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

序
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疏远-预设所接触的文化无时间性/历史进程——近来的反思：重新发现历史
中产阶级成形和得胜：1880-1910
解构神话：时间、性、卫生、大自然——看似客观的事物，主观建构，服务于特定阶层——不同于历史学家，本书强调中产阶级通过日常仪式和规范来建构自身文化霸权
绪论
本书研究的是文化定义背后的文化，是19世纪至20 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我们关注这种过程：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习以为常的观念
何谓占主导的瑞典文化很难定义——
有的研究为纳粹德国血与地的军国政策开辟了道路；另一些则被抛弃，因为太过理想化。此后，“文化与人格”学派人类学家的失败尝试，也应引以为戒，例如他们笔下的日本文化和德国文化，其实无非是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镜像。
必需的历史视角——追溯到上一个世纪：例如，中产阶级今天的世界观中对工人阶级的想象如何成为文化产品而被建构
这种研究关注的是文化分化，它也是对有关瑞典国家文化流行看法的一种回应。所谓瑞典国家文化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概念，抑或是在何种层面上存在这样一种集体意识？它如何被建构起来，又经过怎样的过程成为一种共享的经历和认同？我们觉得，在重新建构所谓“真正瑞典”之前，有必要先对它进行一番解构
表面上共同的文化表达形式-稳定不变，不同的群体通过多种方式赋予不同的新意义
所谓“真正瑞典人”：热爱自然与和平、严于自律、严守时间……瑞典中产阶级的品质——考察形成过程
文化霸权可能被发展和挑战的方式——
主要聚焦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扩张中的阶层开始将自身生活方式和观念定义为＂瑞典文化”甚至“人类本性”，同时伴随它企图殖民和改造其他社会群体文化的努力，这些社会群体被他们视作低等文化乃至无文化的代表。
观念和意识形态如何嵌入日常生活
暂时搁置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内部的复杂分化、社会基础、亚文化
材料：民族志档案中关于农民和民俗以及19世纪的研究作品——谨慎-研究者的世界观，中产阶级怀旧情调和理想
Part I 理性与感性：对时间、自然和家庭的认识转变
第一章 拥有时间的人
文化对其时间的建构揭示出人们的思维方式，时间观念的改变反映社会变迁——同一个文化中时间观念也是多种并立
在19 世纪，瑞典社会的上层阶级抱怨下层农民，这与西方人抱怨“原始”社会的理由如出一辙：他们不会掌控时间，终日过着既不负责任、又无纪律的懒散生活。农民们不会精打细算地利用宝贵时间，只知虚掷光阴。当时的牧师、医生、官员和民族志学者就此主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记载
时间的度量方式
时间与劳动的关系：时间基于劳作——语言中的反映——吃饭、闲暇和节庆-年度节律的标志——与其他支配农民生活的周期同步：例如教会
对于“我们”/中产阶级：时间是线性的，守时成为美德，高度理性的当代时间体系-量化和标准化——历史渊源：工业生产-仅从技术革新解释远远不够——
生产技术只是工业资本主义更宏大经济体系的一个因素；工业资本主义改变的不光是人们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以及考虑问题的方式(Thompson 1967) 。
农业资本主义在瑞典的发展：小商贩、无地农民、农场劳工和雇佣工人——对不守时的抱怨在农民中出现&何种盈利方式（按日、年、件）
19世纪初雇主和工人分界还不明确——分化随着大面积种植农业的发展而加剧——报时钟与农业效率和利益：农民越发需要掌握新时间观念——预示着一种新的时间纪律和由掌握时间而构建的权威
时间的新纪律：19世纪的工厂-工业生产的规训方式-福柯关于法国——瑞典：两种文化对抗比英法更明显——规训：1、工厂规章-精细的时间表，2、厂笛（最终成为工场主控制工人时间的象征）
19世纪末，加强工作时间控制：计件工资——促成了后来20世纪劳动分工和“工时与操作效率研究”——对时间的掌控成为工作场所一项重要的权力象征。
不只是工厂，规训时间的手段：强制学习——学校、铃声
它教导孩子们，农民和工人阶级都应该努力达到工业生产为劳动者制定的要求。相反，资产阶级的孩子却被灌输一种更为复杂的时间观，它承载着新的象征和新的道德。这些训练有素的、标准化的时间规范通过工作和学习而被内化，成为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福柯：“进化的时间”——线性的时间观，既定的目标
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合法化过程：有能力和高尚的品德——控制和节约-“抓紧时间，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抓住机遇，精打细算，投资并扩张”
家庭内部和对家庭主妇/孩子的要求也是如此：编制预算和规范时间
生日、周年纪念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意义
与上述信念并存的怀旧：神秘、浪漫，与农民的现实的怀旧不同——怀旧之情与进步信心的融合：神话故事为孩子们提供模仿偶像，基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托儿所的游戏、罐子上士兵的战斗、史诗的宣读、家庭聚会所表演的历史戏剧、学校教育，还有为纪念某位伟大的国王而进行的盛大游行，所有这些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梦幻，都坚实地嵌入现代以及当代资产阶级对人、社会和国家的观点之中。
行事历作为地位的象征，掌握时间的自由——仅仅是象征性的——时间的暴政，反而被时间控制——新的物质装备
在把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和更为悠久的农民时间观做比较时，千万要谨慎，不要用“自然时间”这个词把传统的时间浪漫化。同样，我们也不能在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和现在的线性时间观之间作截然二分。我想强调的是，每种文化或每个时代组织和历经时间的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
——过去和当代的时间观都是如此
时间的规训不仅是如何利用和安排，也在于关于其的道德判断
第二章 崇尚自然的人
瑞典人崇尚自然-许多人认为自古如此——问题在于：19世纪的农民如何看待自然景观？他们的态度如何不同或类似于当代？——“我们对自然的想象如何被文化编织”
农民的自然：生产领域-多种劳动场所
自然生产知识的积累-长者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参与和模仿学习
实践知识/对自然的认识依赖于经济活动类型和自然资源的类型-农夫、渔夫、伐木工人
各种超自然物/神灵/民间故事——
对自然界中超自然物的信仰构成了农民对自然的感知；也折射出他们世界观中的重要因素，即怎样才是合适地利用自然资源，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适当的，以及对正确与错误的定义。
19世纪，上述的自然界被科学技术征服
人类与自然界的距离
新观念：人是自然界的主人
新的神秘主义：
科学和技术虽然驱除了农民的迷信和自然景观的魔力，但是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又统治了地景。新的劳动分工造就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景：工业生产的景观被理性、算计、利润和效率充斥，另一种却是消闲、沉思和浪漫的新景观一一消费的景观。
不仅是因为工业化，源头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的浪漫怀旧——并非整个大自然，而是没有生产力的自然（荒野）——罗兰巴特：对群山的热爱与中产阶级世界观的契合-攀登险峰，跋涉荒野-对禁欲主义、成就感、个性的雄性崇拜
对景观的评价与道德判断的关联：海岸
日落——经历“自然的”时间——疏远自然的结果，也是对自然的驯化
交通工具的改变——明信片——室内装饰
自然成为“自然”——
19 世纪，自然与非自然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大自然一一这种人类重新创造的景观——被赋予与所有定义为非自然的东西相对立的特性。较之于假的、人造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自然界成为真实、未加矫饰的象征。
大自然成为瑞典超越阶级界线和民族界线的象征——爱国主义将自然与国家结合
对自然、土著/传统文化的兴趣的增长——“建构起所谓传统的、民族的农民文化之神话”——中产阶级希望在自身文化中保有的祖先特征——“传统村庄”成为社区生活的乌托邦原型
对宁静乡村和传统农民生活的崇拜：“在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瑞典，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被认为是进步的意识形态
夏季与大自然的等同
大自然与家庭
中产阶级被自然激起的情感
真正的乡下孩子：不真实——休闲、假期与20世纪初与工人阶级的生活并无太多关联-额外工作——逐渐发展了休闲生活-遭到中产阶级的抱怨-无礼&亵渎自然——对工人阶级：自然作为开放的社会空间，与狭窄的居所相对&经济资源-增加微博收入
中产阶级的其他担心：农民工人与动物的关系-过于亲近&无情——反映的是中产阶级自身的世界观而不是农民对动物的真实态度-实用&经济资源
新科学与农民的经济与意识形态中自由的逻辑和理性的矛盾
亲近&疏远的并行
人们对大自然态度的转变，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大自然更为浪漫，更为感性视角的前提，是逐渐放弃对大自然积极的或是富有成效的利用。
动物与道德——鸟类与中产阶级美德
“小鸟之友协会”——
鸟类都代表着中产阶级美德的典范。很多小鸟都住在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里，在安全的巢穴中细心照料自己的后代。它们也象征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精神，宛若天堂里自由、民主而勤勉的公民。
好鸟与坏鸟的区分——麻雀和无产阶级
在19 世纪，一个专为孩子而设的动物世界被营造来，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为某种特定的教育目的被重新创造。动物们的多偶习性被人类改造。在学校教科书里，原本妻妾成群的公鸡被塑造成一家之主的形象，与母鸡和两只小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其他的牲畜生活也被描绘成这种核心家庭模式。建于1893 年的斯德哥尔摩生物博物馆，参观者一进门就可以看见，一只两条腿的母熊温柔地怀抱着两只小熊，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人类的母性。
中产阶级对大自然观念的复杂背景：城市化-科学理念-新的移情作用-阶级冲突
第三章 构建家庭的人
19世纪农民：基于地域-你是谁意味着“你来自哪里，你的亲人是谁”——旧的社会体系不用花费大量精力维护社会等级的边界
新的社会阶层出现-需要标识表明身份认同和阶级边界——个人与集体关系-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个体需要集体和邻居之外的社会依托——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分化-核心家庭-家庭主义
家庭同样是农民社会的基础，但含义不同，基本单位是农场而非血缘家庭
没有现在已婚夫妇的概念，婚姻并无今日谁赋予的象征价值——夫妇的重要性在于经济-劳动
分工男性工作的流动和女性的劳作负担与相互协作
18、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赋予婚姻不同的内涵——消费单位，男人养家糊口、女人作为家庭主妇——情感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爱、亲密等词汇的内涵也是由文化建构的
农民社会限制公共场合的亲密之举：并非无爱，而是以有别于我们的文化举止来表达
19世纪中产阶级对爱情的浪漫理想与父母现实主义的冲突
礼仪的诸多规矩——婚姻领域的重要环节-舞会——举止得体——阶层秩序
订婚的仪式
农民对中产阶级夫妻精神和肉体的亲密感到惊讶——教堂里的座位方式的改变
不仅是中产阶级兴起的过程，放入乡村社会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背景——乡村的社会分化——家庭成员和仆人；有地和无地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二人世界的新观念造就出夫妻关系的新模式。在奥斯卡，家庭中的浪漫之爱，基于两性平等相爱这一虚假预设。事实上，在这场爱情游戏中，明显存在性别差异。婚姻是将两个个体融为一体，却是男性的一体。
年龄差异，男性充裕收入——未婚女性几乎没有创立自己事业的机会，没有独立的自我认同——年长的丈夫成为供养人和保护者——两性不同的道德要求-双重标准与对性别的双重认识
“压抑性的骑士风度”——青春期对性的抑制，男性对异性的好奇与陌生感：
因此，在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丈夫和妻子的交往更为复杂。男人的事业包括在家庭中得到妻子的照顾，从女人那里获得愉快、温和性。这样的结构也使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对女人产生了依赖。除了最受欢迎的家庭暴君的喜剧套路之外，还有另一幅图景：惧内的丈夫和作威作福、诡计多端的悍妇。一些回忆作品表明，比起＂妻管严＂，家庭暴君有更好的现实基础，但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操控权力的手段同样可以掌握在已婚女人手里。
女性利用“柔弱”争取权力，后果：
才被逼着去钻这些空子，间接利用男人们赐予的武器，这其实进一步巩固了男人认为女人天性柔弱的看法，或者女人成就了男人最爱的格言，譬如“女人的心思超出了男人的脑子”。
父母：19世纪更高的道德要求——对童年的重视&儿童教育的新观念：
中产阶级开拓事业，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有一整套全新的个体塑造计划，一种新的性格结构，其关键词是自我实现、自我训练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感
这样的儿童培养计划需要成人的努力：专门教师&父母的角色-与农民社会不同
农民社会：生产劳作-儿童教育不只是父母的课程，群体关注（也在农场仆人、其他农场的人、邻居、亲戚）-孩子组成劳动团体和共同体，与中产阶级儿童教育不同的认同模式
对中场阶级父母教育方式的批评-例如批评体罚：不是农民社会的处境：
这些抗议其实反映出中产阶级儿童教育观，而不是农民社会中儿童的处境，在农民社会这些统统不成问题，也不会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孩子通过参与、模仿，潜移默化地学习在院子里、田野中必备的劳动技能；他们深知，如果惹父母生气或遭到责骂，那一定是自己破坏了什么规矩或违背了某种禁忌。儿童教育是一堂个人服从集体的课。这种模式很少被中产阶级家庭采纳。
新的方式影响了孩子的自我认同——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的教育法，带了了孩子的自我压抑和掩饰——进而影响对他人的看法和人际关系（不信任感-精神性烦恼和精神性疾病）
中产父母的保护，增强了不安全感
禁区和回避的话题——有关性的话题——被置于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的规范下：
福柯认为，性虽然是一种禁忌和难以启齿的话题，一整套儿童教育却要求父母长期监督和积极介入儿童的性方面(Foucault，1978)
家长应该表现出自我控制，以作为典范——禁欲主义（不能溺爱、质朴）&肢体和举止的日常规训-游戏中体现
童年回忆录：中场阶级个性结构和道德的最终内在化
父母—子女之爱——千篇一律的自传作品：受爱戴的父母、对父母充满感激的幸福童年
回忆录刻画的父母形象：
劳动分工牢固建立起来，不同性别角色也已成型；父亲象征遥不可及的敬畏，而母亲则是轻柔、温暖和爱的化身。
对父亲的敬畏和距离感：模糊形象-中场阶级男性的双面生活-与妻子不同，他可以自由来往于家庭和外面的世界
大相径庭的母亲形象：完全正面的形象（温暖、温柔、纯洁、荣光焕发……）——与父亲的角色相关：对应的中介者和调解员
中场阶级儿童记忆中偶尔可见的幕后现实：常由佣人照顾-佣人与中场阶级的标准不符
“家”——房屋设计与中场阶级理想
19世纪下半叶，复杂的家庭装修开始流行-财富、技术革新、社会变迁带来的工人——展示&抵制外部世界-家庭既作为舞台又作为庇护所——对隐私的重视-中产阶级对农民房子的抱怨-专门的卧室的出现
仆人和孩子的房屋安排地位不高——19世纪末，保育室的兴起——与对主仆界线的强调同步
家庭观念与女性、私密、多愁善感交织：
家庭具有不同千公共领域的经济和道德准则。家庭象征安全、和睦、舒适与温暖。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是通过生产领域理性与效率的素质来定义的话，他的妻子则应该充满爱与关怀，相比男人的积极，她们可以说更为消极。在建构新的性别区分时，以职业为导向的经济人角色和以家庭为导向的女性角色形成对反(Cominos，1972) 。
中场阶级的性别重构：
要理解中产阶级对家庭生活的新构想，不得不考虑中产阶的性别重构。例如，较之瑞典传统农民文化中的性别概念，这些新概念基千情感结构的互补。对操控公共领域的理性、自律的男性想象，恰恰依赖新的女性特质。一位可爱的妻子，一个美好家庭的贤内助，变成企图征服世界的男人的宝贵财富。但家庭不仅是女性领地，更是男人的文化喘息空间，在家里，男人们可以更感性，甚至表露出他们文化个性中女性化的一面。在家里隔绝的私密空间里，男人由最亲近、最喜爱的人陪伴，他可以很随便，展露在公共领域禁止流露的情感。
奥斯卡时代男性对女性特质的想象和理想，实际上并不符合女性每天所做的事情：
作为家庭主妇，她们干的活儿更实际。那个时候，经营一个家庭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尤其要达到体面、井井有条、仪式般精细的家庭理想。即使城市家庭，主妇们也得把心思用于维持生计而不是弹钢琴。公务员、工厂主、小职员的妻子们儿乎没有闲暇做白日梦，乡间牧师和庄园主的老婆们空闲时间更少。
作为课程的家庭：孩子从家庭布局中学习到社会关系和文化准则-社会化的组成部分——例如：
家庭这种默默的、间接的社会化，也许比言辞教导、行为规矩更为重要。父亲书房严肃、古板的色调，一丝不苟摆放的书籍，抛光的书桌，他对认真工作和男人责任的说法等等，恰如孩子卧室的色调和家具选择，无时无刻不在传递性别的主张。
镜子与对言行举止的约束——中产阶级文化准则
何种程度上，中产阶级文化会在20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化“过于简略——需要仔细审视：中场阶级理想和工人阶级的多种互动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梦想
19世纪末，传统秩序瓦解，社会需要道德粘合剂：
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寓于美好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之中。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被驯化，如果他们的躁动和雄心能够被导向内部，导向家庭与家人，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但这种改变发生在道德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各种传播手段-”稳定的家庭生活是一种美德“——并非蓄意，很多社会改革家（以”好生活“、现代化、发展为名），并未意识到改革的道德寓意
20世纪初工人多种的生活方式：接近农业社会——工作对于不同阶级人的不同意涵
工人阶级：房屋的拥挤-家庭生活的不同特征（寄宿者）-孩子的成长环境并不以家庭为中心（邻里网络、往来互借）
经济问题or文化问题：
作为一种对社会有害的事物，这种自甘堕落的低住房标准，被认为是”由于工人阶层不重卫生及不良住房习惯导致"(sou 1933: 14. 25) 。这种充满道德意味的态度，在中产阶级对工人阶层生活的话语传统中一以贯之：鼠目寸光、轻重倒置、对家庭缺乏关爱。他们不理解工人阶层的文化及物质现实。
这一时期有关住房问题争论的另一种论调，是认为工人阶层错误地利用居住空间。
这些布置有其自身的文化象征意义
接触中产阶级家庭标准后的复杂反应：
一方面，工人阶层主妇在经营自己家庭的时候，显示出她们与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庭有序看法上的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当她们打入中产阶级家庭内部，这种内部观察又使她们看到中产阶级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进而她们会鄙视这种表里不一，因为双重标准如此露骨地掩藏在这些陈设背后。
谨慎对待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般传播的讨论——挪用也会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对”受威胁的家庭“的焦虑和关注：
为理解1900到1940 年间有关家庭未来的大讨论，一些关键概念，例如家和家庭，必须被当做强有力的象征和隐喻。我们也许认为家庭是一种很稳固的社会组织，至少相比一百年前。家庭崩解的想象应该是其他社会忧虑的隐喻。它其实映射出中产阶级的自我忧虑，在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工人阶级日益崛起，中产阶级感受到威胁。家庭变迁并不如整个社会变迁那样迅猛。同样的讨论也反映在奥斯卡有关家庭的看法中。
对家庭的想象作为文化武器——过去为现在而被重构出来——中产阶级颂扬的种种美德，更多是对理想生活的渴望而非历史现实
家庭历史学家们声称，核心家庭并不是工业社会的发明，在此前它已很普遍(Lofgren 1984b) 。19 世纪瑞典，发生改变的不是家庭和家户群体的组成，而是家庭关系中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变化。
洁净与得体：农民与中产阶级眼中的身体和灵魂
第四章 身体嫌恶的文化基础
现代的卫生概念、“恶心”的文化史和对不快的描述如果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更大语境的一部分。那些我以为是自然和本能的感觉其实与文化紧密相连。“恶心”、"肮脏”等概念及诸如此类的说法并不是事物的固有特性，正是我们自己赋予了痰盂和沾满鼻涕的手巾以恶心我们自己的能力。厌恶固然是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但我们必须了解是什么东西唤起了这种感觉。
感到不快是社会身份的一部分-作为阶级藩篱：农民与中产阶级对待污秽的不同态度——研究的铺垫：反思什么是污秽-对已有证据的说明
描绘19世纪农民和中产阶级对待污秽的看法困难-材料分散
无意识的忽视——田野工作者的问题&自传的问题：作者不会把他被教导应当压抑和隐藏的东西懈进取-不可见的臭味、欲望和身体
社会人类学家关于禁忌和不洁的理论
屠马者：不能获得完全的社区成员资格——放荡的女人或未婚妈妈也同样——吉普赛人、流浪汉
同样的社会机制今天仍在运行：
有些个体因为种种原因处于我们生存的边缘位置，他们就被划为＂肮脏的＂，或许是“可憎的＂，反正总是”形迹可疑的＂。主要的不同在于我们没有农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固定、制度化的不洁概念。现在人们一般不再认为吉普赛人让孩子得病，与亚述人一起吃饭是危险的，或波兰人特别脏等等，但这些观念就像火种一样潜伏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一遇狂风助势就会轰然燃烧起来。这种态度造出一系列关于移民的笑话来，说他们在浴缸里种土豆、在厨房里炉子上建桑拿浴室、在厕所里存肉、还在阳台上放羊
封建社会农民生活中人群啊界线清晰——19世纪末，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工人阶级崛起——中场阶级壮大-在等级秩序中把自己与他人区分——不洁的观念运用增多，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值得考察：这些观念如何在奥斯卡文化中表达，一代代底层儿童如何被灌输不安与羞耻感
主流人群：只有一种秩序是正确的，触犯秩序则是肮脏的——分类：
当人对世界进行分类，根据自己学到的系统来组织它时，他就剔除了那些无法归类的事物，因此污秽是上述系统分类的副产品。每次整理都会有些事物落在系统之外。
重新理解打扫：实际和象征两方面——重建秩序，满足确定性的需要
关注污秽/禁忌，能发现是整个系统、社会或说文化将“不洁”赋予了特定的行动、人和事
未被命名-词语和范畴之外的事物的作为禁忌——儿童社会化的过程
众多禁忌聚焦于身体的界限：生理机能、排泄、流汗、快感——区分”我“与”非我“
考察禁忌和不洁的作用方式，看被排除在外和处于范畴之间的事物——有趣之处，不洁的同时赋予特殊力量（血液、吉普赛人）
不同情境的不同：家庭与公共场合——家庭中也有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
对身体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如何起作用都是社会的反映
不洁的观念对现状的捍卫：
不能掌握自我控制这种生活方式、学不会这种法规的人们就要冒着被取笑和流放的危险。来自上面的阶层的蔑视和来自下面的阶层的羞辱分别从两面保卫着社会的界限。为了说得更清楚点，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这些禁忌导致了社会分层，它们的作用只是维护巳经存在的分层
身体想象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
卫生的观念：文化对自然的胜利——试图在自然中创造秩序：养孩子的例子
文化（人为）与自然的关系曾被用于解释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女性被视为更加接近自然：
妇女的生理机能使男人认为她们更接近自然。妇女通过身体必然与种族繁衍相联系，每次经期都提醒了她的生物自我，每个孩子的生育和哺乳都是她与自然的联系。男人在种族繁衍的生育过程中却只扮演了间接的角色。女人普遍地从事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转换活动，她把生的材料变成食物，把儿童养育成人类，并清扫家中的自然性的无序痕迹。她被界定为比男人更情绪化也更“自然”，诸如此类。人类学家谢莉·奥特纳说女人作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媒介占据着过渡位置，这可以解释女人的“第二性”角色(Ortner 1974)
第五章 农民眼中的洁净与肮脏
我们很难跳出观念：19世纪生成的洁净观念是理性的——卫生和医疗的发展-与众多由于个人和环境卫生导致的疾病作斗争——肺结核
天真：相信对细菌开战仅是出于医疗动机——关键问题：农民与中场阶级、工人与教授在对世界分类、划分自我与他人界线上的差异
各种描述和价值判断中：农民是肮脏的，中产阶级是干净的——干净成了道德问题，是平等和进步的阻碍：
洁净带来解放。远离阶级区隔的旧瑞典、到达无阶级的新瑞典这条道路也可以说成是远离肮脏的道路。使瑞典农民和工人文明化的重要一步就是让他们省悟到自己生活在龌龊之中，缺乏当水平的个人卫生。
——现在已经开始质疑曾经被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不计代价的清洁？》
需要考察过去农民如何看待自己和环境，如何根据自己的洁净程度划分事物、人群和行动
人与牲畜：今天的农场主-专门的衣服/不与牲畜共同居住——18世纪的农民则相反
今天住所与牲畜棚分开看似“自然”——过去的农民：省路程、利用热量、粪便不是脏东西而是财源——斯科纳的传统建筑形态——牲畜棚：自由（年轻人爱情）、家务活
农民关心牲畜安全，却不在意其本身的身体
农民对待洁净的态度：被精心照料的马和与之不同的牛：
与牲口的关系越是实用性的一也就是说，它们离自然越近一对它们就越少照顾；牲口越是与公开性、声望和文化相连，保持它们的整洁就越重要
动物推出生产领域——人与动物的清晰界限——中产阶级：19世纪，借助污秽的形式，在（文明化的）人和（与自然接近的）动物之间树起藩篱
室内：在盖专门的牲畜棚之前，房屋不仅住人，还有小动物的栖息所和保育室——不仅是传统做法，也有经济原因
打扫房间：按照有文化意义的模式来创造秩序——19世纪的农民并不打扫灰尘（缺少动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劳动是首要职责；灰尘作为防风的材料）——节日会打扫：更大工程的一部分，把屋子从日常状态转化为节日的状态-打扫不是处于卫生，而是实际的、仪式性的行动
对待身体的态度：
描述农民看待身体的方式就是描述在当时社会中身体的角色，并揭示农民的世界观。农民生活和工作中的核心价值表现在一些重要特质中，比如体力、耐力以及忽略小病小伤的能力等。人们关于自身和他人身体的每种理论都包含着社会的维度，它或多或少都是社会的模糊反映。身体能够忍受什么、如何得病及治疗、如何通过锻炼和保健来照顾身体，这些观念都是经个人的社会经验过滤而成的(Douglas 1973: 93)
19世纪的农民：不会因为卫生原因而引起反感-通过脏污显示工作的痕迹、展示身体自然生活的形式——洗澡具有仪式的性质，并非出于卫生需求：神圣的日子——洗澡的性别和等级区分
大家在一年中其余364 天都保持着亲密接触，和其他家庭成员共用水怎么都不奇怪。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圣诞洗浴能否扩展到把家庭之外的人包括进来？划分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可以用同样的浴盆和洗澡水的界线在哪里呢？现存的记述只提到家庭内洗澡的情况，有用的信息却不多。
排泄物：“公开”的原则主导着旧时的厕所——被与道德标准相联系——农民对待排泄的态度是实用而非道德上的——便后清洁——19世纪农场才有了专门房屋供人方便——不关心幼儿的大小便问题，而在中产阶级文化里，早期的排便训练是养育儿童的必要部分
对待其他的身体排泄物也是这样实用主义的态度。和中产阶级认为的一样，流汗是自然的、健康的，而且当然是无害的。人们设想，流汗从内部清洁身体，所以让人像洗过澡一样干净。同样，月经也让女人洁净，对这项保健就没有羞耻的隐秘可言。
但是会认为女性在月经期间“不干净”
不管效果如何，与对待其他身体分泌物同理的公开性原则在这件事上也起着主导作用。可以随意长期给婴儿喂奶，而没有中产阶级妈妈们被灌输的那些感受，就是认为这样照料孩子并且暴露母亲的身体在社交上显得唐
性生活：农民的性生活并非想象中那样开放随意，相反，是高度制度化的，由共享的规则和仪式主导——但是与中产阶级对待性的态度大为不同：农民的不完备性知识；性交很少位于室内（卧室没有情爱寓意）；很少谈论；所有与性有关的事情都是禁忌——劳动和脏话中的生殖器：
人们一边尽可能向孩子们隐瞒性行为的秘密，一边却又公然谈论生殖器，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两面的。农民对性事的关注是出于生殖的实用功能。未婚成年人和已经性成熟的年轻人可以允许有性行为，只要他们订婚了或者有结婚的打算。既然性是专门留给这些人的，它就与孩子无关。他们不能生下孩子，这是性行为的关键。
富裕与穷人味：
新的卫生观念受到农民的欢迎：并非由于泥垢，而是苍蝇、虱子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
清洁成了时髦：没有气味
适当的经济条件使其得以实现——社会经验：
要把人作为社会存在的要求日益增强，对清洁和规训的更敏感的关注就是这一要求的表达
社会分化和家庭角色的变化
富人接受清洁卫生观：
拥有土地的农民财富增长的同时，还有大量无地农民生活贫困。19 世纪是快速无产化的时代，在农业进步及其带来的副作用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靠日益缩小的土地谋生。在瑞典乡下，正是这些饱受贫穷折磨的居民最难转变洁净观。污秽和贫困如影随形，与之相伴的还有恶劣的住房条件、疾病、高婴儿死亡率以及没有盼头的生活。
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
在普遍提到的驯化工人阶级的历史进程中，清洁、自制和规训是一体的重要工具。
第六章 中产阶级的纪律
如果农民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他已有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那么看上去就是合乎逻辑的，有用的，并且——在外部的观察者看来一是能够被理解的。这同样适用千中产阶级关于身体的观念和对于秩序与纪律的理解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被允许和展示的东西在中产阶级那里成为禁忌并消失
人的身体经常被作为社会、家庭、同其他人的关系以及生命中重大问题的隐喻
身体在语言中被掩盖：身体-“形体”；胸部-“胸膛”；脚；胃
对身体器官的控制被中产阶级用来与下层人民相区分：身体排除的气体对于农民和中产的不同
然而都是理性的：
如果农民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他已有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那么看上去就是合乎逻辑的，有用的，并且——在外部的观察者看来一是能够被理解的。这同样适用千中产阶级关于身体的观念和对于秩序与纪律的理解
需要在社会背景下来理解：如何存在，如何发挥作用——将人的身体和动物性自我的约束视为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
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如何在婴儿期形成——在家中进行的怀孕和分娩带来的回避和谎言——使儿童对性的好奇心得以纯净化
否定性行为所产生的孩子对母亲的不安全感
隐藏的身体：中产阶级家庭的文化环境中——
母亲和所有其他家中女人的着装包裹住牙齿以下的所有部位，就好像没有裂缝的盔甲。喂奶，这件属千母亲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成为了一件私密的事儿，只与母亲和婴儿有关。像农民家庭中的母亲那样公开的展示对于她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婴儿在几个月后就会断奶，这种纯母性的欢愉是私密而短暂的。
奶瓶的发明：被视为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对待奶妈的态度
不仅向孩子隐藏，还 自我隐藏：
她被告知自己的身体是引人遐想的，因而也是可耻的。她自己也赞成从男性的角度看自己。浴池是矛盾的场合，关于赤裸的谨慎的规则与日益增强的清洁需求相冲突
游泳非常私密
“保密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不断加剧的、对于被隐瞒的东西的兴趣。”
“在中产阶级的文化中，对男女青年来说理想的情况都是把初次性经验“保留给婚姻＂”——“这种抑制奠定了道德双重标准的基础，使卖淫成为有必要存在的罪恶”——自慰的恐惧：各种手段加以阻止包括医学手段：
医生提供了与手淫进行斗争的进一步援助措施，他们使自慰者相信自己的行为破坏了身体和心灵。
——文明生活和理性社会秩序的威胁：缺乏自律，自然欲望
仆人灌输给孩子社会结构和自身形成的思想，还有两性关系的看法
保持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性：由仆人实践——
每个家庭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必须拥有一个女仆和一个厨师，前者负责管理日常家务，后者购买和准备食物。因此，是仆人们将生食转化为熟食，将自然转化为文化。
照顾孩子-非道德层面——使孩子成为一个文明人：
全世界都是低阶层的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这涉及女性的从属地位这一问传统上，她就一直都担负着将自然转化为文明的责任。同时，这也与中产阶级家庭中仆从的角色有关。
大多出自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孩子会认识到她们是不同种类的人（所谓不良习惯和道德松懈）——“孩子可能从她们身上学到一些父母想要隐藏的东西”
自律的起源：19世纪中叶的社会上层-身体感官的享乐还没有被排斥，19世纪下半叶自律才开始在社会上层传播，但历史更久远，16、17世纪——埃利亚斯：野蛮的消失归功于卫生观念——关于擤鼻子的道德规范——从鼻子到更大范围的身体器官——放纵有害健康的表述
埃利亚斯在理解中产阶级性格形成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指明了控制在整个身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个体将健康形塑为生命的本能。中产阶级文化中严苛的道德由此从卫生和健康观念中产生出来，从思想、语言和行为上强调保持清洁和强健的观念中产生出来。
餐桌礼节的社会功能：教育、家庭、安全感、等级——选择谁共同进餐——在何种场合吃东西（公共场合和街道）——
吃的复杂礼仪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餐桌上，身体和社会是相脱离的。虽然机体的需要——饥饿——得到了满足，但是表达饥饿是不被允许的。进食要有自我的控制。如果可能的话，不能有任何关于食物准备地点的暗示，餐厅不能有烹任的油烟留存。服侍的人员必须穿特定的礼仪服装：仪式场合着黑白色，日常则着蓝白色。
身上的异味是无理的——道德戒律
什么样的社会群体身上有味道，毫无礼节和规则地在热锅和油烟中吃饭？谁对待性毫无节制而且容易发怒和悲伤？自然是那些粗鲁、没教养的工人阶层和无礼、肮脏的农民
作为一种防御机制——
中产阶级经济上的优越性因为他们更伟大的洁净和文明而具有了正当性，工人同他们是在不同等级的。
服饰上的表现："衣着的基本目的就在千展示与体力劳动者的距"——中产阶级很少公开承人，但身体上的厌恶存在——各种慈善是不够的
结论：变动中的文化
百科全书中关于文化定义的转变
要理解早期中产阶级的文化面相，必须重申它对权力的追求其实是同时在两条阵线上展开战斗
中产阶级把自身定义为具有领袖气质的阶层，因为它有诸多美德：极高的道德标准，自我规训和节制，勤勉与
理性，对科学和进步的坚定信念。在它之上或低于它的阶层都不具备这些素质。
中产阶级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一种理性的生活风格——但是他们与旧贵族的关系不能简化为反对，而是互动
与农民文化的关系和态度：
中产阶级把自身定义为具有领袖气质的阶层，因为它有诸多美德：极高的道德标准，自我规训和节制，勤勉与理性，对科学和进步的坚定信念。在它之上或低于它的阶层都不具备这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