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构主义者的道德法则

通常，一部小说有明显的道德宣教，会被认为是作家技术的不成熟，甚至是某种幼稚病的体现，特别在小说作为一门技艺已经发展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下，尤其如此。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我以为不能一概而论，道德宣教（训诫）也是小说技术的一种，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羞于承认，“道德”问题始终处于人类社会的核心，小说家无法回避，也有责任去面对。

小说《议程》即以正面强攻的方式，面对了人类最不堪回首的纳粹扩张历史中的道德沦丧，并以自己的方式，再一次予以正义的审判。

称《议程》为小说，我稍有犹豫，它没有提供一个“故事”，几乎没有提供一个“人物”，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来回摇摆。叙事者既非完全隐身，又并未戏剧化，而是如同作者的代言人一般，在历史现场进进出出，制造间离效果。这些特征使得《议程》的文体属性变得极其模糊。

我这么说并非认为《议程》是一部道德至上而技巧拙劣的作品。就作者的道德关怀而言，我以为《议程》的技巧是相配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或是最好的，但可能是最经济的。而看看作者埃里克·维亚尔的履历，电影导演，师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不难明白《议程》的艺术特征，着实其来有自。我将在接下来具体来说。

很多人都注意到《议程》的“毒舌”文风，这点不假。这也是作者建立道德关怀的重要方式，他以类似史官臧否人物的语调去介入叙事，将牛鬼蛇神打回原形。假的就是假的，丑的就是丑的。纳粹的疯狂、卑劣，以及对纳粹的怯懦、矫饰，都被作者一一“示众”。写希特勒的纳粹礼：“他总是喜欢这个奇怪的动作，这个动作被卓别林开心地模仿，胳膊弯起，然后是个轻佻的姿势，带点儿女气。”写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在签下卖国条约前虚弱地“反抗”，并自以为得胜时的心态：“是的，他一定高兴坏了，但那是另一种高兴，或许就像一只小蜗牛对自己软塌塌的犄角所能有的那种高兴。”写支持纳粹并奴役集中营关押犯为企业牟利的老古斯塔夫，就餐时看到幻影：“从昏暗中慢慢走出的，是数以千计的死尸……他们从虚无中出现”，等等。我们完全能领会到这些文字背后的情绪。作者要用文字“惩罚”他们，再开一次纽伦堡审判。《议程》确实是我近年看到的少有的如此尖刻、愤怒的作品。

作者也是电影导演，深谙蒙太奇，即组合不同时空的影像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许士尼格在虚弱地面对纳粹时，作者横插进画家苏特绝望中的绘画，他将纳粹时代枯死的真相交付给我们；在写奥地利广场上疯狂的纳粹拥护者时，又横插进几位自杀者——他们以死抗争真理沉沦的世界，等等。这种强烈的对冲所产生的寓意不言而喻。于此同时，作者又展开了他对媒介的思考，对同一事件不同的组织方式，会产生天翻地覆的效果，可以如作者这样揭示出真相，也可以如纳粹分子那样制造谎言，纳粹将奥地利所有的拥护者聚集起来，又用胶片拍摄下来，天衣无缝地论证了德奥合并之民心所向——影像“制造了我们内心的认知；而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听从这一个清一色的背景板”。还有对许士尼格的照片、对好莱坞过早的将纳粹军装扫入仓库的讨论，无不体现出作者的媒介自省意识，这可能也是得自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教导。作者时时引用哈利法克斯、许士尼格后来写成的回忆录来复原历史场景，又不忘挖苦似的指出其中的虚伪和矫饰，写侵入奥地利时纳粹的所谓“闪电战”，不过是一堆故障频发的破坦克造就的。凡此种种，皆为剥除我们对历史以及构成历史的素材的定向认知，并形成新的观察角度，而作者的道德判断和关怀亦于此存焉。

龚古尔奖评委会主席贝尔纳·皮沃称赞《议程》：“展示了一小群人、一个集团。是如何颠覆整个民族的，展示了邪恶是如何尘埃落定的……今天的年轻人都应该读一读。”皮沃的这番话应该是有其现实指向，欧洲正处于巨大的分裂和焦虑之中，民粹主义高涨，极端右翼势力抬头，难民问题等等；近几年《1984》等反乌托邦小说，研究极权政治的学术作品登上了畅销榜。龚古尔奖在这个关头授予这样一部作品，并建议年轻人读一读，是要提醒人们欧洲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作者写奥地利人民欢迎纳粹时评论道：“等级对抗平等，秩序对抗自由。人群被一种狭隘平庸、危险万分、没有未来的民族至上的思想迷惑了。”自然要让人联想到当下，而对媒介的反省亦不妨视为对当下舆论环境的某种警醒。

“最大的灾难经常是挪着小碎步宣告自己的到来。”作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