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读书报告
黄宗智先生这本著作，旨在探讨长三角地区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首先，作者的问题意识是对理论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亚当·斯密古典理论，都认为商业化或者市场化会导致小农经济质的改变，从而发展出资本主义。作者找到了理论和实际的脱节点——长三角地区农业发展，以此史实回过头去检验理论。结果发现，小农经济能在高度商品化的条件下持续发展，商品化未必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甚至还会加强稳固小农经济。
书中提出了若干关键概念：
糊口经济：长三角地区长期（至少明清时起）延续的农业发展状况。农民多以生存而非牟利为最大目标。
过密化：人口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但在既有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会导致边际报酬随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社会意义上，这种过密化带来的增长没有形成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只是既有生产组织的延伸；经济意义上，不带来单位工作日收入的增加。
边际报酬递减：人口压力导致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相应的，劳动力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减少。投入的劳动力越多，边际报酬递减得越快。
作者还区分了增长、发展和过密：增长是，生产总量在任一情况下的扩展；发展是，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过密是，伴随单位劳动生产率降低时的生产增长。因此，作者总结出两种农业经济的情况——
没有发展的增长：产量上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停滞。
没有增长的发展：产量停滞，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
全书按照时间分为三部分：明清（-民国）、1949年后的三十年集体化和1978年后的改革时期。理解了这些关键概念，就基本掌握了全书的观点：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过密化，明清时，家庭劳动压倒雇佣生产。解放后的集体化依旧延续了过密化（没有发展的增长）。直到1978年后，中国农村才真正有起色（这点我部分存疑）。另外，书的附录中附了黄宗智先生的一篇讨论中国研究的理论的文章《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也有很大价值。
中国并非如近代西方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尤其是农业一直在发展，如铁器、唐宋时期长三角水稻等。只是到了明清时在已达到的高度上再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很难，因此形成过密化。人口压力伴随着土地碎片化，小农拥有的土地减少，收入降低，只能以手工业作为贴补家用的辅助手段，而家庭手工业近乎不计成本的优势，战胜了雇佣式的经营生产。此外，作者总结了三种基于不同动机的商业化——由剥削推动的、由生存推动的和由牟利推动的。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多是前两种。所以，不是所有的商业化都必然发展出资本主义，商业化也是有不同类型的。由生存而非谋利推动的商业化，导致小农的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生存线上，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糊口经济。集体化时期即使有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和增长，但也被过密化所抵消了，三十年集体化只是之前六百年的重复。由于农村有大量的低机会成本的劳动力（妇女劳动力投入更增加了这一群体），因此更趋向于增加劳动力投入而不是通过生产资本化来改进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先主席提出的口号“人多力量大”。
通过阅读本书，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1977年万里在安徽视察后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18世纪的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人口问题，人口增长作为一个共时现象。为什么只有中国存在那么复杂的情况？因此，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红利还是压力？高王凌先生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总结了四个阶段：
1. 不发展经济。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
2. 发展中经济。以人口迅速增加推动经济，精耕农业。
3. 高发展经济。人口快速大量增加——需求扩大——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交换。
4. 发达经济（只有长三角地区达到）。不同于前一阶段，主要针对传统工业。人口继续增加。经济发展不依靠增加耕地或提高技术水平，而依赖传统工业。投入饱和，劳动力充分利用
我认为，人口红利体现在，中国国内已经形成像西方海外那种规模的市场，在国内能做到省际间的流通（而在欧洲就相当于国与国之间的流通）。所以人口增长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因为没有足够的体量是发展不起来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过，人口增长的压力始终存在，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观念、政治形势、政策不鼓励等）又未能及时释放掉，从而使压力汇聚到土地和农民上，最终形成过密化。
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国家力量对普通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解放后的国家权力相比之前的政权不仅更垂直深入到社会基层，还在职能上横向扩张。虽然集体化时期，国家给了农民、合作社和集体一些优惠政策，但农民不一定喜欢国家这种事无巨细的控制而没有自由抉择（连种什么都要上级的指示）。说是农户先满足国家收购需要，然后再三留。但实际上，地方干部只唯上，往往把征购指标定得很高。农民哪怕自己不够也要交足国家的，更别提自行支配的余额了。1985年一个生产队长道出了实情：“过分密集化的政策只对国家有利，不顾农民。”政权只管税收征购多，集体只看劳均产量，都忽视了农民的边际产量。1978年后，国家权力往回收缩。可是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解放前的乡绅阶层不再了，解放后的村社组织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以后就是农民离群孤立地独自面对国家权力，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1978年后，中国农业这种没有增长的发展就是好的吗？1978年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成果斐然。农村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外就业使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急剧增加。作者认为，乡村工业化并未导致农民迁徙城市。80年代农村的发展关键在小城镇企业，而这些企业中多雇佣大量白天在城镇工作的村民，也就是半农半工的村庄，80年代的确如此。可是，作者在后面接着论述的是，毛时代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就已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工作等级差别造成新的价值观念。列举出一些将户口迁出村庄的途径，有“硬出去”的，还有“钻出去”的。青年人没有不愿离开农村的，离村者变成优胜者，最后又论及这种新的观念给家庭伦理关系带来的影响。是不是说明，外出务工，本身就比务农报酬高？而给农村更直接的影响就是，种地已被人“鄙视”而排到末位，农业本身成了副业。我本身对农村不太了解，可假设一种绝对的情况：A地区工业发展得好，该地区粮食供应可以从B地区买。但是如果大家都抱着不愿意种地的态度（当然是太绝对不可能的），中国还可以从国外进口粮食，国外的粮食吃得也未必安心。所以，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粮食生产，要划18亿亩耕地红线。我的看法是，这种没有增长的发展也只是一个阶段。中国未来真正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有发展的增长。国家不光要保护耕地，也要给农民务农以优惠政策。
最后一点就回到作者写本书的因缘——反思理论。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弄清它所研究的对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成为亘古不变的普遍真理。然而，如何反思理论，是站在一种理论，去批驳另一种理论吗？以往多关注理论间的不同点，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的共识。作者的做法是找出不同对立理论间共同的规范认识，去检验实际，找到悖论现象，从而发现研究主题。书中主要针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斯密理论的规范认识就是，商品化会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近代化。其实西方也没有完全按照西方自己的理论来发展，不过是根据自己的发展总结出一套理论，然后中国再用这种理论去套用指导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这两种经典理论主要是根据英国经验，英国发展起工业化，也没有那种整套的、先在的理论来按部就班地指导。国家发展不是实验室，也不能公式推导。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概括，它能确立研究范式，理论的存在是必要的。可凡事皆靠理论，放之四海就不准了。悖论现象的发现，会产生规范认识的“危机”，而这对于学术研究未尝不是机遇。理论的存在，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以新的问题点去阐发。真正的问题是，尤其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国情复杂的国家，各地发展差异大，如何在讨论了长三角、华北、珠三角、内地、东北等地区后，形成一个总体的关于中国的认识？
综上，是我阅读《长三角》的几点感想。黄宗智先生在本书中值得关注的点有：
1. 对理论的再认识
2. 对长三角农业发展历史的梳理
3. 如何从长时段理解中国的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