美学和伦理学。商品的积累伴随着人口和资本的积累，变成一种隐藏在可读性和可见性特征之下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似乎不证自明。因此我们也可以讨论都市空间的一种殖民化（colonisation），通过图像、广告等物质外观而在街道上形成，也就是通过“物体系”来制造象征和景观。背景的单一化和老街的现代化，为（商业）物品保留了颜色鲜艳的效果和诱人的形式。在权力允许的情况下举行的街道游行、化装舞会和民族节日等，表现了一种漫画般的、对空间进行取用和再取用的外观。
纪念碑之弊：纪念碑在本质上是镇压性的。它是一个制度（教会、国家，大学）的中心。在它周围构魔一个空阿是为了对它进行移植和压制。伟大的纪念碑被看格取者和当权者的荣光。极少数是为了纪念死者和美人如泰姬度等，这些是宫殿和陵基。建筑的不幸在于它试图建立纪念牌，而“栖居”要么在脑海中已经有了那个纪念牌的形象，要么对此漠不关心。纪念性空间向栖居的扩张总是灾难性的，并且隐藏在它的接受者的眼晴之下。因此，纪念碑的光辉是表面上的。尽管纪念碑充满了象征意义，但当这些象征呈现在社会意识和（被动的）沉思面前时，已经过时和失去它们的意义了，就像凯旋门所代表的革命象征一样。
纪念碑之利（pour le monument）。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构思和想象集体（社会）生活的地方。它控制人们是为了让他们相互团结。美和不朽是联合在一起的。伟大的纪念碑是跨功能的（教堂）甚至是跨文化的（陵墓），它们伦理的和美的力量正是来源于此。纪念碑把一种世界观投射到地面上，而城市则是把社会生活（整体性）继续投射到地面上。在它们最本质的意义上，有时候正是在那个使社会特征变得可辨认的普通空间里，纪念碑铭刻了一种超验性、一个远方（ailleurs）。它们永远是乌托邦的。它们从高度和深度上表明了一种都市进程之外的维度，即义务、权利、知识、幸福、希望……E21-22
假定我们把都市现象或都市空间理解为由一些对象一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心理学，或者地质学等地球科学组合而成，这也是不合理的。科学的对象概念虽然方便、易上手，但它是有意简化的，而且可能掩盖了别的意向：碎片化的策略被设计用来促进一体化与综合化，从而被用来巩固权威、模式。即使被设想为关系的系统，即使这些关系与另外的系统相联系，对象也是孤立的。系统的意向性被掩饰在科学对象的“客观性”本质的外观之下。这个被追寻的系统通过建构自身来建构其对象。被建构的对象因此将系统合法化。关于这方面让人烦恼不已的事情是，眼下正考虑的系统会标榜自己是某种实践。城市的概念不再与某种社会对象相对应。从社会学上来说，这个概念是伪概念。不过，城市有一个不可能忽略的历史性存在，小城市与中等城市在一定时间内将会出现。这种城市的镜像或表象会使自己永存，使其条件幸存下来，推动一种意识形态与都市规划。换言之，“真实”的社会学“对象”是一种镜像和一种意识形态！64E58
理性已经呈现出一连串不同的形式希腊思想（亚里士多德）详细阐述的逻辑理性后来被分析理性（笛卡尔与欧洲哲学）以及辩证理性（黑格尔、马克思、当代的研究）所继承。每种形式都起到了批判其先驱的作用，但并没有摧毁它们，这导致了种种新问题的出现。与之相似，哲学理性被西方传统发展，紧随其后的则是工业实践理性（圣西门、马克思等），而工业实践理性最近则被新兴的都市理性所取代。在某个社会而非思想语境中，意见的合理化已经让位给组织的合理化，后者必须吸收关于目的性和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与关于合理性实现的有关问题。说到目的性与意义，抽象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与古典主义的）已经能够维持其意识形态存在，但只有通过屈从于批判的人道主义的审察才行。这反过来生成一个充分发展的（朝向总体性迈进的）、具体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第阶段与人类的想象相对应，这是一种由哲学所呈现与代表的抽象的规划。第二阶段与人们对目标、意义之存在的觉醒相对应。而在第三阶段，全面性（已完成的、相对性的、“总体的”）的概念与意志得到了发展。
家与语言如同话语与都市现实，连同其差别性与关系（无论是隐匿的还是明显的）是人类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 E82
日常生活保留着自发的诗性—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
在工业社会时期，现实性原则压倒了快乐原则，而进入都市社会后，后者压倒了前者。我们如何通过建筑设计与都市规划来表达这种人类的近况呢？在最高层次上即社会的逻辑的层次上，对象建构起一个体系。每个对象在商品世界中获得他的意义体系，同时又充当着商品世界的媒介，把它的意义体系传达给每个行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颠倒的世界是这样一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
    1。中间人取代生产者（工人）与创造者（艺术家、发明家、知识与思想的生产者），他通过占有创造者的活动成果而将承担着创造风险的人置于贫困之中，以此为代价实现自我富足。谁是这些中间人呢？他们是商人、一些其他人，他们成功地将其活动范围扩展至从生产到消费，然后再回到原点的整个流通领域。站在最前台的将会是资本家、食利者或活动家。
2，国家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并将其组织化与理性化能力加以扩展，它致力于实现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它强化对社会整体的剥削，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声称是社会生活即其结构的根本要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社会生活的偶然因素（即上层建筑）而已
    3。官僚制度能够发展出自身的利益以及为这些利益服务的手段，在那里技能与正规知识变成了供官僚制进行选择的手段。
    4。结果表现为原因，目的变成了手段，而手段变成了目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不可能在孤立的个人身上找到，而是由一系列关系或具体的（实践的）社会关系所构成。人类的本质（总体而言）仅仅是一种抽象。
城市把自己书写在它的城墙与街道上。但这种书写从未完成……只是一个草草写就的初稿，更像是东拼酒姿的合架而不是一部作品。路程（parcours）与话语（discours）放比伴随但从末相遇。都市词法（paradigmatique）即一系列赋于事物意义的相关的对立面（中心与非中心、信息与冗余、开放与封闭、公开与非公开）到底能否终结？显然不能。特殊与差异等对立面是对直接经验的顽强反映，能够防止这一对事物走向终结。城市与都市、超级客体与超级符号，并不是完全基于客体与符号这样的概念之上的。然而，它们表明和包含客体与符号，以及指代那些客体与符号的概念。若要理解支配着都市现实中的客体与符号的规律，我们需要在那些概念（系统、整体、分区与布局、群体与组群的社会学）的基础上增加“网络”（交换网络、沟通网络）等特定概念。因为都市也可被定义为网络的并列与重叠、网络的聚合与统一，在这些网络中，有些是基于领土被建构起来的，有些是基于工业，而其他的则基于内在于都市构造中的其他中心。p139
在空间中所确立的差异并不来自于空间自身，而是来自于居于此处的事物，即那些通过并在都市现实中聚集与遭遇的事物。E125 142-3

几世纪以来，这种网络变成了一座迷宫，变成了知识界及其骚动的中心，与商业道路和国家秩序的网格式的规划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奥斯曼（Haussmann）成功地把拉丁区切割开来，却未能消灭这种对抗。E126

不能用都市社区的“生命冲动”（elan vital）来解释空间的结构，如马塞尔·波艾特（Marcel Poete）以柏格森式的语言来表达的那样。空间结构是历史的结果，我们必须将其视为社会“代理人”或“活动者”的作品，视为不断实施推动的集体“主体”的成果，它们间断性地（相对地）释放和塑造出空间的层次。这些主要的社会群体，由阶级和阶级的一小部分以及用阶级特征不足以对其界定的组织机构（例如皇室或市政当局）所组成，它们相互合作也/或彼此对抗。它们的交互作用，它们的战略、成功和失败引出了都市空间的质量与“所有权”问题。E127
isotopics同位空间 Chp2 E38
但直到资产阶级兴起，这种趋势才反过来。世俗的因素被从中心驱赶至那些仍然是乡村的边缘的异位点，后者已经变成了“郊区”、居住的容器，具有非常清晰的异位点形式。在此意义上，异位点在有限的程度上符合社会学家所讨论的失范。失范的群体建构起异位性空间，而这些异位性空间最终被占主导地位的实践收回。E129
日常性不存在于“城市”本身，而是存在并贯穿于广泛的分离之中（活动与生活的瞬间的分离）。批判的方法包括对象与主题的批判、部门与领域的批判等。通过展示人们如何生活，日常生活批判对导致这种后果的战略提出了控诉。批判性思想打破了关于人类现实的各种专业科学之间的界限。它阐明了这些科学的实际用处。它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的出现和紧要性，它将不再是“工业社会”的实践而是都市社会的实践。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批判作为一种行进中的批判，有时是自发性的自我批判，有时是通过概念阐述的，它给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实质性的要素。它通过比较真实性和可能性（可能性也是一种“现实”）而得出它的结论，但它并不需要依赖于某个客体或主体，依赖于某个固定的体系或领域。假设以此为方向，我们甚至可以预测，通过需要和功能性的批判、经济基础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局部和还原性的实践，有一天都市社会学会有其一席之地。E140

战略（局部实践）而非规划
认识论的战略包含：（1）对所谓的都市规划的彻底批判，包括它的含糊性、矛盾性、变种，公开声明的以及隐藏的；（2）发展关于都市现象的科学，以其形式与内容为开端，目的在于通过这两方面的统一而达到趋同。
    政治战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把都市总问题式移至前台而将其引入政治生活中。
    第二，以一种普遍自治的形式为开端，发展一项议程。已经被引入工业中一并非没有困难的自治可以“引发”都市自治。这也能够移至前台转而引发工业中的自治实践。但都市生活与工业二者都要求的不仅仅是自治。光靠自身的力量，指望每个孤立的单位，注定是失败的。都市自治问题与那些工业自治问题不可分离，却比后者范围更广泛，因为它们也牵涉市场与对投资的控制，即一项总体的议程。
    第三，把都市总问题式引入到扩大的、变革性的和具体化的“城市权利”（droit à la ville，英文right to the city）契约系统之中，这种权利不会在中心性及其运动中被排挤出局。E149-150
那些反对和排挤都市实践的人，实际上对它并没有过多的研究。但对于都市规划专家来说，这种实践正好是我在稍前处所讨论过的那种盲域。他们靠它过活，他们身处其中，但他们就是没有看到它，当然也就不能如其所是地把握它。他们完全心平气和地用空间、社会生活、各种社会群体及其关系的表象来取代实践。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表象一也就是他们所提供的逻辑与策略来自何处或者意味着什么。而如果他们确实知道，那么他们的知识便是不可原谅的。E153

……每个空间皆是产物，这种产物并不能从概念思想中产生，而来自于被某个活动集团所控制的生产关系。都市规划专家似乎对以下事实毫无察觉或者有所误解：他们自身在生产关系中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使空间生效，却不能控制空间。他们服从于某种社会命令，这种命令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对象或产物（商品），而是指向一个整体的对象，它是最高的产物和最终的交换对象一空间。现在看来，商品世界的展示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物，还有它们的容器，它不再局限于内容或空间中的物。最近，空间本身开始被购入与出售。不是土地、土壤，而是社会空间本身，因为这种目的或者合目的性（可以这么说吧）而被生产出来。空间不再仅仅是中立的媒介、地点的总和，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实现和分配。它变成了社会劳动的产物，非常一般的生产对象，从而是剩余价值的构成物。154

都市规划：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与“组织化的资本”并非一回事。换言之，它是一个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都市规划组织是一个看上去自由与通畅的区域，向合理性活动开放（即居住空间）。它控制着空间与居住的消费。作为上层建筑，它必然不同于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在都市规划与“都市”之间，即在都市实践与都市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些混淆。这种混淆可以用来解释一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它表面上提出了有力的和严厉的批判，但在它那里都市现象本身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已……只有从意识形态与制度性的观点来看，都市规划才向批判性分析展现了它所隐藏并促成其实现的都市幻象。
都市现象包含着都市实践 E173
作为某种形式去接近都市现实的那套程式，一旦完成了任务它就会自动地颠倒过来。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学来规定同位化与异位化。这些概念一旦出现于都市文本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难道不是因为人类的居住方式获得了它的形式并且呈现在话语之中吗？存在着都市的话语（discours）与路径（paicours）。难道不是因为这种理由或形式因，语言才具有了不同的话语和路径吗？它们彼此不可分割。虽说彼此不同，但语言与居住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惊讶地发现，存在着一种都市的词法（高级的与低级的、私人的与公共的），就像存在着一种栖居的词法（开放的与封闭的、私密的与邻近的）一样，尽管都市和居住皆不能通过某种简单话语或某个体系来加以规定。如果说在都市与居住中包含着任何内在的逻辑，这也并不是某种体系（单纯的主体或客体的）逻辑，而是思想（主体）的逻辑，它在寻找某种内容（客体）。因此，我们对都市的理解要求我们，既要放弃主观性的幻想（表象、意识形态），也要放弃客观性的幻想（因果性、局部决定论）。
因此我们可以把都市界定为矛盾的表现场所，它颠覆了场所之间的分离：在这些场所里，矛盾难以表现，寂静无声，充满了分离的征兆。都市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欲望之所，在此，欲望从需要中浮现出来，欲望因为被承认而被集中起来，爱欲与逻各斯能够（可能）被发现是比肩而立的。自然（欲望）与文化（被归类的需要以及被简化的真实性）在相互的自我批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该过程产生了充满激情的对话。在此意义上，人类的不成熟特征和早熟特征形成，并被交付于爱欲与逻各斯的斗争 E176
问题切入到了事情的核心之处。就理论层面来说，机制问题相当明显：具体空间已经被抽象空间所取代。具体空间是栖居的空间：举止与道路、身体与记忆、符号与意义、（人类）不成熟的一早产的艰难的成熟、欲望与需要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等等。此具体内容，即时间镌刻于空间之中，一种不明白其自身名状的无意识的诗性，也正是被思想所误解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它蜕变为视觉的、几何学的抽象空间。那些绘图的建筑师与创作街区规划的都市规划者好高骛远，轻视了他们的“对象物”，即建筑和街区。这些设计者与绘图师在一种纸墨空间中活动。只有这种日常近乎完全简约化之后，他们才回到生活经验中来。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表达了生活经验，即使他们是在二次抽象中完成规划与计划的。他们从生活经验转换到抽象，再把这种抽象投射回生活经验之上。此种双重替代性与否定性创造了一种幻觉意义上的肯定：回到“真实的”生活。E182-3
都市现象的碎片化：如前所述，这里存在着悖论：都市现象只能被解读为一种总体性，但其总体性却无法被理解。它逃离我们，它总在别处。渐渐地，我试图详尽阐述此悖论的本质，我指的是集中性的辩证法、都市实践，以及都市革命。这三重特征受到了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性的拒斥，它们要为最极端的碎片化状况和最具讽刺意味的区域化情况做出解释。E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