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向左 疯狂向右》试读：为何近30年来连环谋杀剧增？

为何近30年来连环谋杀剧增？ 当我们了解了连环杀手风潮的起起落落之后，我们更好奇为何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谋杀案如此急剧地增长。有一些犯罪学家认为，连环杀手并没有增多，但受害者增多了。创造出“连锁失明”这个术语的学者史蒂文•艾格尔还曾是纽约州连环杀手电脑分析项目HALT 的主管，现任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健康与人类服务学院院长，该学院目前是连环谋杀死亡研究的领头羊。 艾格尔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日渐增长的看法，即杀死某一类型的人较少被谴责，比如妓女、同性恋、流浪汉。相比而言，一个白人大学女生的死亡比中产阶级大叔的死亡更容易让人同情。艾格尔解释说： 有些连环杀手的受害者，生前就被视为低人一等，所以死后也只能得到“更少同情”（生前他们就被人忽视，死后变得仿佛“从未存在过”），他们的死亡更像是“清理库存”或者“清除污点”，而凶手则被看作“敢于清除社会不良因素”的人。 五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在盖恩斯维尔市接连被人杀死，在《时代》杂志和电视台的渲染下，引发了全国性的紧张气氛。而与此同时，底特律市有11名黑人妓女被人杀死，却无法登上报纸的第三版。没人关心她们，因为她们无法让人“怜悯”。 当然，如果有人愿意去查一下连环杀害的受害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会发现其中有大量妓女、底层穷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乱交的同性恋和离家出走的孩子——都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群，都不被人关心，他们的死亡甚至让某些人幸灾乐祸。比如“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就曾对警方说：“我觉得，我杀了这些妓女是在帮你们。你们拿他们没办法，但我可以。” 只有经常出现女大学生、儿童等类型的遇害者时，民众才会不那么冷漠。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那些“社会渣滓”之所以被连环杀手盯上，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与普通女性相比，连环杀手显然更容易将妓女骗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女大学生和儿童，由于年轻，自然无法深思熟虑，也因此成了容易下手的目标。传统的学者认为，连环杀手挑选他们下手是因为便利，而不是故意选择这种“社会边缘人”的。 艾格尔认为，尽管麻木对待社会底层人民的现象由来已久，但我们现在的文化无疑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杀戮文化”是由纪实犯罪文学、小说、电影、新闻共同塑造的，目前这些媒介都在宣扬连环杀手如何聪明，如何骗过警察，并强调他们行为的合理性，而遇害者在这些故事里通常只是陪衬，甚至更糟——是咎由自取。 艾格尔举例说，《沉默的羔羊》这部电影对两位连环杀手的描述很不严谨，但更让他震惊的是，观众对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智慧超群、个性复杂、甚有教养的食人博士汉尼拔竟然非常欣赏。汉尼拔成了这部电影里最耀眼的明星，超越了朱迪•福斯特饰演的FBI探员斯塔林的光辉。艾格尔更关心的是： 安东尼•霍普金斯将一名残忍、冷酷、兽性的连环杀手演绎成一个反英雄的人物，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演技高超，也是由于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观众已经接受、甚至赞扬连环杀手了。 喜欢喝基安蒂红葡萄酒的汉尼拔是一个“好”连环杀手，而片中的另一位连环杀手——“野牛比尔”则性别错位、卑鄙下流、一贫如洗、妄图变性，他将受害者剥皮并丢弃在臭气熏天的地窖里，显然是个“坏”连环杀手。就像一位影评人说的，大家愿意和汉尼拔这样的食人魔共进晚餐（只要汉尼拔不吃他们），而野牛比尔就是那种“无人关心”的人。谁愿意和野牛比尔这种人待在一起呢？ 艾格尔认为，这种将连环杀手分为“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做法，证明社会以另外一种价值观看待连环杀手，即他们比杀死配偶的“普通”凶手更“高级”： 对于许多人来说，连环杀手是勇气、个性、智慧的象征，是满足他们反叛幻想、替他们批评社会现状的代言人。对于一些人而言，连环杀手是快速实现正义、清除社会“害虫”的象征。虽然连环杀手总是在逃亡，但他们总能逃过警察的追捕；虽然他们总是处于四处逃跑的恐惧中，但他们的“机智”弥补了这一点。 社会评论家马克•塞尔泽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美国的连环杀手文化是顶替早期另一种奇特的美国习俗而形成的： 连环谋杀及其表现可以看成西部片或类型小说中暴力文化的再现……本质上讲，西部片一直都是关于连环谋杀的。 塞尔泽还提到了犯罪文学和每周电影节目中的犯罪片的流行，他把新的连环杀手文化称为创伤文化，也就是“公众对毁坏身体、开膛破肚的幻想，对震惊、创伤和伤口的迷恋”。 这种连环杀手文化的种子，其实19世纪的安格斯•麦克拉伦在分析托马斯•尼尔•克里姆医生的案件时就已经提到。克里姆医生杀死了多名前来堕胎的妇女，麦克拉伦认为克里姆医生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由塑造他们的社会造成的”。在克里姆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一个女人独自来堕胎，会遭到强烈的鄙视和蔑视。麦克拉伦认为，与其说这些连环杀手是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物，“其实最佳的解释应该是，他们并不是‘不法之徒’，而是‘过度社会化’的个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最大限度地执行社会的判决”。 马克•塞尔泽认为，现在的连环杀手也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接受教育，因而他们把自己的杀戮行为看做“模仿冲动”，或者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能更简单地表达，“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罪犯”。 这种文化上的解释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连环谋杀持续增长，让我们理解一个新的循环正在形成。 面对连环谋杀案时，人们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冷漠感，受害者如果是社会边缘人的话会更加明显。就像谋杀了48人的“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基本没有媒体关注，但所有人都知道泰德•邦迪、安德鲁•库纳南。而很少有人知道肯德尔•“臭小子”•弗朗西斯或威廉姆•莱斯特•萨夫，尽管他们两人都杀了很多人。 从1996～1998年，弗朗西斯杀了八名妓女，并将尸体藏在自己的阁楼上，但无论是他还是受害者都没有吸引媒体的注意。而且，弗朗西斯杀人的地方就在纽约州波普基西市——这座城市毗邻哈德逊河，位于奥尔巴尼市和纽约市之间，距离南边的奥尔巴尼电视台太远，距离北边的纽约电视台也太远。这起案子仿佛从未发生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8名受害者仍然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因为这个故事“不吸引人”——他既不是个食人魔，也没有咬下受害者的肉——他只是勒死了受害者，用垃圾袋装起尸体扔进阁楼，任凭父母抱怨有奇怪的味道（他对父母说，阁楼上有死老鼠）。 从1986～1992年，威廉姆•莱斯特•萨夫在加州艾尔信诺湖地区杀了13人，如果这还不足以引起注意，那他在洛杉矶电视台附近杀人仍没有报道就很奇怪了。萨夫杀死了一名吸毒的街头妓女，并将她的尸体扒光丢弃在商场附近的垃圾场，就是想引起人们对毒瘾的注意。可惜，萨夫上庭时正赶上辛普森杀妻案。13个死掉的妓女对比两个豪华住宅区的白人女子，谁更引人注目不言自明。还有乔尔•里夫金，在纽约和长岛杀了17名站街妓女，而媒体都去报道科林•弗格森了，因为他杀了六个“深受尊敬的白领”。科林•弗格森在电视上大出风头的时候，里夫金却无人关注——如果不是电视剧《宋飞正传》里用他开玩笑，可能没人知道还有这桩事。 如今媒体报道连环谋杀并不看重被杀死了多少人，而是名人身份、受关注程度——一辆车库里被盗的名牌跑车胜过垃圾场里的五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