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当酒集》试读：茶当酒

我没能亲耳听见毛泽东主席60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我却能感到现场聆听这一伟大声音，每一个人不能自已的激动；我没有经历过旧中国那民不聊生的日子，也没有经历中国近代史上腥风血雨的战争，却能感受那时生活的苦难和战争的残酷；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幸运，因为我们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最初的记忆一定是热火朝天的大干社会主义，大人们都在忙着建设新中国，情况的确也是如此。幼年的我清晰地记着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那些宏伟的建筑至今仍是新中国建筑史上的丰碑。新中国10年大庆的时候，北京为此建成了十大建筑，这十大建筑中，有五座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这些博物馆反映了新中国人民对文化与历史的需求。中国人是有博物馆情结的。我想，这里的原因复杂，但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富饶祖国的掠夺，深深地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这一点是根本原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10年工夫，让全世界看见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建立一个我们一切都能的决心。很多前辈为之努力，为之奉献。张伯驹先生解放后将重金购买的《展子虔游春图》等国宝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朱家。先生将祖辈价值连城的收藏也捐献给国家；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吁，令人感佩。这些影响中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我们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我们文化的绚烂。我们的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汉字。当我们的先人在龟甲上刻上第一个字时，没想到它能够跨越数千年，将信息传达至今日。我们幸福啊！能与祖先沟通。一个美国汉学家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太幸运了，能看懂几千年前的文章，而英文却不能。”原因是：我们的汉字是表意的，英文是表音的。人类的声音一直在改变，人类的情绪一直在延续。比如我们常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出自《论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自《左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出自《汉书》。至于出自《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读来依旧亲切。古人的智慧，通过文字的积累，铸成丰碑。中国字，形象、声音、辞意，三者一体，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漂亮的中国字一字一音，有四声，平上去入，抑扬顿挫。杜甫有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对仗严谨，平仄悦耳。黄绿白蓝，四种颜色，一幅画面。上句满足听觉，下句强调视觉，描绘内容如此丰富，调动感官如此愉悦，只需十四个汉字。联合国有六种官方语言，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凡文件都必须同时出具这六种文字版本，具有同等效力。在这六种文件中，中文文本永远最薄。这表明了中文非凡的表达能力。我们常说国家，国家二字，国是国，家是家。国字的繁体字，中间是个“或”，或与域通假，域是疆域，把疆域框起来就是国。简化字将国中之“或”改为玉石之“玉”，古已有之。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著名的宋代瓷枕，上面写着“家国永安”，这个“国”就是简化字。古人将疆域的“域”改为玉石的“玉”，想必认为中国是一块美玉。再说“家”。中国人一般询问对方，都说“你家有几口人呢”，而西方人都说“你家有几个人”。我们为什么说“口”呢？是因为解决吃饭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头等大事。古代中国，人口增殖表明国家强盛。今天，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我早年在农村的时候，还常常看见农民们吃不饱呢。那时我自己吃一顿好饭，还津津乐道地说上几个星期呢。这个“家”字，实际上就是房子底下养了猪，解决了吃的问题。自甲骨文起，金文、大篆、小篆、汉隶、魏碑、唐楷，汉字随时代无论如何演变，在国人眼中，日还是日，月还是月，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这些简单的汉字稍加训练，任何人都可以看懂。秦始皇统一汉字，功德无量。过去说书先生老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华民族无论历史上怎么分裂，最终一定会统一。这缘于汉字的凝聚力。我们得感谢秦始皇，在汉字的文化基因下，中国人走到哪里，尽管发音不同，凭借汉字仍可有效沟通。新中国建国初期，立刻推广普通话，亦功德无量。今天，我们走到祖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普通话交流，畅通无阻。而在我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时，还常常发生语言不通引发的笑话呢！我们的文化给我们曾经带来过什么呢？自汉代起，唐、宋、元、明、清，我们的祖国曾数次成为世界最强国，为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凡是那时来过中国的外国人，都惊叹中国的文明程度，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盛赞那时的中国繁盛昌明，工商业发达，城市繁华热闹，马可波罗写下的游记，使每一个西方人都对中国无限神往。可是，十九世纪以来，仅百年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开始衰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入侵，都将西方觊觎了许久的东方神秘大门打开，大肆掠夺。今天世界各国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流失的。这长达150年的痛楚，中国人不堪回首啊！我们曾错误地将挨打的局面归咎于文化的厚重，似乎中国人已背负不起。错误地将自己的文化视为落后，使中国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出路，一百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发现出路仍是我们的文化。1995年10月，新疆尼雅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一块织锦的护膊，上面织有八个大字，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那可是汉朝啊！五星红旗的概念，新中国的概念，都还没有呢。可上天仿佛发出了一个预言，一个天意。查《汉书》有载：“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那么，五星红旗和新中国就不是偶然了。今天，新中国走过了60年，60年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是中国人传统的纪年方式，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万物都在同时成长，我看着你们轮回。新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不能设想，1999年就有今天的成就；也不能设想，1989年，是今天这个样子；更不能设想，1949年，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咣当一下子，中国人的生活就和今天一样富足。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全体中国人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灿烂文化，浩瀚无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接受并享受这迟来的愉悦，重新把自己的文化置放在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熟的体现。① 我们今天已清晰地看到，文化的创造力，文化的软实力。汉字的基因构成了我们灿烂的文化，灿烂的文化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传统文化为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同时，教育了国人怎样去尊重文化、善待文化。文化的魅力不仅仅是带给我们感官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带给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尊严。② 镆铘岛人 父亲口吃，时重时轻，关键看什么人在场。按母亲的话，他生怕生人不知道他是个结巴。言外之意，父亲在生人面前，第一次开口就表明自己的弱项，而且总是夸大了这一毛病。我小时候听过父亲做报告，记得我站在礼堂门口，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他结巴一句，好生奇怪地回了家。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一些明星介绍自己，平时结巴，一演戏口若悬河，就深信不疑。父亲行武出身，但有些文化。据父亲讲，他5岁时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天天背他出岛去读书。父亲是长子，估计在封建观念很重的民国初期，还是占便宜的。我的老家在胶东半岛的顶端，有一狭长的间歇半岛，叫镆铘岛，名字古老而有文化，取自宝剑之名。间歇半岛是非常奇异罕见的地貌现象，每天退潮后形成半岛，有一条路与大陆相连，且海底沙子硬朗，可以开车出入，全世界都不多见，价值连城，如开发为旅游项目，肯定是个聚宝盆。可惜在三十多年前被无知的时代无知的人费劲巴拉修了一条水泥马路，还大张旗鼓地上了报纸，当好事宣传了很久。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从那座奇妙的岛屿中走出来，当了兵，参加了革命。因为有点儿文化，一直做思想工作，从指导员、教导员干到政委。父亲曾经轻松地对我说，他们一同出来当兵的人有三十九人，解放那年就剩一个半了，他一个全活人，还有一个残废。 无论职位高低都要历练一番，都要经风雨见世面。我虽是长子，小时候还是有些怕父亲。那时的家长对孩子动粗是家常便饭，军队大院里传染这种风气，所以我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打孩子，觉得真实解气，还有点儿幸灾乐祸。小时候家中没什么可玩儿的，没玩具也没游戏机、电视什么的，孩子稍大都是满院子野。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听得见各家大人呼唤孩子吃饭的热情叫声。父亲叫我的名字前要总加一个“小”字，“小未都小未都”的一直叫到我二十多岁，也不管有没有生人在场。战争走过来的军人对孩子的爱是粗线条的，深藏不露。我甚至不记得父亲搂过我亲亲什么的，人受环境的影响都是不知不觉的，那时军人切忌儿女情长，随时还要扛枪上战场呢！我15岁那年，父亲带我回老家。山东人乡土观念重，他参军后很少回家，回家还要和上级打报告获准。他路上说，十多年没回老家了，很想亲人，看看他爹他娘，弟妹不能都带上，带上你就够了。那次我第一次感到长子的不同。路上火车很慢，他按规定是可以报销卧铺票，我得自费。那年月没人会自费买卧铺，多苦忍一下就过去了，我和父亲就一张卧铺，他让我先睡，他在我身边凑合着。我15岁就长到成人的个儿了，睡着了也不老实，加上当时旅途劳累，躺下就一觉天亮，睁开眼时看见父亲一人坐在铺边上，瞧样子就知他一宿没睡。我有些内疚，父亲安慰我说，他小时候他的祖父还每天背着他去读书呢！我对父亲很亲，但回忆起他来却什么事也连不成个，支离破碎的。父亲写一笔十分有个性的字，熟练之极，其书体独特，找不着字帖可比。父亲很爱写，那年月电话没这么方便，所以常写信给我们兄妹。那个时代，骨肉分离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承受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出去，算是闯了关东。刚去东北干校的时候特苦，吃食堂，没油水。说起来我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空军干校是由废弃的机场临时改建的，空旷中净是些没用的大房子。东北的冷那才叫真正的冷，一直可以冻得你意志崩溃。那时人的思想追求先进，做无产阶级光荣，所以家里什么都没有，在北京启程的时候，父亲还在行李中塞了一口单柄炒菜锅，柄已卸掉，避免太占地儿。有一天，父亲叫上我们兄妹，随他走到很远的一座大房子里，这座房子估计以前是个库房，四处漏风，中间有一个高高的油桶改装的大火炉。父亲拢上柴，支上锅，安上锅柄，变戏法地从军大衣兜里掏出几把黄豆，在锅中翻炒起来。炉子太高，父亲架着胳膊，看着很辛苦，他还嘴里不停地说，火不能太大，大了就糊了。别急啊！我们就满屋子捡碎木头烂树枝，帮助父亲添柴。当我看见父亲被火光映红的脸露出笑容时，父亲说，炒好了，放凉了就能吃了。他高高地欲将锅从火上端下来，一瞬间，事故发生了，由于锅柄转动，一锅黄豆一个不落地瞬间扣入火中，火苗子蹿起一人多高。那天，我的难受我还可以向读者描写，父亲的难过，恐无法说清。就是这样的小事，让我记住了父亲。父亲晚年身体特棒，不幸罹患癌症，72岁过早地去世了。那些日子我特忙，除了帮父亲挑选了一块墓地，其他的都由母亲和弟妹做了。父亲病重的日子，曾把我单独叫到床前，他告诉我，他不想治疗了，每一分钟都特别难过，癌细胞侵蚀的滋味不仅仅是疼，还难受得说不清道不明。他说，人总要走完一生，看着你们都成家了，我放心了。再治疗下去，我也不会好起来，还会连累所有人。 父亲经历过战争，穿越了枪林弹雨，幸存于世。他开玩笑对我说过，曾有一发哑弹，落在他眼前的一位战友身上，战友牺牲了，他万幸活着，如果死了就不会有我了。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说起来都是极偶然的事。癌症最不客气，也没规律跟谁不跟谁，赶上了就得认真对待。过去这关就属命大，过不去也属正常。父亲认真地说，拔掉所有的管子吧，这是我的决定。我含泪咨询了主治医生，治疗下去是否会有奇迹发生？医生给我的回答是否定。1998年12月19日晚上，在拔掉维持生命的输液管4天后，父亲与世长辞，留给我的是无尽的痛。过去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深刻而富于哲理。父亲口吃，终生未获大的改观，但他最愿做的事就是教孩子们如何克服口吃。我年少的时候，常看见他耐心地向我的同学传授一技之长。他说，口吃怕快，说话慢些拖个长音就可解决。一次，我见他在孩子中间手指灯泡地教学：灯--泡！开--关！其乐融融。父亲走了整10年了，我什么时候想起他什么时候怅然。有时候一个人独坐窗前思念父亲，他的耿直、幽默、达观等等优秀品质均不具体，能想起又备感亲切的却是父亲的毛病--口吃。反倒在这时，痛苦的回忆让我哑然失笑，让我能提起笔来为父亲写这篇祭文。 怀念秦公 秦公耳聋，凡不便立即作答的事情他立刻就聋了。不知他的左耳听力优于右耳，还是劣于右耳，他常把左手罩在左耳上，侧首倾听。与秦公熟识的人都会知晓他这个经典动作。一个人的乐趣全在自己把握。工作与生活分开是一种乐趣，分不开也是一种乐趣。在外人看来，秦公属于那种没有生活情调的人，只有工作，不顾其他。他办公室后面藏有一间小屋，纷杂窄仄，内有一铺，说床就豪华了。这张铺是他的窝。无论白天夜里，困了就眯上一觉，醒来时习惯双手向后，捋捋稀疏的头发，活动一下沉睡的思维。我常笑他是婴儿觉，短且多，困了就睡，睡会儿就醒，所以他习惯熬夜。按理说，岁数稍大就不能熬夜了。他不然，喜欢熬，尤其喜欢有人陪熬。在很多夜晚，我陪他聊，熬鹰一样到天明。没人陪时他喜欢独自看电视剧，武打言情是他的最爱，这与他早年练跤有关。他有一帮老跤友，聚齐儿时常常沉醉于年轻状态，让外人看着有些可笑。我曾贸然和他试过身手，他一上手就吓了我一跳。我怕他手重，把我后半生毁了，没等惨剧发生我就告饶了。看得出他很得意，说赶明儿找个垫子再来，摔不疼你的。他走了，就没这个机会了。我小他一轮，同属羊，见第一面就视他为兄长。我年轻时酷爱古董，今天与谁说都相信，可20年前没什么人愿意搭理。我进入这行是个另类，尤其年轻，显得怪癖。癖是病字偏旁，病态。在一个民族从灾难中走出来，蓬勃向上之际，我是沉舟侧畔。遇见秦公，只三言两语，便有知遇之感。忘记谁告诉我宽额大耳慈眉善目的他叫秦公，我以为是尊称，如张公李公，便口无遮拦地一通乱叫，错是没错，但多有不恭。后来有一天，我知道这是个误会，便向他解释道歉，出了一身大汗，觉得十分不好意思。他也不计较，说他没这感觉，习惯了。早年我尚有一份官差，在出版社充当编辑，业余时间全花在琉璃厂，逛书店，逛古董店。那时的古董店不如现在亲切，并不欢迎我这种没有外汇券的人。可能我也多少挂相，有投机之嫌。现在翰海拍卖公司的大堂，那时叫韵古斋，主营瓷器，二楼是内柜，专门为高级干部所设。以今天的标准里面每件都是国宝。那时，瓷器是我的至爱，甭管是什么，我一见就迈不开步，两眼犯直，旁若无人。韵古斋的营业员大都是女的，喜欢家长里短，我就借机与她们交流，以博好感。其实全是为了贴近瓷器，至今想起来仍觉可笑。那时我对瓷器的痴迷程度一般人不能想见，可秦公的专业不是瓷器，是碑帖，俗称黑老虎，可见难度之大。若按古玩行旧式划分，这属硬片软片，隔着行呢！可我们仍有得聊，天南海北，信马由缰。后来，翰海成立，他常叫我来凑热闹，我也愿意多个学习机会，几乎成天泡在一起。那时虽累，但各类古董云集，目不暇接，十分享受。今天的收藏热很大程度上是拍卖造成的。八十年代，买个古董很容易，只要有钱。一件心仪的古董在店里摆上几年是常有的事儿。截长补短地去聊聊，去杀价，大有追求美人之乐。可有了拍卖就不一样了，一件拍品在一分钟之内就要决出胜负，残酷之极。可就是这种类似摔跤的销售方式，引起了秦公极大兴趣。秦公那种没日没夜的工作方式，谁也顶不住。好拍品一出现，他如孩童般地炫耀，反复给来人显摆，以逼人的热情介绍艺术的高雅与获之不易。许多拍品就是在他的力荐下屡创新高。我有时开玩笑说他是天下第一卖家，其煽动性令我辈望尘莫及。那些年我们常出门云游四方，征集拍品。无论到哪儿，都会有一大伙人凑在一起，山呼海啸。对古董着迷的人都是各路神仙，一说起古董就眉飞色舞，摁都摁不住。秦公出门愿意带上我是因为我能解闷，还能圆场。记得有一年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刚开张，以低价招揽客人，我们便占便宜住下。早晨在咖啡厅等人，可能是秦公不修边幅，小姐就告之坐在此便要消费，否则得站着。秦公一听火冒三丈，说我消费，来二百个茶鸡蛋。我瞥了一眼餐台，上面最多就二十个茶鸡蛋。小姐先是一愣，后就哭了，伤心得很，没见过北方汉子有如此肚量。我马上两头相劝，小姐委屈落泪，背着身肩膀一耸一耸的。秦公一见，立马怜香惜玉，口气软了下来。出门后我问他，如果餐厅真有二百个茶鸡蛋怎么办？他说当然给钱呀！江湖四海得不行。这些都是小事。写此篇文章时，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秦公走了快5年了，我在闲聊时常说起他的旧事，他为人的厚道，许多不认识他的朋友听了也感慨万千。韩愈曾有诗句：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如果我出生之日是起点，到现在为一站的话，下一站也就是后半生绝没前半生的日子了。这样说，也算是衰暮了。秦公走得忒急了，我一想起他就是侧耳倾听之貌。也不知他是在听还是在想。他耳聋，熟悉者皆知；但不知的是，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 书房之乐 中国封建社会高速有效运转了2000年，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以文人为中心转动。“学而优则仕”成为层层统治者的必由之路。科举制度让每一位梦想成功的文人看到了前途，让文人看到光明从客观上保证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强大而坚固，这也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长了欧洲封建社会整整1000年的根本所在。文人要好好读书，古代科举制度的严酷从数字即可看出。隋朝确立科举制到光绪末年废除，一千三百余年的时间内，中国只出了六百多个状元，五万余个举人。平均两年全国出一个状元，一年仅出四十个举人。这个数字让今天的状元们？莘莘学子们不寒而栗。文人读书的经典故事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股等等，发奋图强可见一斑。文人的梦想除去学富五车，更多的恐怕是四壁图书的书房了。这对历朝历代的文人都是一种奢侈。书籍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包括今天都是昂贵的商品。封建社会的印刷术较之今天十分落后，尽管历史上有毕升，但仍难解天下文人之渴。藏书，以便随时方便可用，为其建房，就成了书房。写书的书房与读书的书房有些不同。写书的书房工具书多，专业书多，闲杂书少。读书的书房则反之，注重怡情。早年我当编辑的时候，书房与客厅与餐厅与卧房共处一室，环顾四周，最乐的事就是看书。此书房看书非彼看书，是欣赏书的陈设，不是阅读。欣赏满壁图书之乐，我以为仅是文人之乐。后来发现，随着商业大潮，许多商人也有此乐，而且有些颇具创意。满壁世界名著，古典名著，整齐划一，气势恢宏；更有甚者满墙都是只有书脊的假书，如同砖头整齐码放，其优点是节省空间、节省时间（不用去读），比摆真书还多了一层质朴。我坦白地说，我书房的书有些也是摆设，虽前后淘汰过数次，依旧有滥竽充数者久久混迹于书架之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小时候，读书乐趣最为高涨的时候，正是最没有书的时候，每抓到一本可读之书真的是废寝忘食。后来有了房子，赶忙亲手打制了一个书架，放上心爱的图书，其情其景其乐至此历历在目。再后来，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书房。用金属与玻璃做书柜是违背了我的初衷的。我向往的书房是黄花梨架格，紫檀书案，樟木书箱遇阴雨天一定要散发着香味。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按古法炮制书房得个几百平方米，才能游刃有余地使用或欣赏。而目前的三十二平方米只能这样绞尽脑汁开发空间，八组七层，上下两层用时十分不便。书之重，常超乎人的想象，所以叠压的书柜一定要用有强度的材料方能胜任，金属支撑就缘于此种考虑。人生会有许许多多遗憾，比如说没有书房时想书房，有了书房想奢侈；但这些遗憾比起精力下降、视力减退来说，已不算什么。现在每当我戴上花镜，秉烛夜读之时，最苦恼的是扛不住疲倦的诱惑，完全没有了年轻时夜读的兴奋劲。四十岁以前，读书或写书到东方既白是家常便饭，而今天此时已是思绪混乱，字迹歪斜，心灰意懒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康有为曾撰写过一龙门对：读万卷书，赋万首诗，算称名士；供一瓶花，留一窗月，如对美人。我在想，哪一天我如能够建造这样一间书房，再重金购得此对，则余愿足矣。 故宫是一本大书 发现故宫的壮美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故宫已经开始静园，很快视线里就看不见人了。白雪覆盖的旧皇宫让人感到肃穆。我实在回忆不起来第一次是如何进入这座宫殿的，以至于要表达对故宫的敬意时感情受挫。当然，也就无法统计去过几次故宫，几百次总是有的。这和在故宫工作的人相比微不足道，但对于我却十分重要。我喜欢故宫。早年热爱摄影的时候，走进故宫，故宫的每一个角落都泛着古老的光辉，都在楚楚动人地诉说着诱人的故事。这种诱惑，至今想起来还心旌荡漾呢！但故宫对我还有更大的诱惑。年轻时候的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喜欢上陶瓷，并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好像除故宫之外，看不见任何古陶瓷展览，书也只有一本《中国陶瓷史》。恰好又赶上故宫在“文革”后再度向公众开放，买票随时可进。故宫的展览就成了我的教科书。那是一本真实博大的专业书籍，每时每刻都在向你展现，向你炫耀那辉煌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宫陶瓷馆除重大活动，很少有人参观。冷冷清清，尤其冬季，紧裹大衣的工作人员手捧冒着热气的水杯，有时你进去他或她都懒得看你一眼。千百年来先人的遗存都静静地躺在柜中，心中充满委屈。展灯总是不亮的，大量的日光灯管都在超期服役，累得一闪一闪的。我现在倒是看不见这种闪烁的日光灯了。灯只在亮与灭之间选择，不再有忽明忽暗的尴尬。隔着玻璃看陶瓷已是没辙的辙了，再加上不干活的日光灯，对我这样的如醉如痴喜爱陶瓷的人来说，未免让人感到残酷。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没有改进。我只好自我改进了。我咬着牙买了一个三节手电筒，这是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没有多少人家中有这样大的手电筒，再说电池也不便宜呢！三节大手电拿在手中不仅是重量压手，更重要的是体积硕大，拿在手中特别神气。我揣着这样的手电筒第一次进陶瓷馆的时候，当我摁住开关，一束银白的光束照在想看的陶瓷上，兴奋异常，大有擒获猎物之乐。我从来没见过陶瓷馆的工作人员动作如此敏捷，一个箭步，飞身站在我的身边，并大声呵斥：你要干什么！我心虚地说：我看不见！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看得见嘛！用电筒干吗？我只好解释：你所说的看得见是指东西还在那里，是你们的职责；我所说的看得见是要看清楚每一个细节。工作人员狐疑地说：看细节干吗？我无法向其说明看清细节对我的重要性，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我那时还不好意思说我在收藏，需要比对。故宫这本大书，可供你随时翻阅。每当我遇见问题时，就会骑上车去故宫。时间久了，心疼买门票的钱，就以找人为借口，一钻进故宫就直奔陶瓷馆，流连忘返其中。记住每一个细节是陶瓷鉴定的必须。但在无人交流的年月，记住细节是件奢侈的事情。有时候我自以为记住的细节，一碰到具体问题就立刻变得模糊起来，心虚得不行，所有印象离你远去，像雾中朦朦胧胧的山峦，起伏蜿蜒，不见尽头。这时候，只好又跑进故宫，再次翻阅这本大书。故宫陶瓷馆每一件展品，都在向你展示一个真实的过去，丝毫不走样。它们自信无言地待在那里，笼罩着冷冷的光。每一件陶瓷，无论是蒙着灰尘的仰韶彩陶，还是泛着幽光的清代官窑，都在讲述文明的进步，记录文明的历史。我无数次带着陶瓷的疑惑进入故宫，又无数次带着解惑的喜悦走出故宫。所有的学习都会积累成果实，成为向人炫耀的资本。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陶瓷馆看见一件展品，心中大喜。我叫来工作人员，那时已和她们混得很熟。我说：这件展品被人动过了。她诧异地说：这不可能！我又说：你肯定最近没上班。她想了想说：我休了一星期病假。然后她迫不及待去打了个电话，回来惊讶地说：是动过了，前些天拿去拍照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此时我的得意只有我知道。那时故宫的每一件展品常常会长久地陈列，无人去动。展出的条件很差，就是放在玻璃柜中，不顾参观者的意愿。对于陶瓷爱好者，一件器物的细节特征体现在每一个方面。那时的展览，既看不见底部也看不见背面，何况很多瓷器本身也没有背面，哪一个面都是正面。我看不到另一面，是心中的一块病，每次都竭尽全力在柜边柜角窥视，却常常无功而返。天赐良机，让我看到了这件藏品的另一面，是因为拍照后放回时，原来的背面成了正面！二六四 我就是在一次次的观察中度过了美妙的时光，闭馆的广播声熟悉得像一支歌曲，尽管每次都是意犹未尽，但总会有收获。知识在于积累，积累在于磨练，磨练在于兴趣，兴趣使我跟故宫结下不解之缘。文明的坐标清晰地标出人类的进程。故宫的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后人诉说，我们的先人曾有怎样优雅的生活，曾有怎样辉煌的文明。我们在故宫，不仅能看到这些，只要静静地去听，还能听到一个伟大民族的自豪声音。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我在2003年曾到美国演讲，从西海岸的西雅图市入境，然后去了中部丹佛市、明那波里斯市，后又到东部的纽约市、波士顿市，先后考察了十余家大小博物馆，感触颇多。美国人均占有博物馆的比例比我们高约25倍，仅以数量而言，我国要达到其比例，还需再建50，000座博物馆，而目前我国的博物馆大小加起来只有2，000座。我国的博物馆几乎全为公立，私立只占约1%。美国现有的约9，000座博物馆公私比例为4∶6，私立占大多数。而公立博物馆许多还是多体制，甚至公私参半。美国博物馆业发达的原因很多，尊重物权是其重要原因。美国是个年青的国家，建国仅200多年。那时的乾隆皇帝却已经老了。美国人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深知缺乏文化的危害，所以在治国方略上对文化的引进网开一面，各类政策明显向文化倾斜。二百年来，事实证明了美国人的精明。他们具有了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群体，珍藏着反映世界各国文化物证，不仅教育了美国人，还教育了踏上美国国土的外国人。 二六七文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当人类告别了野蛮时代，文明就成为生存的必须。反映人类所走过的轨道，展现人类有过怎样的文明，博物馆责无旁贷。博物馆是个外来词汇，具有强烈的公益性。中国人张謇办的第一家博物馆距今仅仅百年。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正处在风起云涌的变革前夕，尚无暇顾及我们深厚沉重的文化，尚不知这样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对我们会有何等益处。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古物的理解不外乎价值几何，对祖宗留下的最大的精神财富态度漠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层环廊中陈设着中国古代陶瓷，环绕一周，就等于通读了一遍中国陶瓷史。美国人把博物馆如此重要的位置留给中国陶瓷陈列，表明美国人对中国陶瓷的态度。他们深知中国陶瓷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对世界文明进程更重要。一部中国陶瓷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的历史。我每一次参观这陶瓷陈列，民族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观复博物馆是新中国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私立博物馆，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十多年来，中国人对文物的态度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已没有人再漠视先人留下的这份珍贵的遗产，无论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是文化价值的取向，文明的证物--文物都被今人置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开始对其高昂咋舌的价格津津乐道，传述一些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中国人在经济中开始了对文化的觉醒，在文化中懂得了经济规律。文化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使中国人不再敢小视文化，更不敢小视文物。于是博物馆成了大众的香饽饽。我们终于在博物馆中看到拥挤参观的人群。高品质的博物馆门可罗雀的现象已成为历史。观众如饥似渴地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成就。十多年来，观复博物馆的留言簿上，我们发现发自内心的感受多了，大话套话少了，观者以真实的感受给了我们信心，使我们在艰难的路上获得温暖与心慰。对于我，这些年的艰辛与快乐不言而喻。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使本来没有能力办博物馆的我如愿以偿。尽管风风雨雨，观复博物馆依然成长起来。我在想，怎样使它能健康发展下去，使它不因个人变故而变故，使它永远地保留在社会上。当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美国博物馆的务实精神使我茅塞顿开。体制决定了博物馆的兴亡，个人太渺小了。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化是它永久生存的必备条件。个人已无权对它的生杀做出决定，一个对文化有着向往，对社会有着责任的群体才是它的主宰。 风光琉璃厂 琉璃厂一听名字就知道是烧琉璃瓦的地方，不太像一条街道的名称。永乐皇帝决定迁都北京时，盖皇宫少不了琉璃瓦。当时的人环保意识差，加之古时运费成本高，所以琉璃选址紧靠内城，出了和平门就到。琉璃厂烧造的琉璃构件基本上都供应建造皇宫。当然，北京周边的清代建筑也少不了用它。琉璃构件以琉璃瓦居多，以黄为主，间有绿、蓝、黑等色。明中叶以后，北京城的皇家建设已具规模，大兴土木的少了，烟火不旺。至清，也就剩下皇宫修修补补所需的零星构件，琉璃厂生产开始萎缩。清顺治入关，康熙帝八龄践祚，至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开放海禁。国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衣食无忧者多了起来，追求生活乐趣者就盯上了古董。商贾嗅觉历来比常人敏锐，到处淘换古董，运至北京，以求善价。古人对待商人的态度非常轻视。达官贵人的住所与商贾都要保持一段距离，富人住宅区一定要与商业区域分开，以示身份高贵。但好古的官宦贵人们又不肯长途跋涉去寻求各色古物。琉璃厂位置符合上述条件，在此时应运而生。先是小商小贩将各地搜罗来的古董运至北京。琉璃厂位居外城内、内城外，距皇宫不过区区几里，大臣皇子们想来就来，不会有舟车之苦。加之琉璃厂生产衰退，闲地甚多。诸多因素使琉璃厂具备了成为贩卖古董的集散地。康熙晚期，经雍正，到乾隆盛世，琉璃厂迅速崛起，许多老字号都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比如大家熟知的荣宝斋。不过早期的荣宝斋只是卖纸，不卖画，叫南纸店，后来因为买纸者常在店里试纸，留下不少墨宝，就促使店家灵机一动，开始售画，一发不可收拾了。乾隆时期，全国上下古董收藏大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收藏为乐事。只要搜罗到天下古物，到琉璃厂就可找到新主顾。丰厚的利润使得琉璃厂由早期的地摊交易逐渐演化为坐店交易，买下店铺的商家已不是少数。琉璃厂最兴旺的时期恐怕就是这一段了。那时，大家熟知的和。和大人有事没事都要上琉璃厂逛逛，明里暗里弄回不少国宝。嘉道以后，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琉璃厂半死不活，国力衰竭，百姓无奈。同光中兴，戊戌变法，西方列强的趁火打劫，又使琉璃厂复苏。一直到民国革命以后，抗日战争爆发，琉璃厂的第二次青春才告结束。这一时期大量的中国文物通过这条古街外流，呈汹涌之势，今人回想起来，只有扼腕叹息。1949年，江山平定。琉璃厂成为国人追求古代文化的情结。凡思念中华民族精神，寻求寄托者，都要到琉璃厂转转，感受一下。当家做主的感觉真好，琉璃厂开始公私合营，打鼓敲锣，还是欢喜了不少日子。可后来，忙于社会主义建设，又赶上十年浩劫，琉璃厂就成了一个没用的大古董，无人问津。改革开放的那年，琉璃厂复苏。国家斥巨资重新修建琉璃厂，以期适应旅游市场。琉璃厂的平房都改成楼房，二三层不等，错落有致，连街道仍依旧样，宽窄不匀，曲直自然。这一项目还获得了当年建设部颁发的国家大奖。说到琉璃厂有几个人不能不提。一是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者，对中国古文字的考据有着划时代的贡献。还有张作霖，张大帅，张学良之父，当时是琉璃厂某古董商的后台老板，所以张学良虽行武但仍喜收藏就不足为奇了。张学良的收藏前两年在台湾义拍，频创天价。还有一个人，民国初年，在琉璃厂当了3个月的掌柜，两个儿子也常出没这条古街，这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叫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以上三人不同点颇多，但共同点是均被中国文化所吸引，酷爱民族文化。琉璃厂的命运300年来跌宕起伏，但魅力不减。如今又逢盛世，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成为国人文化消遣、寻求文化情结的场所。每当夕阳西下，古色古香的建筑被涂上一抹余晖，煞是好看。发古之幽情，琉璃厂无疑是怀旧的最好地方。 潘家园的诞生 潘家园的名气今天大得不得了。北京市民中有许多每周必到者，若有事情耽误了，像犯了烟瘾一样难拿。潘家园聚集的人气叹为观止，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一去能吓一跳，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色人等，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我实在说不清逛潘家园人的目的。人稠的时候，站在哪里都是受罪。只有摆摊的高兴，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盘算着囊中的收益。改革开放，给北京意外带来了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其实潘家园的童年并不光彩，也不在如今这片富丽堂皇的地方。它在现址的西边，有个几百米的地方，童年的乐园今已是高楼大厦。当时，潘家园只是一片工地，而且是一片荒芜了许久的工地。渣土成堆，犹如丘陵；残墙断壁，是许多路人解决内急之处，随风随雨散发着令人皱眉的气味。最早的最早，只有几个人在此交易。那时的交易不能明目张胆，如同地下党接头，暗号照旧。买个古董真叫不易，搞得买卖双方紧张加心酸。谁都可以以公家面目出现，抄走别人的赖以生存之物。“抄”这个字极有意思，介乎于抢夺与没收之间。抢夺是犯法，没收是依法，唯独“抄”无法无天。 潘家园我最早在潘家园认识了许多勤快的投机者。他们游走于乡间市井，喝街（即无目的游走收购）喝出不少人弃我取的宝物，辗转带到潘家园，冒着被抄的危险，以求知音。经济的力量最大，有需求就会形成市场，潘家园由几个人迅速发展到几十人到上百人。十多年前历史不需多说，凡自发市场一定混乱，混乱就有人要来管理。我是无数次亲眼看见戴着红袖标的人气宇轩昂地整治潘家园，看着那些做鸟兽散的小商小贩，心酸得不行。来不及逃脱的叩头如捣蒜，可怜相至今难于言表。有机灵的主儿，就攀上渣土山练摊儿，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可随时观察敌情，一旦有情况，把包袱皮一攥，胳肢窝下一夹，装作无辜的购买者，躲过一劫。潘家园在游击战中完全运用了我军的十六字方针，一天天地壮大，也一天天地规范。商家和藏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社会法则。终于有一天，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中揭开了潘家园市场崭新的一页。我曾经说过，也写过，今天再写一遍吧！每当周末的清晨，天尚未亮，北京市有两个地方万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在抬头看升国旗；一个是潘家园市场，在低头寻国宝；那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更让国人自豪、更有乐趣吗？！ 吻合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激情迸发，都有很多目的不能达到，这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埋怨这个社会。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觉得一身的劲儿都使不完，希望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当我有一次在自己家门口插红旗的时候，才发现竹竿没地方绑。那么，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轨迹和社会的轨迹，是否能够吻合。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对一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相当漫长。我今年（2008年）53岁，23岁到53岁，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这30年，与改革开放30年一同走过，所以我说吻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古典文化的人。这30年，我们对传统文化由轻视变成了重视，由漠然变成了喜爱。每天都有很多人，对祖国的文化追求、学习，通过各种平台，学习我们久违了的文化。我们曾经错以为文化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包袱，以为我们这200年来的贫穷，是由于文化带来的。但实际上，我们一直依赖于自己的文化而生存。今天我们可以看清楚，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再度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时候，一定是依赖于我们的文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非常有限，我们老说的一个词是“物是人非”，人活不过一个物去。我经常站在一个文物面前思考过去。我们能活多久？一个人的寿命是非常有限的，我的人生没有时间还能供我挥霍。所以，在一个物的面前，我一定要看出它生命的悠久。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我们是通过一个物证，来看到民族的文化，看到民族 文化生成的渊源。我们的文化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化。文化的力量，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百家讲坛》播出以后，有很多观众喜欢；我在新浪的博客里看到了大量观众的回帖；很多观众从全国各地来观复博物馆参观，我深受感动。我是在一个本来不可为的时候做了博物馆，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前辈比我更有能力，但是当时的社会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就更应该珍惜。人生有起点，有终点，两点之间就是一条曲线。如果人生的曲线，跟祖国上升的曲线吻合，那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吻合的时代。社会的进步，使我们每个人都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乐趣、带来的温暖。吻合，本来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诗意的词汇，爱情少不了它。当时代给了我们一个机遇，使我们的人生，跟祖国腾飞的曲线吻合了，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千年收藏 我们今天所说的收藏一般指艺术品收藏。可早期人类的收藏行为却与艺术品无关。为了生存，早期的收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考古发现，各类容器中装的最多的是粮食，民以食为天。从野蛮到文明，人类开始注重美。文明初始，古人就将象牙、蚌壳、珠玉等等凿孔穿系，悬挂于颈，示美于众；后来，在美的追求中，古人又发现这美丽之中还多了一份财富，美与财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这就是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收藏之祖。古代中国，大规模的收藏肇始于北宋。有宋一代，文人地位崇高，程宋理学盛行，文化作为生活的必须，滋润每一个宋人的生活。宋人在节奏缓慢的生活中，发现了文化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这个乐趣在最高统治者心中一发不可收拾，开画院、盘古玉、研究古器、著书立说，使那位才艺俱佳的徽宗皇帝因此千古留名。我们至今还羡慕那位以帝王之身当国家画院院长的皇帝--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创始人。元朝的中国在蒙人的金戈铁马声中顾不及收藏，蒙人对此无意，无意就显出无趣。好在百年时光对元朝人过长，但对古国文明不过一瞬。翻过此页，明朝人又对纸醉金迷的生活迷恋不已。尤其到了晚明，文人们对没落的政权丧失信心，放弃政治理想，追求奢糜的生活方式。秦淮河畔，商女不知亡国恨；古城脚下，葡萄美酒夜光杯。晚明人的生活，追求美器，无一不精绝，“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晚明人以收藏为荣，许多收藏大家，富甲天下。满人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一朝皇权在握，立即向汉文化靠拢，以汉文化之娴熟讨好江南怀有抵触情绪的清高文人。康、乾两帝，均六下江南，带去威严与体恤，满汉兄弟在文化的旗帜下化干戈为玉帛，共同享受文化给他们带来的无尽乐趣。收藏此时已变为一种炫耀的资本，全国上下以谈收藏为时髦。摹古者层出不穷，作赝蔚然成风，给今人留下许多待解难题。说到收藏，不能不提那位又老又帅的乾隆皇帝，89岁高龄尽享人生荣华，每日都坐在三希堂的小炕上摩挲古物，发古人之幽情，吟诗作赋。清末及民国，西方列强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终于有机会乘虚而入，大肆搜罗。深厚的文明，使每件古物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这一时期，先贤留下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以奔流之势涌向境外，我们至今在世界各地看到的自家宝贝，大都是这一时期的失散子女。国人中的有识之士，逆流直上，拦截下许多国之重宝。许多故事悱恻缠绵，可歌可泣。感谢收藏前辈，我们还能有幸在自己的家园看见它们。去年的上海博物馆国宝展的长队，可以使呕心沥血的收藏前辈们欣慰。历史是教科书，可以阅读。今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泰民安。150年来，文物外流的态势终于在今天止住了。收藏成了国人的时髦话题，许多聚集力量的人们将其揽入怀中，像失散的儿女重新回到父母的怀抱，那种满足感无与伦比。每一件古物在国人的追捧下屡创新高，像奥运会冠军一样，刷新一个又一个纪录。我们终于用这些纪录，洗刷掉了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耻辱。我们在享受这迟来的乐趣的同时，还深深感到了民族的尊严。以上是千年以来的五次收藏热潮。这次还要持续多久，无人知晓。 今天的中国人，在祖先创造的5000年文明前，诚惶诚恐，顿生敬意。一个在世界独有的延续不断的使用方块字的民族，创造过无数个文化奇迹，养育过无数个先贤圣人。我们为什么收藏？就是因为这些文化的载体--文物，不仅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带来浩瀚无边的精神财富。 文明的坐标 以收藏而言，我们无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时代带来的幸福。今天有很多我的前辈、长辈，他们就更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我们赶上的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对于收藏，对于整个民族而言，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是战争时期多于和平时期、贫困时期多于富足时期，而我们赶上了富足的时期。今天，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吃穿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开始了追求精神享受--这就是收藏。文明的高度不是一次达到的。我们的文化从文字出现，有5000年历史。这5000年历史给我们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物质，比如商周的青铜器、秦代兵马俑、汉代的玉文化、唐代的唐三彩、宋瓷宋画、元青花、明清官窑瓷器等等，这些都给我们一个提示，提示文化曾经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国家有很多文化在历史上已经达到非常高的高度，但是后来断裂了，比如青铜文化；有很多文化曾经受过其他文化的影响，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比如家具文化；也有的文化延绵了5000年而不断，是我们独有的文化，比如玉石文化。中国历史上朝代不停地更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停地交织、冲撞，产生了文明，这个文明给了我们很多提示。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 追根溯源，我们很多文化都是外来的，只是我们自己已经习焉不察，认为这些文化理所当然是自己的。玉文化最为深入人心，今天很多人愿意随身佩戴玉，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和心理满足。有一次，我去做足底按摩，按摩师跟我说：“马先生，我们都熟了，我买了一块玉，您给我看一下是什么朝代的。”我一看，是一块新玉--这个不用说，她在地摊上买到老玉的可能性不大。我问：“你花了多少钱？”她说：“3000块钱。”我当时听了很震撼。我不能想象一个足底按摩师，一个社会最基层的人，愿意花3000块钱买一块玉。这件事当时给我的震撼超出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诞生。我们收藏文化的宗旨就是感知文明，怡养情致，这已经下到了社会最基层。我们能有多少东西留给后代呢？只有自己创造的文明。方块字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中国今天能够是一个泱泱大国，我们必须感谢秦始皇。不管他怎么焚书坑儒，但是他统一了文字，这使国家无论有多少战争，有多少冲突，最终还是一个泱泱大国。如果不统一文字，今天可能就会有上海国、广州国。因为中国的地域辽阔，方言众多，话都是听不懂的，唯一能够看懂的就是文字。我们的文字把我们紧紧凝固在一起。我们对于文化的尊重，今天提到了一个社会的高度。现在有众多的大规模的文化活动，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认识到尊重文化的重要性时，必须回顾那些沉痛的历史。我11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对于文物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人们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如此的痛恨，原因何在？我十几岁时看到的破坏文物的现象，今天想起来都非常可惜。但我们今天依然没有把保护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潜意识里觉得破坏不可惜。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去保护自己的文化，不是很能自觉地去抵御文化的侵略。所以我们的城市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走到全国各地的县级城市都是一样。如果把路牌捂上，把你空降下来，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地域的文化符号一点点地在消失。我今天看到的北京，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记忆中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拆”的历史。我小时候，北京还有很多城墙。我对北京的城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还经常上西直门的城墙去玩。西直门的最后一个瓮城，全中国独有的一个方形瓮城，是1969年拆的。当时要修地铁，说这个瓮城碍事，就给拆了，太可惜了。后来我还看到一些资料，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曾经建议拆掉故宫，改建成“人民的广场”。幸好人民的广场没有出现，不然故宫就没有了。景德镇有一座红塔，非常有名，当年曾救过朱元璋一命。据县志记载，当年朱元璋躲避陈友谅的追兵，藏进这个红塔，追兵到此看到门口有很多蜘蛛网，就没有进去搜，朱元璋才躲过一劫，才有了后来的明朝。如果没有这个红塔，可能就是陈友谅称帝了。这座红塔的周围，原来还有四座与之相似的塔，如今荡然无存。它们在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被拆了，塔砖被拿去盖了猪圈。当时报道称这几座塔“焕发了青春”。这就是那个时期对文化的一个愚昧态度。我去南京看过著名的阳山碑材，那是永乐皇帝为他父亲朱元璋造的天下第一碑，七十多米高，根本立不起来，至今被搁置在山上。我一问，南京还有个永乐年间的建筑，叫报恩寺塔，78米高，相当于20多层楼。在古代历史上能够造如此高的建筑，非常了不起。报恩寺塔上面贴的都是青花瓷砖，这对收藏陶瓷的收藏家来说都是一个梦想。可惜这座塔在太平天国时期给拆掉了。对过去伤害文化的这一段历史，如果今天我们有所反省的话，才能够有进步；如果不反省，就绝对不会进步，而历史一定会重演。北京东便门有个皇城根遗址公园，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那里的残垣断壁。了解北京的人都清楚，东便门、西便门，本是下人走的。当时要进入北京城，所有下人都要在此排队，人多时要排上一个星期，所以这个门就被窝在里面，无意中保存到今天。现在，这一块被开发成“皇城根城墙遗址公园”，公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碑上是一段歌功颂德的话，说这遗址公园有多么多么的好。我看到的时候就非常愤怒，如果让我来写这块碑文，我一定这样写：我们的北京城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古城，有多少辉煌的城墙。这些城墙最后保留在什么时候，由于我们的无知被拆掉了。一个偶然的因素，剩下了这一段残垣断壁，我们一定要以此为训，记住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谈收藏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文明的坐标都在哪里。文明的坐标不是空泛的，由文物来标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物来标识，它们曾经达到过怎样的高度。这个高度，第一是文化的高度，第二是艺术的高度，第三是科技的高度。可惜在宋明以后，中国人对科技的追求越来越淡，天天沉迷于艺术的享受，最终导致后来的衰败。我们收藏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肯定不是聚财，而是教育，我们要教育下一代人。所以我在1992年就突发奇想，要做一个博物馆，我要把这个博物馆永久地留给社会。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乐趣。年轻的时候，男孩追求女孩是第一大乐趣；成年以后，对于资产的追求是个乐趣，比如说要有房子、车子。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时候，物质的乐趣就会消失，精神的乐趣会随之而来。文化的乐趣才是永恒的。我常说：伴随你终身的乐趣，一定是文化带给你的。我们只有珍惜自己辉煌灿烂的文化，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大英博物馆游览 公元1753年，英国医生汉斯·斯隆爵士（HansSloane）去世，享年94岁。他不仅是一名著名的医生，更是一名大收藏家，他身后留下的收藏品达79575件之多，汉斯本想将收藏品捐给国家，但生前未能如愿，直到政府通过发行彩票筹得资金后，董事会购买了一座十七世纪晚期的建筑作为馆址，汉斯的终生收藏才找到最好的归宿。这就是大英博物馆的由来。6年以后，也就是1759年的1月15日，大英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开放，拉开了英国博物馆的序幕。有意思的是，当时博物馆的宗旨是只向“好学与好奇之人士”开放，参观免费，但一定要有导游陪同。以开放日计，大英博物馆今年整整走过了250周年。我在这样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年度，跨进了它的大门。世界级的大博物馆我基本都参观过了，许多还不止一次，但大英博物馆却排在了最后，按照中国传统说法，这叫压轴。压轴一定是大戏。大英博物馆设有近百个展厅，囊括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物证就静静地待在33号展厅，其面积与古埃及、希腊等最大面积展厅平起平坐；它不以惯常的分类方法展出，而是按年代排列，让各国观众在中国古代文化物证中徜徉，纵向推进，横向比较，给好学者以提示，给好奇者以学养。大英博物馆的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JanStuart）前些年来过观复博物馆，我的印象中她当时还在美国，由美国中国文物学者姜裴德女士陪同参观。几年过去，没想到由她的团队在大英博物馆接待我，让我感到中国文物是一条纽带，连接了东西方文化。司美茵能说一口熟练的汉语，交流通畅，这让我这个英文盲很高兴。我很怕通过翻译交流，尽管主办方为我配备了专业的翻译，但一句一翻，一翻一断，让从小习惯的语言思维像漏了气的吸管，能用但不好用，本来可以一口气吸完饮料，扑扑哧哧地喝完也不爽。我在办公室里先与司美茵的同事们聊了会儿天，他们的部门分得很细，亚洲部、东方部、中国部，都有负责人到场了，让远道而来的我感到很温暖，温暖的是她们都是女的，更温暖的是她们都能讲中文。尽管每个人都很谦虚，学会了中国人的习惯，但我依然知道她们为学习中文付出过艰辛努力。大维德基金会喜欢中国陶瓷收藏的人不应该不知道大维德基金会（TheSirPercivalDavidCollection）。斐西瓦乐·大维德（PercivalDavid）先生在18岁就开始了中国陶瓷探索之旅。他对中国陶瓷一往情深，倾注了毕生精力与财力。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大维德先生共收藏了1700多件优质的中国陶瓷，平均每周超过一件。1950年，大维德先生将这批陶瓷捐赠给伦敦大学。两年之后，伦敦大学为此成立了大学博物馆，开放给学生、学者以及民众参观。这批高品质的中国陶瓷，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发展史，被公认为除台北故宫、北京故宫之外的季军收藏。比如汝瓷，全世界总共收藏67件，台北故宫23件，北京故宫17件，大维德基金会竟有11件。大维德先生不仅热衷于收藏，还热衷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他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陶瓷学会都有很深的交往，在中国陶瓷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要知道，大维德热衷中国陶瓷文化的时候，正值我们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二十世纪前半叶，封建社会的崩溃，民国革命后的混乱，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那时的中国，国门洞开，西方人觊觎许久的东方艺术如潮水般地涌向国外，解放后许多成为学者的专家在那时还热衷与外国人做古董买卖，以养家糊口。犹太裔的大维德先生抓住了这千古难逢的时机，以狂热的心境收藏中国陶瓷，今天看来，著名的藏品有：元至正十一年款龙纹大瓶；宋汝窑三足奁；宋耀州窑刻花大盒；宋定窑刻花大梅瓶；宋红斑长颈瓶；宋官窑侈口瓶；元青花釉里红大罐；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执壶；明永乐青花海水龙纹扁瓶；明成化鸡缸杯；清雍正粉彩花鸟扁壶；清乾隆珐琅彩芦雁执壶等等。大维德先生的收藏个个精美绝伦，走进大英博物馆为其新开辟的95号馆，就感到琳琅满目，明星荟萃大有拥挤之感。大维德先生早已在九泉之下了，这批中国陶瓷名品给他带来过多少快乐，想必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再有能力猜测，也无法清晰地知道大维德先生的内心感受，许多文化带来的快乐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一个人让别人、与他无关的别人记住他是件难事，大维德先生做到了。在大英博物馆95号馆，我默默地向这位收藏前辈、收藏大家致意，我们不会再拥有他传奇般的经历与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拥有他曾经拥有过的精神财富。至正型元青花龙纹大瓶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中国瓷器最有名的莫过于至正十一年（1351）青花龙纹大瓶了。这大瓶的名气在青花瓷中可以说天下第一，什么原因支撑这个说法呢？首先是它有确切纪年，直接书写在瓶颈上，一丝不苟，说得清清楚楚。全文如下：“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这段文字以青花书写于瓷器之上，不可更改且信息量大，地点、人物、事由、目的、时间，所有有价值的要素齐全，不疏漏一点。加之内容丰富，绘制精良，难有与之比肩者，故此件元青花大瓶作为标准器当为魁首。 实际上，当年美国人波普博士就是以此为标准，研究出元青花的，距今也就半个世纪。换言之，没有这对大瓶，元青花之谜揭开还会推迟若干年。其次，此瓶成对，器型复杂，形体又大；九层纹饰（耳饰算一二九二元代青花龙纹象耳瓶大英博物馆藏二九三层），几乎囊括元青花绘画内容的全部（就差人物未画），尤其龙纹的绘制，形象凶猛，腾云驾雾，生动之极；元青花的海水、蕉叶、扁菊、云纹、杂宝的绘制方法，都以此瓶为准。后凡是层次多，绘制内容相仿佛的元青花，都被统称为“至正型”，可见此瓶的影响力，作为标型学的鉴定方法，至正大瓶提供了准确标准。其三，元青花作为研究结果，不过几十年的事情，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与学者还不知有元青花存在呢！今天沸沸扬扬的元青花研究，总体上都没有超过波普博士的研究。这对大瓶当年被卖到国外时，国内的行家还暗自高兴，认为外国人不懂，买的是瞎活（仿品）呢。按明清以及民国收藏界的传统认为，青花是永乐创烧的，与元代无关。后当建国之后元代窑藏和墓葬有元青花相继出土，加之国外的研究成果宣布，元青花才逐渐被人认识。八十年代，由于国际上的拍卖，元青花形成高价，因此名声大噪，以至于能亲眼看见这对大瓶都是幸运，可见其影响力。这对大瓶我第一次在大型画册上看见它时都兴奋不已，没设想能亲眼看见它，看看画册就已非常幸福了。那时不知大维德基金会是什么机构，觉得远隔千山万水的，没可能再深入了解。这次参观大英博物馆前已知大维德基金会的展品全部移至95号馆展出，当前往95号馆时，多少有些激动，像与一个相恋的人会面，心中忐忑。未进门时我就看见这对举世闻名的宝瓶并肩站在玻璃柜里，不动声色地等待它的亲人到来。我围着至正元青花大瓶转了好几圈，看见了以往在画册中看不见的细节，有些还真的让我吃惊。大瓶从某一个角度去看，有些不正，一般照相时回避了这个角度；最让我吃惊的是此瓶历史上双耳有环，惜今已残缺，留下痕迹清晰可见。在象耳下沿、瓶肩处都有无釉点，显然是环的衔接处。估计历史上不慎碰坏一环，后索性将其他一环去掉，以保持平衡。也巧，2004年安徽省当涂县出土一瓶，虽残但造型明确，层次也是九层（颈部凸起脊弦纹算一层），也设有象耳，令人惊奇的是双环以八方形式出现，这与一般猜测的有差距。元代瓶流行设耳设环，但百年以来未曾有人见过至正大瓶的环，此瓶出土不妨做一参考。我走近至正元青花大瓶，心中忽然不激动了，感谢聪明的中国元代工匠，留给我们这样令人神往的至宝；感谢那个叫张文进的奉圣弟子，慷慨施舍，定烧这样一对大瓶，还不忘写上能表达情感、传达信息的文字；这文字跨越了650多年，清晰完整地讲述了昨天的故事，让后人幡然省悟，和光同尘。《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中，堪称国之重宝的首推《女史箴图》。这件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圆明园后遗失的国宝，是被一个叫基勇松的英军大尉带往英国，后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传统绘画中，文人愿意寄情山水，翎毛走兽、花草鱼虫画得最多，人物画相对画得较少。凡宋代以前的人物画，个个可以称之为国宝，更不要说闻名遐迩的《女史箴图》。《女史箴图》原为东晋顾恺之所绘，惜今不存，所存两本皆为摹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藏本。一为南宋摹本，品质稍逊，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为唐摹本，公认品质为上，最接近顾画原貌，现存大英博物馆。能亲眼目睹唐摹本《女史箴图》，不仅仅是眼福，更是一种缘分。我们此行因事先已做安排，大英博物馆将《女史箴图》从库房调出，放在了博物馆中国绘画修复室。修复师邱锦仙老师原为上海博物馆的专业绘画修复师，被大英博物馆以借调方式借到大英博物馆负责古画修复。邱老师平和淡定，面对古画如对古人，在平心静气的交流中，许多看似已无法挽救的古画在她这里妙手回春。邱老师的热情让我体会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欣喜。这是一间宽大的工作室，阳光和煦，由于是日本人平山郁夫赞助的，室内铺满了榻榻米，赤足于上，心中充满了温馨。寒暄之后，所有人屏住呼吸，远远地看着平铺在工作台上的《女史箴图》。《女史箴图》被平整地裱在两块长长的板上，放射出久远的历史之光。它似乎有一种力量，迫使你放慢了脚步，让你从内心敬畏历史，敬畏艺术。我们站在《女史箴图》面前，没有人出声，没有人再提出问题，面对古人如此辉煌的遗作，我能感到的只是幸运。西晋惠帝司马衷是个有名的弱智皇帝，他听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许多人，便好奇地发问：“为什么不吃肉糜？”成为千古笑谈。按说司马衷之父武帝司马炎有26个儿子，不能算少，为何单单挑选了这个弱智呢？原因简单，弱智皇帝为原配杨皇后所生，尽管排行老二，但老大夭折，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肩上。司马衷的原配贾氏生性凶悍，又矮又丑，却手腕高超，坏事做绝，成为“八王之乱”祸首。两朝重臣张华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写下历史名篇《女史箴》，集历代先贤圣女事迹，用以劝诫警示，一时被奉为“苦心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流传很广。后来，东晋画家顾恺之根据此文分段配图，后世称之《女史箴图》。女史，原为女官名，后泛称有知识的女性；箴，文体的一种，以规劝、告诫为内容；张华的文学才华横溢，所写的《博物志》被鲁迅先生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国小说史略》）。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更为形象地将封建社会女子之规范说明，算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必读的教科书。惜顾恺之的真迹相隔太久，今已难见真容。唐之摹本可窥顾画神韵，为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者最奢侈的追求。我与《女史箴图》近在咫尺，左手掩嘴，右手背后，屏住呼吸，以不可再近的距离欣赏古迹，贴近历史。此时此刻，我知，司马衷与皇后贾氏不知；我知，张华与顾恺之不知；我知，唐临摹者及后世收藏者不知；我知，英军大尉基勇松和丧权辱国的慈禧太后不知我们对历史总是知之甚少，我们永远看不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留给我们的证据十分吝啬。一个人能面对千年以上的画作，尤其是充满人生传奇内容的画作，会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难以言表，无以复加。敦煌文物与斯坦因敦煌石窟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看见的都是造像与壁画，那批可移动的经卷与画作早在100年前就分散于世界各地。这件事与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有关，还与一个叫不出名字的王道士有关。斯坦因（Stein）一直认为王道士古怪，难以捉摸。搞定他要小心翼翼。他甚至觉得花钱买通王道士可能都会伤了王道士的宗教情感，所以他让王道士允许他参观已修复的庙宇，参观时嘴里一直啧啧称赞，用以感化王道士，套套近乎。王道士只身来到敦煌已经8年，怀着一颗对宗教的虔诚之心，以一己之力默默地修复倾颓的庙宇。这一点使斯坦因十分感动，斯坦因说：“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他的虔诚宗教信仰可以称得上是费尽心机。”斯坦因用对玄奘的崇拜敲开了王道士的感情之门，他绘声绘色地配着壁画的讲解，将玄奘这位朝圣者重新演绎，让王道士对他有了好感，少了戒心。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斯坦因将其发现的丝质绘画，及部分经卷经王道士同意带走“深入研究”，究竟数量多少，据说“要用马车来装”，再后来，这批国宝级的文物辗转来到大英博物馆，入馆珍藏，转眼就是百年。我们一行走进库房看这批国宝有诸多规定。首先不许摄影，怕光线伤害丝质绘画；再有就是禁止动手，只许动眼观看。实际上我们一进入库房连说话都变得十分小心。库房不很宽绰，恒温恒湿，光线适度，甚至有些暗淡。敦煌文物都一张张地贴在展板上，展板一层一层地控制在架上，看哪件就抻出哪件，许多敦煌绘画作品我甚至没在任何画册上见过，内容丰富，色彩艳丽，让人顾及内容时忘了色彩，顾及色彩时又忘了内容。所有宗教绘画必须怀有宗教情绪欣赏，虔诚是第一位的。尽管我们对佛教的理解认知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敦煌这批佛教绘画已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是千年之前的先人的灵魂，充满了超凡脱俗的气息，他们所要表达的正是我们所欠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一旦科学，就会成为宗教学的障碍。玄奥的宗教情怀不是我等常人所能拥有，当然也就谈不上理解。我在对敦煌佛教绘画肃然起敬的同时，发现几幅最漂亮的绘画边缘上贴有卡通形象的小狮子，大惑不解，问大英博物馆的同行，才知这是一个重要标识。这个标识只在非常时期起作用，一旦走水（失火），消防人员首先抢救贴有小狮子的藏品，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西方人的思维就是与东方人的思维不同，考虑周全，瞻前顾后。我看着卡通小狮子想，这算遗嘱吧，减少不必要的身后麻烦。谁也不愿意发生问题，更不愿问题发生后带来一系列更大的问题。斯坦因百年之前从敦煌王道士手中拿走这么一大批文物，静静地躺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尽管恒温恒湿，也未必还能保存千年以上。这批东西在甘肃西北的流沙掩埋下，在简陋的夹壁墙藏经洞中历经千年不朽，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佛教中的梵音传达出久远的清寂，“梵音迎漏彻，空乐倚云悬”（唐宋之问《奉和幸三会寺应制》）。这让人无法不相信前世今生来世。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陈设思路奇特，与众不同，它不按常规分类，而是将同时期文物同时展出，加强横向比较。这正是我们博物馆欠缺的。我们可以在此馆看到中国古人创造的各类文明，在陶瓷旁边陈列着玉器，在玉器一侧，置放着青铜器，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多角度多层面的展示，给了后来者多种启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文物专业工作者都习惯以纵向思路来研究探讨文物，陶瓷的演变之路由陶向瓷，由单一向丰富；玉器的演变之路由神向礼向德，神玉礼玉德玉就是中国玉文化前行之路，清晰可辨；但同为国人创造的文明，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大英博物馆试图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向观众讲解中国文明的形成。把商周古玉摆放在青铜器旁边，就可以看出两者处在同一时期相互的影响。我们没权利说是玉器文化影响了青铜文化，也不能说青铜文化影响了玉器文化，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中国先民，看见的是同一文明的曙光，听到的是同一时期的清音，那么所要表达的应是同一种情感、同一种思绪。我和英国专家在中国馆边聊边看，边看边探讨，许多问题站在国人的角度少有思考，这给了我新的机会。在一组唐三彩前，英国专家问我，为什么唐三彩人物身上有釉而脸上无釉，而马及骆驼等动物全身都有釉呢？ 说实话，在她没有问我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此问题，但我仍以专业精神回答了她：我认为是唐三彩人物俑的面容当年色彩丰富，为釉彩所不能及，釉彩在唐尽管丰富，依然受限，故设素胎以供彩绘，彩绘颜色丰富，可以随意调制，只不过大部分彩附着力差，因年久消失，才形成脸部无釉之印象。穷理格物乃学术之精神，中国古人历来提倡。中国文物，其深不可见终底，其广不可见边缘，这对于西人国人一律公平，努力得多，得到的就多；思考得多，释怀的就多。景泰蓝龙纹大盖罐我曾经在多本书上看见过这只宣德景泰蓝大盖罐，看尺寸知体积，虽能想象也仅限于想象。在中国馆中，当我远远地看见这只大盖罐时，想象才变得实际，此罐尺寸之巨，虽有心理准备，仍难免心中称奇。景泰蓝是个民间俗称，学名叫掐丝珐琅。其实，学名只在学术界写文章用，民间及口语亦称景泰蓝。按明朝宣德炉、成化杯、万历柜之称谓，景泰蓝也应诞生在景泰年间，但恰恰与众不同，景泰蓝不是在景泰年间诞生，早在元朝已引进中国，不过是在景泰年间得景泰皇帝青睐而名声鹊起。明代以前的景泰蓝少有体积能与此罐抗衡的。由于铜在明代仍是钱币的用材，用如此之多的铜制作景泰蓝显然价格不菲。在大英博物馆，这只大罐陈设位置如此之低令我诧异，问其原因，专家告知此罐太重，放在高处恐不安全。面对心驰神往的宣德景泰蓝大罐，我单腿下跪，与之合影，了了心中久远的心愿。此宣德大罐用彩强烈，尤其使用了景泰蓝罕用的黑彩，观之有厚重之感；其红彩色重，较一般红色深沉，配上大面积黄彩，让景泰蓝的蓝色基调反而不甚显现。龙纹凶猛，五爪如风车旋转，双目圆睁，张口露齿，一副大明宣德之气势。尤为重要的是口沿处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御用监造”两处内外重复款识，罐内又重复镌刻一遍，表明了此罐为宣德皇帝独享，可见当年皇帝也是酷爱此物。磁州窑马戏枕我走到一个磁州窑马戏枕前站住了，看见这在图录上看过无数次的瓷枕顿感亲切，年轻时曾想凭一生之努力，一定要拥有这样一只枕头，可今天已过知天命之年，从未遇见过与其类似的枕头，才知年轻时多是幻想，收藏要凭缘分。人生的经验有时要靠一生积累，知识是别人传授的，经验是自己积累的。磁州窑马戏枕上画了一只憨态可掬的狗熊，躯体前倾，前爪持一棍状物，用途不明，脖下系一粗绳，拴在一矮木桩上。工匠没去描绘马戏表演时的场景，而是抓住狗熊幕后休息的瞬间，以一斑可见全豹的手法，反映了宋代百姓丰富的生活。马戏至少汉代就非常流行，“戏弄蒲（仆）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汉桓宽《盐铁论》）到了唐代，马戏中有关马的表演成为专门技巧，称之马伎，多是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的。《新唐书？回鹘传》载：“乐有笛、鼓、笙、。篥、盘铃；戏有弄驼、狮子、马伎、绳伎。”入宋，马戏内容越发庞杂，耍熊且为其中一种。因熊动作类人，前爪伸出，后足直立，模仿人近似，故深受百姓喜爱。中国文化中视其憨为忠厚，成语中有“憨态可掬”一词，多为赞美。所以熊之憨态就成为了深受百姓喜爱的形象。熊枕诞生，一表明宋代生活富足，人民安居乐业；二反映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仅画一小景，就反映了大千社会。我在大英博物馆时间肯定是不够的，有多少时间也不会够。许多人一生就交给一家博物馆是常有的事情。我是没有可能了，没法重新活一回，钻进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领地，倾一生之力，了解历史的一个片段、一个章节。其实，对于个人的生命来说，能放射出光芒一定因为具有了文化。250年来，大英博物馆数次改建扩建，最终成了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一流博物馆。中国文物自豪地占其最重要的一席，向全世界炫耀那久远文明的绚烂。我走出中国馆的时候蓦然回首，望见所有的中国文物都放射出智慧之光，让人热泪盈眶。 学者王世襄 好读书，尽干养狗捉獾放鹰逮猫（兔子）之事了。所以他特瞧不起当时满街流行骑摩托车的小年轻，一见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摩托就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回归道山。虽知这一天早晚会来到，但看到朋友发来的短信噩耗，仍独自发呆，半天没回过神来。王世襄先生已95高龄，福建人，但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走在街上三一三就是一个北京老头。一直到前些年，老爷子走到哪儿都爱拎着一个自己编织的提篮，任谁也看不出他是大学者，完全一副老北京的派头。王先生出身望族，父母两系皆为权门。前些年社会都很穷的时候，他嘴里常常冒出让我听着都瞠目结舌的事情，他说早年他读燕京大学（今北大）的时候，由于离家远，家里在学校旁为他租了个大院子，有中西厨子伺候，想吃中餐吃中餐，想吃西餐吃西餐。就这样，他还不好这比骑马架鹰可土多了。我和王先生认识是因为明式家具。那时王先生还住在北京东城区芳嘉园胡同一座深宅大院内，可惜此院今已不存，拆光盖了高楼。要不然可以建个名人故居，让喜欢明式家具的人有个凭吊之处，看看大家当年的生活状态。那座大院是王家的祖产，可以隐约看出王家当年的风光。我第一次踏进王家大院时是一个晚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如同盲人。王先生住在内院尽东头的两间，其他房间均已被外人所占，自己住的这两间，房矮屋深，还有些潮湿阴冷。王先生披着一件棉袄，笑容可掬，让我坐在他那些名贵的明式家具上。我那时年轻，刚刚着迷古家具，没个深浅，这儿摸摸那儿弄弄的，也不知王先生心里是否烦。今天已入藏上海博物馆的那批王先生收藏的著名明式家具，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参观欣赏，殊不知当年这些宝贝在王先生家的窘状。一腿三牙的黄花梨方桌用于切菜揉面，王先生在上面为自己也为客人曾做过多少次菜，没人可知。我清晰记得王先生为我们炒菜起锅时的情形，叮当作响，菜未入口就涎水横溢。王先生是美食家，名符其实，不仅会吃还会亲自下厨，并能撰文评比美食的优劣。最逗的是有一次，一家美国大公司在王府饭店宴请王先生，他老人家自己在家先炒一菜，装入广口罐头瓶内，拎着去赴宴，并一路上对我说，王府饭店的厨子不行，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那天在餐桌上，当王先生将自己肉丝菠菜装入盘中，满桌嘉宾鼓掌，啧啧称赞。我觉得客人只是出于礼貌，尤其美国人本来就爱赞美人，但王先生却认真地说，刚出锅时比这还好，这会儿塌秧了。每次和王先生吃饭都能听到王先生关于吃的掌故，大多边吃边听边丢了，没记住几个。就是在乡下，吃农民做的饭食，王先生依然说好吃，实在不好吃时要上几份作料，自己调制一下，顿时香气扑鼻。有一年陪王先生去山西闲逛，说闲逛还是有点儿目的，那时山西刚刚开始刮古董之风，当地并没人收藏，来的都是远道的和尚。山西人有贸易传统，当地农村许多人都以此为生，四处搜罗，就地变钱。我记得在平遥的一个村里，过一个小河一样的干沟，我到跟前都犹豫了一下，王先生健步如飞，45度陡坡一下一上，让小于王先生四十多岁的我汗颜不已。那次，在一个农民家中，我拽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示意王先生看炕头上那本被农民翻得脏兮兮的大书--《明式家具珍赏》。王先生无动于衷，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对乌木南官帽椅，悄悄和我口语：“少见！”奇怪的是那家主人一老一少，老头儿卧床不起，干咳不停，问他话没一句礼貌回答；少妇忙于做饭，刷锅点火，让屋内狼烟四起。我们只好悻悻离去。出了门我安慰王先生说：“您那本书是全村最贵的书。”王先生却说：“这对乌木椅早看见就可入书。”我想，那家农民至死也不会知道明式家具泰斗王世襄先生曾光临过他家，他们更想象不到他们赖以生存倒腾古董的煌煌巨著的作者竟是一个貌不惊人的老者，还如此和蔼得没啥脾气。说王先生没脾气是他的脾气不显山水，王先生其实挺拧的。我们去的那个村叫后郭，家家户户都以倒腾古董为生，不必敲门，推门就是客人。记得有一家大门紧闭，犬吠如雷，王先生非要进去看看。我说不行，实际上一怕咬了王先生二怕咬了我自己，可王先生从小养狗惯了，丁点儿不怕，非要进门瞅瞅，拉都拉不住。他对我说，过去有坐狗的，就不怕这类瞎叫的狗。我当时还纳闷什么叫“坐狗的”，后来才知道就是偷狗为生的人。王先生满嘴里净是土词，北京土话按说我也知道不少，但他老人家的土话都是土话加行话，多少有点儿行业黑话的意思。提笼架鸟，养个鸣虫什么百姓的乐儿，正是他最大的乐儿。我有一次去王先生家里，正值冬天，天黑风紧，屋中虽有炉火，仍得棉衣棉裤的。看得出来，王先生见下一代人很亲，尤其能聊点儿嘎杂子事的，他都喜欢。聊着聊着忽听见他屋中有蟋蟀串鸣，透着一股野趣的亲切。循声望去，炉边一窝两排穿着棉衣的葫芦，煞为有趣。虽已夜深人静，王先生依旧兴致勃勃将所养鸣虫一一展示，这叫油葫芦，那是蛐蛐，叫起来高低尖团，睡觉不寂寞。完全一副孩童模样。这时的王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我那时还不足30岁，按旧时辈分，大我40岁以上可以按祖父论辈分了，因此不论我多能熬夜，一看亥时已过，便起身告退，王先生有时还意犹未尽，多有挽留。历史翻篇儿太快，回忆起来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由于酷爱古家具，结识了王先生，但见面聊的净是家长里短的平常事，聊专业都是一句半句的，全靠心领神会。那些日子，王先生给我的感觉是文物伤着他了，少说为佳。一进他家门的墙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告示，按上级指示，不给来人鉴定，免开尊口云云。我每次坐定都仔细心里念一遍，顺便欣赏他老人家的书法。王先生的字写得很好，功底很深。我带过几个朋友求过他的字，他都欣然提笔，但我却没好意思要，原因是求字显得生分。王先生的大作《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我求王先生帮我提字留念，王先生提笔写下：未都先生有道雅鉴。行文亲切，毫无学者的架子，我当时惶恐之极，今日睹之，心中仍感慨无限。我早年与王先生熟，从未想过能拥有他的藏品。他的许多藏品我都在他家不止一次地欣赏过。记得犀皮漆这一专业术语就是听他老人家讲的。王先生有一个明代犀皮漆圆盒，他每次拿出让我看时都是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当时我连摸的勇气都没有。王先生告诉我，这个圆盒收入到《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等著作中了，非常难得一见，一副炫耀的表情。2003年，王世襄先生的藏品《俪松居长物》专拍，我恭敬地将其收藏，至今在观复博物馆展出，算是有个对王先生的怀念。睹物思人。王世襄先生已经作古，留给大众的是他等身的著作和他散落在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藏品。我再一次感到在文物面前，我们都是匆匆过客，只能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宝物总是聚聚散散的，古人说过：水浮万物，玉石留止。水就是时间，我们算是漂浮其上的万物；玉石那就是文物了，有着人类不具备的沉稳，有着人类羡慕的光泽。 2009。11。29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