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危机始末

       在20世纪，古巴是一个符号，象征着美洲未能完成其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最高目标，也未能达到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对其寄予的厚望。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相较于其他美洲国家一直较为滞后。1804年，邻国海地摆脱了法国的统治；1821年，墨西哥推翻西班牙的统治，宣布独立；同年，经过与西班牙的浴血奋战，西蒙·玻利瓦尔使委内瑞拉彻底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然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一直维持着对古巴的殖民统治。1868年，古巴人民揭竿而起，发动了争取自由独立的战争，但经过10年的抗争，起义最终失败了。古巴人民又分别于1879年和1895年发动武装起义。最后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国。
       美国军队于1898年6月登陆古巴。美国政府之所以介入，部分原因是美国民众要求西班牙停止对古巴人民的暴行。当时，西班牙对古巴实施的残暴统治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并时有夸大之词。然而，秉承数十年之久的“门罗主义”才是美国此举背后的根本原因。早在1823年，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就宣布，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意行为”，“门罗主义”就此诞生。1898年，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不仅要维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更要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独立。在美国的干预下，西班牙不得不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的主权。
       1820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设想吞并古巴，使其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然而到了1902年，美国政府既没有要扩大美国边界、将古巴“收入囊中”的想法，也不愿意放手让古巴实现真正的独立。1901年，作为美国陆军拨款法案补充条款的《普拉特修正案》得以通过。这项法案要求古巴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并以实现“有效治理”为名干涉古巴内政，这极大侵害了古巴的国家主权。该修正案被写入古巴宪法，使得古巴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也吹响了古巴反对派和革命者的集结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反抗者的数量越来越多。美国取代了西班牙，成为古巴人民竭力反抗的“新主人”。
       实际上，古巴已经成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古巴的农业、矿业、公用事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大部分资产，最终都落入美国之手。为了维护美国在古巴的战略布局和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与古巴当地的庄园主和军方结盟。当时古巴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中，最受美国信任的盟友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他曾在1940-1944年担任古巴总统，随后在1952年通过发动军事政变重新掌权。他与古巴岛上两股最强大的美国经济势力——农业公司和黑手党家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迎合美国游客的需求，在他的纵容下，古巴的赌博和卖淫活动日益猖獗。
       ……随着独裁者的下台，半年前几乎将革命武装赶尽杀绝的反革命力量也随之瓦解。1959年1月8日，革命军攻下了哈瓦那，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入城游行仪式，庆祝革命胜利。巴蒂斯塔曾迫于国际压力将卡斯特罗从狱中释放，而卡斯特罗不管国际舆论如何，对新政权的敌人一律严惩不贷。
       此时,古巴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兴起之势，苏联也开始直接介人这个地区——这种模式在前殖民地国家中屡见不鲜。1960年2月，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高级顾问之一——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元老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访问了古巴。随后，他敦促赫鲁晓夫尽快为这个年轻的革命政权提供经济援助。5月，赫鲁晓夫发表公开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干涉，否则将使用核武器。这是苏联版的“门罗主义”。苏联决意维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使其免受美国的影响。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此举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无论卡斯特罗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都正在古巴蓬勃发展。幸运的是，总统的顾问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项应对危机的计划。几年前，也就是1954年6月，由于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造成了威胁，美国中情局在危地马拉成功策动了一场政变。1960年3月，古巴的土地改革已经开始，但没收美国商业资产的消息尚未公布，艾森豪威尔决定在此时推翻古巴政权。按照计划，美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古巴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回国发动平民暴动，以这种方式逼迫卡斯特罗下台。美国中情局就此制订了详细计划，不过艾森豪威尔已经没有时间执行这个计划了。接手这项重任的是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尽管猪湾事件的部分核心参与者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但总统与美军高级将领之间的怀疑和猜忌仍然存在。双方互相指责，都认为是对方造成了这次惨败。这些将军们希望再次人侵古巴，洗刷战败的耻辱，而肯尼迪则想尽一切办法扼杀这种可能性。在这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相互指责的“大戏”中，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了主要的受益者。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和克格勃，苏联期望得到回报。赫鲁晓夫希望尽快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以借此机会试探肯尼迪的虚实。而猪湾事件的发生非但没有让他举行首脑会晤的想法破灭，反而进一步激起了赫鲁晓夫的兴趣。一个缺乏经验、自信不足的总统，是他能想象到的商讨国际事务的最佳对象。在猪湾事件的打击下，为了恢复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约翰·肯尼迪踏进了这个“陷阱”——两位国家领导人同意尽快会面。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在会见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赫鲁晓夫透露了他解决柏林问题的计划。他提议将西柏林变为一座自由城市，这意味着美、英、法三国军队必须撤出西柏林。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相当于向这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西方三国不接受他的提议，苏联将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退出1945年签订的四方协议，并将西德通往柏林的通道管理权移交给东德。此举将很可能导致美、英、法等国与东德之间的武装冲突，许多人担心这一地区冲突将进一步升级为全球军事危机，甚至是核战争。因此，在准备与肯尼迪举行维也纳会晤时，赫鲁晓夫把柏林问题当作首要议题。他的计划是把肯尼迪“吓”出这座城市。
       柏林危机愈演愈烈，这在赫鲁晓夫当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6月，东柏林的一场工人罢工运动演变成一场反对东德共产主义铁腕人物瓦尔特·乌布利希政权的运动，最终这场运动在苏联坦克的镇压下失败。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起行动，逮捕了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举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最高领导集团中的一号人物。对贝利亚的指控之一就是他准备在德国问题上向西方让步，放弃在东德开展的社会主义实验，并允许建立一个统一的、披着资本主义外衣但实际保持中立的德意志国家。
       赫鲁晓夫巩固最高权力的第二个关键步骤，就是在1957年7月与占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席位的反对派一决胜负。这次对决也与德国问题密切相关。赫鲁晓夫提出向经济低迷的东德提供价值30亿卢布的贷款，而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反对派对此感到不满。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立场。随着政敌逐一下台，“反党”团体被击溃，赫鲁晓夫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牢牢掌控在手中，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东德即将崩溃的经济。
       肯尼迪必须回应赫鲁晓夫的挑衅，但又不能因此加剧紧张局势，让赫鲁晓夫所谓“序幕”般的冷战发展成全面战争。到目前为止，他不仅没有完成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时就开始筹备的古巴入侵计划，还不顾前任总统的劝告，准备在老挝问题上与苏联妥协，甚至在维也纳被赫鲁晓夫公开羞辱。肯尼迪必须做些事情来改变赫鲁晓夫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国内反对派对自己的看法——这些人认为肯尼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统，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青尼迪回想起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论文结论是英国在二战初期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军备松弛。基于这种考虑，肯尼迪开始向公众展示他积极备战的决心。
       赫鲁晓夫需要一个解决柏林危机的方案，这个方案既不是他一直声称要与东德签署的和平条约，也不是剥夺美国进出西柏林的权利，更不能是军事对抗。在当前局势下，也许一个软弱的总统比一个强大的总统更容易引发热核战。赫鲁晓夫心知肚明，他没有什么资本能与肯尼迪抗衡，因为所谓的美苏“导弹实力差距”，真正落后的其实是苏联，况且他也拿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更无法对抗肯尼迪启动的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行动。但是他也不能坐以待毙，柏林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东德民众被西德更高的生活水平吸引，越来越多人离开了东德。由于人们可以在东柏林与西柏林之间自由通行，因此东德民众很容易就能通过西柏林到达西德。……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提出修建柏林墙的做法，希望作为与苏联达成和平条约的垫脚石。
       西柏林希望美加强驻军力量，赫鲁晓夫则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经过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磋商，一触即发的军事对抗危机被解除。赫鲁晓夫首先下令让坦克后撤，美军随后也做出了让步。作为交换，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禁止西德人进入东柏林。就这一点而言，苏联才是这场危机的赢家，但全世界都只看到了苏联坦克率先撤退，就误以为是苏联输了。而此次危机的顺利解决，为之后发生的一场更为严峻的危机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参考。
       （苏联开始秘密在古巴部署导弹后）尽管赫鲁晓夫并不打算使柏林危机升级，但他也不愿意将其从国际议题中移除。对他来说，柏林问题是一个勒索工具，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仍有利用的价值。赫鲁晓夫把柏林比作西方的“睾丸”，并调侃说：“每当我想让西方尖叫，‘捏’一下柏林就好。”他的确“捏”了一下柏林。8月22日，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动作，让许多人认为苏联在与东德单独签署和约这件事上又迈进了一步。他撤销了苏联驻柏林指挥官办公室，这迫使美、英、法三国驻柏林指挥官不得不直接与东德政府进行事务性交涉，从而为东德政权争取到了一点国际合法性。
       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虚张声势，深刻影响了肯尼迪对局势的判断。肯尼迪对国会领导人说：“我认为柏林问题将在今年秋天或圣诞节前以某种形式达到高潮。”
       为了平衡美苏关系，赫鲁晓夫必须巧妙处理好古巴问题，才能既可以巩固他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旗手的地位，又能够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但让赫鲁晓夫和他的手下没有想到的是，卡斯特罗不仅成功解除了猪湾事件带来的危机，还立即公开转向社会主义阵营，这给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带来了重大挑战。赫鲁晓夫对待古巴革命的谨慎态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和他的共产主义战友的公开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声明中，卡斯特罗等人将古巴革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受到猪湾事件的影响，卡斯特罗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行动。因此他坚信，要保卫他的革命成果，就必须将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他迫切需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希望这种团结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古巴能够向苏联出口蔗糖、向苏联贷款购买苏制设备或是从苏联进口石油等方面上，他更需要的是武器装备，特别是导弹。卡斯特罗在1961年9月4日写给莫斯科的信中提到，为了保卫古巴领空，他希望苏联提供388枚曾在1960年5月击落美军U-2侦察机的地对空导弹。他还要求苏联向其提供总额达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苏方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将援助总额减少到约1.5亿美元，而且一直拖延交付。
       苏联对古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意味着苏联在古巴间题上所下的赌注也越来越大。虽然卡斯特罗曾一度被苏联无视，但他提出的将要领导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的承诺终于得到了回应。1962年4月18日,为纪念古巴猪湾事件胜利一周年，赫鲁晓夫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一称呼表明赫鲁晓夫已经彻底抛弃了此前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采取的谨慎态度。这也意味着，卡斯特罗最终利用意识形态将古巴和苏联捆绑在一起，赫鲁晓夫对此也欣然接受。赫鲁晓夫此举并非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与美国的大国竞争和核军备竞赛也是促使他重视维护与古巴关系的重要考量。
       苏联人期待已久的R-16并不是“民兵”导弹的对手。莫斯卡连科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表示，R-16是苏联第一种使用可储存液体燃料的导弹，这减少了发射的准备时间，但即便如此，要为二级发动机加注燃料仍需要大约6个小时。相比之下，“民兵”导弹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准备就绪。更糟糕的是，苏联实际上几乎没有可以用于战斗的远程导弹。赫鲁晓夫手中射程能够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数量十分有限。科罗廖夫研制的R-7A射程够远，但仅有4枚，而且型号过于陈旧,性能也不稳定，燃料加注需要20个小时，这个缺陷使得它很容易成为美国轰炸机的目标。杨格尔研制的R-16在性能上要比R-7A好得多，但R-16刚刚进入部署阶段，而且与发射井相关的测试也才刚刚开始。此外，R-16的数量不过几十枚。莫斯卡连科还指出，R-16 也非常容易遭到敌方导弹的攻击，无法在打反击战时发挥作用。最终结论是，苏联几乎无力抵挡美国可能发动的攻击。目前的状况是，苏联不仅在导弹数量上落后于美国，甚至在导弹质量上也不及美国。换言之，赫鲁晓夫早先就意识到的美苏间导弹实力的差距正在拉大。
       赫鲁晓夫在瓦尔纳的一个海滨公园散步时，突然灵光一现：他要对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苏联的核导弹部署在古巴海岸。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我萌生了在古巴部署核弹的想法。”这似乎可以同时解决他面临的两个问题，既能保护古巴，又能缩小与美国间的导弹实力差距。赫鲁晓夫在黑海岸边找到了这个“包治百病”的“良药”。虽然缺少远程弹道导弹，但苏联拥有很多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由米哈伊尔·杨格尔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设计局设计并生产。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十分关注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并曾警告赫鲁晓夫，这些导弹可以在10分钟内打到苏联领土。由于苏联弹道导弹还要经过数年的发展才能抗衡美国“民兵”导弹，目前要对“木星”导弹进行反制，只能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实现。赫鲁晓夫显然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赫鲁晓夫确实不想发动一场核战争，但他所设想的是极其危险的核边缘政策。对他而言，这似乎是解决当前面临的两项外交难题——支持古巴新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和抗衡美国在核导弹方面的优势——的唯一方案。赫鲁晓夫曾公开表示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捍卫者，还宣称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正在超越美国。现在他必须兑现诺言。
       侦察小组一到达古巴就意识到，6月初访问古巴的比留佐夫元帅对哈瓦那的印象是错误的。比留佐夫在访问结束回国后曾跟自己的下属分享了这段经历，并夸赞了古巴宜人的气候。然而，他对古巴的地表环境以及气候的认知都存在偏差。他以为这里气候宜人是因为他碰巧错过了通常从6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的飓风季。而对古巴的地表环境，比留佐夫更是一无所知，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在岛上考察。回国后，他告诉赫鲁晓夫：古巴的地面植被足以掩护导弹部署作业，美国人不会发现他们。他这样说不过是投其所好，讲了一些赫鲁晓夫想听到的“实情”而已。
       在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导弹不可能躲过美国U-2侦察机的窥探后，苏联军方高层决定调整导弹部队的出发时间。总参谋部改变了原本要优先运送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计划，决定在运送核弹头和配套运载火箭之前，先运送一批防空导弹到古巴。他们想要在美国U-2 侦察机发现弹道导弹的部署之前，让古巴驻军拥有打击美国侦察机的能力。这些防空导弹就位后，他们就可以开始部署R-12导弹和R-14导弹了。
       事实证明这步棋下对了。向古巴运送防空导弹确实起到了掩护随后抵达的核弹头和R-12导弹的作用，但起作用的方式却与苏联人预想的不同。在得知苏联运送了一批防空导弹到古巴后，美方虽有警觉，但并未重视，他们以为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建设仅限于防御性武器，因此忽略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到来。赫鲁晓夫很幸运。
       苏联人自己也掉进了他们为肯尼迪设下的陷阱：如果肯尼迪认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是认真的，那么苏联人则认为肯尼迪只是在玩弄他们。“我们和美国人都在讨论柏林问题，双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注意力从古巴问题上转移开。美国人这样做是为了入侵古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美国感到不安，推迟其对古巴的进攻。”10月30日，赫鲁晓夫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如是说。
       赫鲁晓夫希望利用柏林问题来争取更多时间，以便将导弹和核弹头送到古巴，为可能发生的美国人侵古巴行动做准备。在他看来，当前，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即便如此,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运送导弹的速度，甚至在运送清单上增加了新型核武器。
       赫鲁晓夫做出向古巴运送战术核武器的决定，这表明肯尼迪的声明的确对赫鲁晓夫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虽然这份声明并没让赫鲁晓夫惊慌失措，但也让他变得急不可耐。赫鲁晓夫的这项决策标志着他对古巴局势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也就是从将部署核武器作为威慑美国入侵古巴的筹码和平衡全球核力量的手段，变为准备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虽然在赫鲁晓夫本人签署的文件、发出的声明或回应中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试图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局部性或全球性核战争（如果他真有这种想法，那一定是更偏向局部性核战争，或者说他认为仅通过局部性核战争就能够达到目的），但他向古巴运送战术核武器的决定，客观上令这一设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了可能。
       约翰·肯尼迪显然不太重视外交。……1961年6月的维也纳会晤后，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对他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他愚蠢、懦弱。“如果他认为我缺乏经验，没有胆量，那么除非我们能让他摒弃对我的错误看法，不然，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肯尼迪在会晤结束后接受一位支持他的记者采访时如是说。现如今，面对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事实，肯尼迪必须采取一些激进措施，改变人们认为他是一位软弱总统的看法。肯尼迪倾向于选择突袭方案,对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在过去，一旦肯尼迪在同赫鲁晓夫的私人会晤中被威胁、被智取或被击溃（比如1961年6月的维也纳会晤），他的反击方式就都是回国后要求国会增加国防预算或者征召预备役人员，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警告赫鲁晓夫，也是为了降低自己在国外遭遇外交失败的影响，并维护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威信。肯尼迪通过扩充军力向他的宿敌发出威胁信号。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肯尼迪认为必须动用武力。他的弟弟罗伯特则更加激进。他提议自导自演一场针对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袭击或击沉一艘美军船只，以获得入侵古巴的正当性，并力劝其他与会者同意入侵古巴的方案，即便此举将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罗伯特催促与会者们“赶快行动起来，赶快了结这件事，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然而，肯尼迪和他的顾问团队不知道或者说无法预料到的是，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弹道导弹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就在10天前，核弹头已经运抵西多罗夫导弹团的两个发射场。如果此时对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弹道导弹基地进行军事打击，苏联将很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回击。由于苏联的战术核武器已运抵古巴，苏军总参谋部早已准备好了一份关于允许驻古巴苏联指挥官在受到攻击时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指令，只待签字生效。这意味着，一旦肯尼迪青睐的军事打击计划得以实施，他曾极力避免的核战争将会立刻爆发。幸运的是，他决定按下暂停键。
       约翰·肯尼迪必须做出抉择。中情局关于在古巴发现8枚已进入战备状态导弹的汇报，似乎成了影响总统决策的关键砝码。此时，实施空袭后导致核打击并最终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肯尼迪不情愿地放弃了他领导了整整一周的“空袭”阵营，加入了多数派的“封锁”阵营。会议纪要中写道：“总统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实施海上封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在下星期一或下星期二之前对导弹和导弹基地实施空袭。”这种“封锁”和“空袭”兼而有之的表述是两阵营间妥协让步的结果。有空袭方案为后盾，美方除了向赫鲁晓夫提出移除导弹的严正要求外，不会再同苏方展开任何形式的谈判。空袭将采用肯尼迪从一开始就支持的、“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的方式，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主张的覆盖所有飞行器和相关设施的大规模打击。
       肯尼迪做出最终决定前，耗费了大量时间在不同方案间左右摇摆，这使得苏联能够继续建造导弹基地并源源不断地向古巴运送导弹和核弹头。肯尼迪也不清楚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回应他的这番表态，木已成舟，当下能做的只有静观其变。
       根据主席团的决议，赫鲁晓夫将无视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除核武器的要求。关于这一点，会议纪要中有这样两句话：“无论什么级别的武器，都已交付给古巴。这些武器的作用是保卫古巴不受侵略。”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移除古巴的核武器，而赫鲁晓夫想的是让肯尼迪解除封锁，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实施封锁。“我希望，”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写道，“美国政府应谨慎而为，放弃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会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0月23日中午，这场开了超过12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终于结束了，其间主席团成员们只短暂休息了一次。会后，赫鲁晓夫和主席团成员们共进了午餐。局势似乎已重新得到控制。前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就像刚刚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的肯尼迪一样，想要采取军事行动。不同的是，肯尼迪坚持要实施空袭，而赫鲁晓夫则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在必要时使用战略核武器。十分庆幸的是，由于肯尼迪最后选择了温和路线，决定实施封锁而不是空袭或入侵、赫鲁晓夫也没有批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在寻求正确决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误判和误解，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害怕核战争。
       肯尼迪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美军可能会击沉一艘苏联商船，苏联将对柏林实施封锁，美国将为拯救柏林而空运物资，然后苏联击落美国的飞机。“那时我们该怎么办？”他向参会人员发问。麦克纳马拉的副手保罗·尼采（Paul Nitze）开始列举可能的反制措施：“我们派出战斗机进入空中走廊，并尝试击落他们的飞机……”尼采还在继续阐述各种可能的方案，这时麦科恩又走进了内阁会议室。“你有什么新消息，约翰？”麦科恩回答说：“这些船原本都是要向西航行，开往古巴的。”他不知道这些船此刻在哪里，但他知道“苏联方面要么已经下令让它们停止前进，要么就是让它们掉头返航”，因此这些船正在驶离古巴。在麦科恩列出的6艘船中，就有“基莫夫斯克号”或“加加林号”。
       当迪安·腊斯克听到苏联船只已经开始驶离古巴时，他对邦迪耳语道：“我们一直在眼对眼，现在我想是对方先眨眼了。”“如果消息属实，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对这些靠近古巴的船只采取任何行动。”肯尼迪建议。“我们不会扣押任何并非驶往古巴的船只。”麦克纳马拉回应道。罗伯特·肯尼迪也放弃了他之前一直坚持的无论苏联船只驶向哪里都必须拦截的立场。“是的,我们最好确保海军收到不允许追击这些船只的命令。”“冗长而乏味的会议继续进行，”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回忆道，“但每个人看起来都跟之前不一样了。曾有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现在似乎一切又重新开始运转了。”攻击苏联船只的命令被撤回了。
       这两个对手确实在加勒比海上正面相遇，并且表面上看，其中一方先“眨眼”了。然而事实上，他们压根看不到对方的眼睛，更不用说“眼对眼”了。由于缺乏及时、可靠的情报，这个充满欺骗和相互猜疑的“暗室”变得更加黑暗，当一方“眨眼”时，另一方要花费超过一天的时间才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核时代比信息时代至少早了几十年。然而，就在1962年10月，这个时间差几乎导致人类重回石器时代。
      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正在两难困境中挣扎：他既不允许美国人在公海或古巴海域搜查苏联船只，也承受不起在加勒比地区挑起军事对抗的后果。他清楚，允许美国搜查苏联船只，会让人觉得他软弱可欺，而挑起军事对抗则会导致美国入侵古巴，到那时，核武器的使用将不可避免。他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让那些能够在封锁开始前抵达古巴的船只加快前进速度，同时让那些无法抵达的船只返航。
       根据一份解密电报，他们得知肯尼迪取消了原定的巴西之行，并下令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赫鲁晓夫读了电报后脸变得通红，愤怒至极。……赫鲁晓夫做出了在整个会面过程中最令人震惊的发言：他承认苏联不仅在古巴部署了弹道导弹，还为导弹配备了核弹头。赫鲁晓夫继续说，这些导弹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只能在保护古巴时根据他本人的命令发射。如果美国人不相信他，可以试一试进攻古巴，那么关塔那摩将在冲突发生的第一天就被夷为平地。根据另一种说法，赫鲁晓夫告诉诺克斯，他不想挑起战争，但如果美国决定发动战争，他也做好了准备。
       在赫鲁晓夫口述的私人信件里，他暗示了同样的信息：岛上确实有核武器；这些武器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并处于战备状态；一旦古巴受到攻击，这些武器就会投入使用，进而导致美苏冲突和核战争的爆发。赫鲁晓夫没有立刻将这封信发出，而是计划等第二天先得到主席团的批准再做交排。10月24日，他上床睡觉时下定了决心，倘若美国入侵古巴，他就用核武器来要挟肯尼迪。
       针对赫鲁晓夫那封抗议封锁的官方回函，肯尼迪用一份简短的电报做了回应。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简短的回答指向一个方向，而且只有一个方向：美国人正在准备军事行动。它的目标不仅是古巴，还包括苏联。全球核战争即将在几小时而不是几天内爆发。24日上午，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军事情报官截获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收到的新命令，该命令要求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将防御准备状态提高到2级，这是仅次于公开作战（1级）的最高战备级别。此前，美国战略部队从未处于如此高度戒备的状态。一支拥有1479架轰炸机、182枚弹道导弹以及2962 枚核弹头的舰队正在做好打击苏联境内目标的准备。
       肯尼迪身边的一些顾问认为，提高防御准备状态级别能够阻止苏联对位于欧洲的美方军事目标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赫鲁晓夫更加确信，美国不仅准备袭击古巴，还准备攻打莫斯科。他断定，他前一天想通过博尔沙科夫传递给肯尼迪的那封私人信件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记得，赫鲁晓夫在慌乱中召回了那份他已经下令发给肯尼迪的私人信件。不仅如此，他还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并提出一项与之前论调截然相反的提议。赫鲁晓夫开始打退堂鼓了。
       ……他表示自己对古巴的政策是一次胜利，而不是失败。“我们现在让古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促成了两种制度的正面交锋。”他继续自说自话，并声称他赌赢了。然后，他又通报了他准备向美方提出的交易：“肯尼迪对我们说‘把你们的导弹从古巴撤走’，我们应该回复‘让美国坚决保证并承诺不会攻击古巴’。这么一来还算不错。我们可以撤回R-12导弹，把其他导弹留在那里。”他在这里所说的“其他导弹”指的可能是战术核武器。
       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早些时候报告的那样，卡斯特罗预计美国将在未来1-3天内以空袭或登陆战的形式发动袭击。卡斯特罗承诺，古巴人将“对任何形式的侵略采取强有力的坚决抵抗”，但他警告苏联领导人，“帝国主义者们也可能对苏联发动核打击”。“面对这种情况，”卡斯特罗继续写道，“现在应该考虑通过主张合法的自卫权来消除这种危险。”事实上，他建议赫鲁晓夫率先使用核武器。这位古巴领导人写道：“无论这一决定有多么困难和可怕，我仍然相信，没有其他的办法。”然而，赫鲁晓大收到这封信时并不是这样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古巴方面的提议，他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消极。他最初希望动用核武器对抗美国入侵古巴的决心早已消失殆尽，当下他渴望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军事冲突和核战争。
       赫鲁晓夫的提议如下：“我们愿意将您认为具有攻击性的手段从古巴撤走。我们愿意实施这项工作并在联合国做出承诺。您的代表也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考虑到苏联的担忧和焦虑，将从土耳其撤回同类的手段。”赫鲁晓夫还表示，苏联可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做出承诺，尊重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也要对古巴做出类似的承诺。他还保证，只要在古巴和土耳其问题上达成协议，美苏关系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一未来包括签署肯尼迪一直想要推进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双方可以就这两项协议同时展开谈判，并同时签署两份协议。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赫鲁晓夫准备在禁止核试验条约上做出让步，以实现土耳其一古巴导弹交易。
       约翰·肯尼迪从不认为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对美国或者欧洲的安全有什么帮助——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木星”就是个靶子。因此，10月16日讨论的那天，肯尼迪好像已经忘记了“木星”的存在。他被赫鲁晓夫突然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举动震惊到了，已经想不起美苏在导弹方面有任何相似的做法。麦克乔治·邦迪和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提醒过他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核导弹的事实,但肯尼迪还是不愿意将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于1959年在欧洲的做法相提并论。“但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那次会议上肯尼迪对顾们这样说道。这正是约翰逊想要说的：赫鲁晓夫当下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这与5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处境是一样的。对于肯尼迪来说，没有远程弹道导弹已经是过去时。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正是当下的现实。
       肯尼迪有个更大的想法：用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美国导弹跟苏联做交易。“为什么我们不做得更彻底一点呢？”肯尼迪问腊斯克。腊斯克反对在给联合国准备的声明中提到意大利和土耳其。但肯尼迪不在乎这份声明——他对自己的新想法非常执着。“这样，我们就有借口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木星’了。既然这些导弹与它（我们给联合国的提议)无关，那我们就把它们从这两个地方撤出来。反正我们本来也想这样做的。”肯尼迪觉得这些导弹毫无价值。军方明白，如果苏联率先发起攻击，需要15-20分钟准备时间才能发射的“木星”就是给人打的靶子——更准确地说，就是找打。这些导弹没有威慑作用，反而有可能挑起战事。
       但由于执委会反对古巴-土耳其交易，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参谋长们正在为肯尼迪起草一份建议函，已经快完成了。他们建议总统最早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28日星期天，或者在星期一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后就入侵古巴。这是罗伯特·肯尼迪支持的方案。虽然当下明显有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但约翰·肯尼迪要让赫鲁晓夫给出的这个方案通过还是很困难的。
       当天晚些时候白宫发表了官方声明，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肯尼迪败了，顾问团队胜了。声明强调，此次危机是由苏联对西半球国家造成威胁而引起的，只有苏联停止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谈判才可以开始。声明中没有提到土耳其、意大利或英国。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失败了。赫鲁晓夫不清楚肯尼迪在这笔交易上的真实立场，也不知道公开自己的声明给肯尼迪造成了多大麻烦。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肯尼迪第一次觉得自己与赫鲁晓夫的距离比与顾问们更近。肯尼迪愿意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交易，问题在于，这样做在政治上能否行得通。他是执委会中唯一赞成交易的，其他人都反对。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执委会强烈反对，更在于赫鲁晓夫公开了他的提议。肯尼迪允许赫鲁晓夫突发奇想，也允许赫鲁晓夫放弃最初的立场，但无法接受一个让他看起来很软弱的公开提议。同样重要的是，他要安抚北约盟友，欧洲已经在苏联的核威胁下生活了多年，他要告诉他们，他没有为了保护自己和美国而背叛他们。
      这是个陷阱。肯尼迪不能接受赫鲁晓夫的土耳其“礼物”，因为接受就意味着要“收回”前任总统给土耳其的馈赠。这在政治上不可能行得通。两位领导人都愿意，甚至都迫切想要达成交易，但其中一位提出交易的方式却让另一位无法接受。
       这是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第一次遇到顾问团队如此强烈的反对。肯尼迪的顾问团队与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同：按照规定，中央主席团成员与苏联领袖是平起平坐的，有相同的表决权；而对于执委会成员而言，他们的职责是为总统提供建议，为总统服务。但是，相比于赫鲁晓夫身边的那些人，执委会成员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让肯尼迪头疼的不止他的顾问，参谋长们也反对他，而且古巴也已经开始向美国飞机开火了，肯尼迪只能任由司令官们摆布，军事状况的发展也超出了他的控制。
       肯尼迪与其顾问团队在下午的执委会会议中收到的信息是很令人震惊的：古巴防空炮开始对低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开火，其中一些侦察机被迫返航。麦克纳马拉相信，如果第二天炮火继续，“不管面对的是地对空导弹和（或）米格战斗机，还是地面火力”，美国空军都“必须还击”。他的另一个选择是在第二天对古巴的所有军事目标进行全面打击。
       ……普利耶夫得到了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武器的使用授权，包括防空部队的地对空导弹。问题是,他只能将之用于“击退敌军”。目前，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美国的攻击。但是，虽然当下古巴上空有美国飞机，古巴人也开了火，美军即将入侵的传言如野火般扩散，但苏联指挥官发现，即将入侵和实际入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等到10月25日，班迪洛夫斯基的整个兵团和索罗维耶夫的一个中队都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26日晚，核弹头已被运到了西多罗夫的阵地。到27日，西多罗夫兵团不仅高度戒备，做好了发射导弹的准备，而且准备用核武器袭击美国。肯尼迪的噩梦突然成了现实。
       美国人在斯塔岑科的阵地上毫无顾忌地飞来飞去，格列奇科的防卫任务变得毫无意义。空袭或者入侵随时可能发生，而格列奇科要保护的核导弹基地已经成了美国轰炸机的靶子。
       加尔布兹到达指挥部的时候，格列奇科告诉他：“有一位‘客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我认为应该下令击落这架美国飞机，因为它可以全面侦察我们的基地，而几个小时后华盛顿就会得到侦察数据。”两位将军都知道，普利耶夫禁止在没有他直接命令的情况下向美国飞机开火。但这时他不在指挥部，也无法联系上。格列奇科与其他几位副手进行了商议。他们中多数人是战略火箭军的军官，觉得普利耶夫是骑兵出身，完全不懂导弹，无法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也支持击落这架飞机。加尔布兹对格列奇科说：“所有导弹的开关都‘点亮了’。我们不能让机密信息传到五角大楼。”
       据多勃雷宁所说，对于土耳其问题，“罗伯特·肯尼迪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答复”。罗伯特实际上正等着一个谈论土耳其问题的机会。他告诉多勃雷宁：“如果说这是实现我之前提到的提议的唯一障碍，那么肯尼迪总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对于总统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公开讨论土耳其问题。”罗伯特继续说道，向多勃雷宁解释肯尼迪总统的提议，“从形式上来说，在土耳其部署导弹基地是北约理事会的一项特别决议。美国总统现在单方面宣布从土耳其撤出导弹基地，便会破坏北约的团结，影响美国作为北约领导者的地位。苏联政府想必也很清楚北约内部向来争议不断。简言之，现在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会造成北约内部的严重分歧。但是，肯尼迪总统愿意就这个问题与赫鲁晓夫主席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要从土耳其把这些基地撤除，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罗伯特·肯尼迪成功地将“另外的这条消息”传达给了多勃雷宁。但肯尼迪总统交办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确保这项交易保密。罗伯特对多勃雷宁说：“土耳其一事，肯尼迪总统不能公开表态。”据多勃雷宁所说，罗伯特强调，约翰·肯尼迪总统“对土耳其的看法非常机密，除他们兄弟二人外，华盛顿方面的知情者不超过三个人”。肯尼迪不可能确保多勃雷宁和赫鲁晓夫会守口如瓶，但他明确指出，美国只会在保密的前提下兑现这笔交易。
       总统已经决定了要与苏联做交易。当然，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个任务能够成功。毕竟，外交中的秘密协议通常是在盟友或准盟友之间达成的，而不是处于重大军事冲突边缘的两方。新式核武器使得美苏两国都面临核毁灭的危险，双方需要找到某种互信的方式。
       这些并不完全是政治宣传。赫鲁晓夫在核战争的边缘选择让步，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确实对此非常感激，也的确有一些人认为危机以这种方式结束是美国的失败。10月28日，也就是世界媒体纷纷报道赫鲁晓夫接受肯尼迪所提条件的那一天，巴西驻美大使罗值托·德·奥利维拉·坎波斯曾表示,因为当时古巴被认为是需要自我保卫的国家，“美国的道德立场受到了挑战。而且尽管危机是因赫鲁晓夫而起，但在秉持中立主义的国家看来，他现在是一个和平缔造者”。
       但是，在苏联阵营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以外，赫鲁晓夫更多地被看作失败者，而非赢家。在美国，人们认为肯尼迪才是胜利的一方。10月29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苏联让步，告知总统基地工作已叫停，渴望谈判”。奥利维拉·坎波斯也感受到了美国官方的愉悦气氛。“在华盛顿，人们认为：（1）这起事件证明北美有关核武器的指控是正确的；（2）苏联承认当下北美的核力量占据优势，这证明了五角大楼的判断；（3）过去4个月苏联付出了极大努力，每天大约花费100万美元，最终却回到了原点，仅从美国那里得到了不会入侵的保证。而此前华盛顿已经单方面声明过不会入侵。”同样的情绪也在西欧广泛传播。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都声称在此次危机中占了上风。但是，如果说肯尼迪关心的是如何确保并利用这次胜利，那么赫鲁晓夫则更关注如何解释他的立场突变和在土耳其问题上明显的让步。而且，他一方面要解释自己的立场变化，另一方面还要忙着遮掩肯尼迪送来的“大礼”——古巴-土耳其导弹交易。无论他对别人说了什么、别人对他说了什么，后续事态的发展说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态度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他之前觉得这位年轻的总统缺乏经验、软弱不堪。这时，他眼中的肯尼迪已经是一个不会再任人摆布、必须予以重视的强大对手。赫鲁晓夫学会了尊重肯尼迪。
       但有一位拒绝宣布胜利的领导人，他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在与肯尼迪达成的协议中，卡斯特罗的声望、古巴的安全是其中的核心——卡斯特罗才是受益最多的一方。古巴不仅避免了被美国入侵和占领，也摆脱了在核战争中覆灭的厄运，卡斯特罗的政权同样得到了不被美国入侵的保证。但是，卡斯特罗的感受则有所不同。他认为自己不仅失去了已经部署在岛上的导弹和核弹头，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首脑，如今颜面扫地。他不愿牺牲自己的声望。他的不满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尊严受损的问题，更是古巴领导层和革命支持者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们感觉被人出卖了。
       赫鲁晓夫终于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麻烦，而且这个麻烦还在逐步扩大：“卡斯特罗不明白这些许诺在我们的行动中有多大的意义，他完全不懂政治策略。”赫鲁晓夫回忆道：“应该说他非常敏感，从各种角度猛烈抨击我们。卡斯特罗的“革命主义’、极端主义愈发偏激，而我们的道德立场受到了质疑。我们在古巴的声望不升反降。”不但苏联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受到了威胁，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也面临挑战。
       卡斯特罗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决心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的独立形象。10月30日下午，他在哈瓦那的总统府迎接了一位从纽约来的贵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这一次，他要证明自己不受美国和苏联的摆布。卡斯特罗拒绝了吴丹的请求，不但不接受联合国针对导弹基地的核查，而且不同意在古巴港口核查运载武器返回苏联的船只。这次会议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卡斯特罗一直在讲国家主权和羞辱，吴丹则始终在谈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肯尼迪坚持认为在古巴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应包括撤出伊尔-28轰炸机。赫鲁晓夫一定觉得自己中了圈套。苏联已经拆除了弹道导弹,美国承诺的解除封锁却还没得到执行，美国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也还没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正式确立。他在古巴的一番冒险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还搞砸了与美国、古巴两国的关系。而美方所做的另一个承诺——拆除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仍要保密，当下更显得遥遥无期。面对肯尼迪的坚持和卡斯特罗的强硬，赫鲁晓夫仔细研究了事态发展。至少就目前而言，除了轰炸机之外，他还希望把战术核武器“月神”导弹——美国尚未发现它的部署——留在古巴。
       肯尼迪在信的结尾用建设性的语气承诺，一旦当下的问题解决，美国就会针对不人侵承诺展开谈判：“第一步是启动伊尔-28的撤离工作，解除封锁——二者都是局势紧张的根源。基于此，其他方面的谈判便可以继续。”这封信于同一天交给了多勃雷宁，还附带一份警告：“此事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如不能取得进展，那我们很可能再次陷入局势愈发紧张的境地。”
       提出要求、语带威胁的人又一次是肯尼迪，而非赫鲁晓夫。两位领导人很早就互换了角色。如果说，双方早期的议程和节奏主要由赫鲁晓夫来掌控——即使他是在退让，那么现阶段则是肯尼迪在掌控一切。他与顾问团队有一种赢者通吃的心态。他们不再认为赫鲁晓夫会为古巴挑起核战争，因此在迫使苏联做出更多让步。
       来自肯尼迪的压力越来越大，赫鲁晓夫动用核武器的意愿也与日俱减。一面是卡斯特罗和他充满活力的世界革命理想，另一面是自己国家的利益——苏联不愿与美国开战。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接受肯尼迪的提议时认为他可以二者兼得。但当下，革命者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并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
       赫鲁晓夫口授了给米高扬的指示。他强调，古巴为了阻止美方的飞越侦察而开始向美国飞机开火，这可能会引发战争，“现在采取这类行动将引发军事冲突。如果继续坚持，冲突还会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做法既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也缺乏合理依据”。赫鲁晓夫指示米高扬向古巴提供另一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如果古巴的同志不愿就此问题配合我们，不愿采取行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避免卷入战争，那么我们认为结论已经很明显了：苏联在古巴的驻军对我们的朋友没有意义，”赫鲁晓夫说道，“那就请他们发表公开声明吧，我们也不得不自行做出决定。”
       波利扬斯基接下来强调，这次在古巴的冒险行动破坏了党、政府、军队的国际声望，也破坏了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党和政府的国际地位受损、苏古关系的恶化是苏联最高层才知道和关心的事情，那么，让军队蒙羞则是几千名官兵在跨越大西洋回到祖国时所共同经历的。
       赫鲁晓夫在危机时期的得力助手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际对自己手下的高层指挥官们说：“不管是俄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都从未遭受过这种奇耻大辱，竟允许敌方核查我方的武器运输。”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把马利诺夫斯基视为自己的克星，是帮助赫鲁晓夫引发古巴导弹危机的鹰派人物。但是，在讲这番话时，马利诺夫斯基知道，他表达的是许多甚至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尼基塔·赫鲁晓夫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让古巴免于可能的入侵，维护了古巴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他没能将导弹留在古巴，以追赶美国在远程弹道导弹方面的优势，但他让肯尼迪撤出了部署在土耳其的中程弹道导弹。除了在他自己的叙述和声明中，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因其所取得的成绩而受到赞扬。各方——美国人、古巴人和苏联人——为他的冒险主义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与这些代价相比，他所谓的成功显得无足轻重。
       无论这两位领导人在世人的眼中是赢家还是输家，他们都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份永恒的遗产，而且不只是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恐惧和从中得来的惨痛教训。1963年8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下简称《条约》），大幅限制了威胁地球生命的放射性沉降物，再一次拯救了世界。
       1963年的《条约》为后续控制进而削减核武器的相关谈判奠定了基础。1972年5月至1993年1月，美国总统和苏俄领导人签署了多份协定，限制并实际削减了导弹能力和核武器数量，降幅高达80%。然而，由古巴导弹危机戏剧性开启的控核时代即将结束——我们看到，这些守护世界安全的陈旧协定正在陆续瓦解，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在2019年退出了冷战末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签订的《中导条约》。2019年8月2日，这一条约全面失效。
       随着美俄退出《中导条约》，我们将会进人一个新阶段——核重整阶段：老式核弹将被新的、更精确的也更小的核弹替代。这意味着，战术核武器可能会被投入战场，全世界将会重回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候，冷战两大阵营都将战术核武器作为军事方针的关键部分。尽管世界在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发生了巨变，但仍有两个核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核武器）。两国的关系也每况愈下。
       今天的美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冷战巅峰时期的美苏关系。历经苏联解体，在领土和国际地位上均有损失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完全摆脱核边缘政策，而美国则依然竭力标榜并推行民主模式。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一直存在，双方都有误解彼此意图的无限可能。
       我们不仅面临着旧威胁的复苏，还面临着新威胁的出现。形势比以往更加不稳定，更加危险。核武器与导弹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极大增加了有能力发动核打击的国家数量。印度和巴勒斯坦这一对宿敌也都是拥核国。伊朗发展核技术则引起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严重关切。
       今天，我们仿佛回到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的状态，用丘吉尔在20世纪5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缺乏广泛认同的“恐怖均势”（balance of terror），而且各个国家都在争相改良、扩充核武器。现在是核武器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为了避免核战争，我们必须摒弃一种观念：核武器属于过去,与当今这个时代无关，甚至会自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曾是冷战后学术界和政界的主流观点，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变化。我们应该回到谈判桌上，重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控核进程。我们不能指望再发生这样一场危机让我们的领导人回归理智，因为下一场危机可能会更加严重。
       在冷战的高潮时期，公众讨论把控核提上了政治议程，政府本身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必须重温核武器的历史，重温它所带来的威胁，这样新的控核体系才可能达成。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那些历史并吸取教训，让它们成为从政者行动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