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

写信是一门失传的艺术——倒不是泛泛地为之感伤，只是想到，未来的史学者要搜集社交网络上的言论，要去设想新的分析方法，真是有够忙呢。

最近读的名人传记，托克维尔、雨果，作者主要依靠书信来讲他们一生的故事。信里不止有思想，还有性情。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文集里的短简，只言片语，苏轼乱做的酒啊，朱熹疼爱的外孙啊，让他们一下子活了——让人想起，这些把自己的面容固定在一两张经典肖像里的伟人，也年轻过，也胡闹过，也会老，也会分享那些人之常情。

从何谈起呢，托克维尔1852年之后的书信，带给我的激动？这册书信选，选的是那些“重要”因而干净，故而不够拍一张清晰准确的照片，却也足以画上一幅思想小像了——像那个年代恋人之间保存的画像，那么私密又那么有意义。

集中最后一封，不是时序上的最后一封，托克维尔向斯维金娜，一位来自俄国笃信宗教的女性，讲述了自己信仰崩塌的体验。编者的这种安排也在暗示这份体验的重要。它发生在十六岁，之后，托克维尔用的是海登·怀特体察过的那种卓越的意志力，重建自己的认知之网。在我看来，这个重建是太成功了，值得心理学家好好分析：对自由终生不渝的热爱，对事务明晰有力的判断，支撑着他全部的观察、研究与书写。而他的思想小像，从小像到小像地去比，也显得干净、清晰、稳定。仿佛这画像的笔触，几无含糊犹豫之处，没有大量短促细碎的线条，去表现精神的光晕，只有起笔即知收笔之处果断的运笔，刻画贯穿一生的肖像。像很多研究指出的，托克维尔是位无变化的思想家，他的立场、方法和风格在年轻时代就已成熟，随着年龄增长，更多的是换了领域，而思想的锋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锐利。很可能出于这种稳定性， Raymond Bouton 才说他是所有社会理论家中思想最融贯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如果谈到判断力，谈到“托克维尔迷思”中最迷人的oracle属性，会想到哪些实例呢？最有名的，美国与俄国的两极对峙。而在他最后七年的书信中，他又谈到了德国人依赖政府的公共风俗将造就怎样的国家，谈到英国的贵族-资本家联合体制走向虚弱衰落，谈到他深恶痛绝的第二帝国会存在很久，除非有势所不免的战争来终结它，谈到移民带来的问题。

挑出一个实例来吧：第99封，致亨利·里夫的信，谈印度问题。托克维尔指出印度起义的根源在于不认同。基于此，他反对用移民的办法来获得稳定的殖民地。一方面指出，英国的殖民管理在欧洲人中最为严谨而宽和；另一方面，英国人高傲的性格也最让原住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相似。借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耳熟能详的那个分析（亦见本集第75封信）：人们不在事物最可憎时推翻它，而在可以思考可以衡量时推翻它。认同，在托克维尔建立优良风俗的思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会缅怀自己的祖先数百年前给领地上的农民做教父的年代，他参加选区选举时按首字母排队，而非贸然居首，来获得今日选民的认同。先说英国的贵族-资本家联盟已有龃龉，国家趋于衰落，又说在欧洲范围内，英国那种贵族依人民的认同而施行的统治，毕竟是好的。获得认同，是持久稳定的统治的要素。

可拿破仑三世同样在用，鼓励国人竞逐私利，提供保证物质繁荣的政治基础的方式，来换取认同。托克维尔因之而知这帝国将长久，却不改他的愤恨。托克维尔年轻时就说自己对自由的热爱贯穿始终，晚年的信件中，对不同人，在不同的语境，都讲之不倦。即便明知自己不合时宜，也要向公众传达；即便知道容易成功的书是那种唤得起公众认同的书，传达了，必不得认同，却又想要成功，不想踽踽独行，也非说不可：诚可谓漫漫修远，上下求索；幼好奇服，至老不衰了。亦诚如欧克肖特的评论：将自由精神在能动性中培育，认识到运用自由实乃人类的尊严所在，为享有这自由值得不惜一切代价——这立场由托克维尔刻画，被黑格尔理论化。托克维尔对第二帝国的愤恨，一言以蔽之，在于它用物质繁荣换走人民设想自由的能力。这一本质规定被掘根，法国人仿佛被降了格。纵然繁荣，却痴木得连造就、维持繁荣的原因都不敢想。然而，托克维尔固然愤懑悲观，仍然在反驳一位友人的种族论的信件中一再声明：他坚信自由之光没有消散，能在一幅黑底巨画看见无数光点；这位友人却因为愤世嫉俗，在根上就不承认作为本质的自由。当友人藐视当代法国，纵然托克维尔也怒祖国之不竞，还要强势辩护，说任何与罗马帝国的类比，任何人民以甘于受奴役为本性的说法，都是活在书本中，而非现实里；当友人说殖民地人民本非欧洲同层级上的人，不配有自由，纵然托克维尔国家本位的殖民思想如今颇受訾议，还是说：这叫什么话——如果我们读破他那些婉转客气的文字。

这终始不渝的热爱与坚信汇集在致终生挚友博蒙的第100封信。他为挚友之子的“正直产出功益”而欣喜，又自然引申到：“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深信，只有自由能给普遍的人类社会和活在其中的个人，以人类所能达到的完全的繁荣与伟大。”这是缠绕于怀疑、矛盾与焦虑的托克维尔，献给自由的荣耀经。而接下来这段话，我也要抄下来，拿他自己的文字做献给他的赞美诗：“把法国造就为自由民族，是我们尽绵薄之力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这个事业是美好而冒险的。尽管风险与日俱增，却同时让我感觉它日益美好。如果我能重生，也愿再次献身于这美好而冒险的事业，而不愿屈从于作为奴役的必然。”

也许本该，在这个响亮光辉的终止式上结束，但这种响亮，或许与托克维尔的一生并不相合。基于自由，互相认同，将造就良好的公共秩序，这是他给诸友人的信中反复出现，清晰描画的主题，不过，在给少年相识的凯尔戈莱的信中，托克维尔常常表现出另一种风格：以同样的清晰，表述自己尚未清晰化的思想感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最初计划，就是与这位友人相商而得，出版之后，托克维尔继续处理这个主题，带着疲惫，又有了新的思想上的感受：“（大革命与之前出现过的事件如此不同）其中有某种未曾解释的东西。我能感到未知的东西在哪里，但我很徒劳，不能揭开它的面纱；我仿佛通过一个陌生的东西摸索它，它又妨碍我触摸或认知它。”

也许我们应该正视，这位高度原创思想家的这种感受：环绕在未知旁的陌生，既是途径，又是阻碍。像他一样，寻索观念运动的痕迹，用“共同体验”的方法，用他“不起眼的文字和私人书信，在这方法路径下，比议会辩论更有效”的辙，去考虑这种接触未知时，思想的感受。

新的期待呀，托克维尔在与催化了《旧制度》的朋友，谈他下一步的计划。再翻一封信：托克维尔敦请博蒙来戛纳，照顾他自己无力照顾的妻子。妻子的身体状况令他担忧。政治与友谊，这封应题的信。一个月后，托克维尔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