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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道德舆论犹在，却对公共权力和私人行为失去了实质性的压力。村民尽管可枚举诸多细节以证明其道德判断绝非“造谣生非”，被评判者究竟如何行事却只能是“革命靠自觉”。进而可以说，无论是人伦标准还是“革命”标准，在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分层过程中，均已不是决定性的标准。
道德舆论仍在但失去压力，现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