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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巫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然后她也告诉我她有一个十八岁的尿炕儿子，让我问问偏方，给了我一个陕北大山里他妈的地址，让我找到后给她寄去。还托我带一封信到北京，那是一封给中央首长的信。有一天我用她那信擦屁股以前蹲在那儿把它费劲巴力地读了一遍，那上写着它们生产队里来的工作组怎么非逼着“贫下中农”卖了锅碗家具去买高价粮，然后交上去算“余粮”、“贡献粮”，上边再把粮食原封不动拉回来卖给“贫下中农”算是“返销粮”、“救济粮”。还逼着她在米缸底下塞上各种破烂儿上面铺着一层小米儿再放上邻居小伙儿飞快送来的七八个鸡蛋，这鸡蛋走遍了一百多户农民家、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地当儿差点儿没孵出小鸡儿来，就因为上面来了定“大寨县”的检查团。还有工作组怎么把她吊残废了，而她曾是红军宣传队的队员，给毛主席唱过歌儿什么的。最后还问那中央首长是否记得她，还说她现在无法生活，只好搞“迷信”，让那首长给寄五百块钱。
我在那信上找了找没看见她提起年轻时和“首长”睡过觉，我就边看边乐，乐完我把那封信扔到茅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