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罗新：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
5月25日下午，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典礼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罗新徒步追随蒙元帝王的辇路而写下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出版之后载誉无数，最终为罗新赢得第“年度散文家”的殊荣。
罗新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历史研究的行当，成为一名历史学者。罗新说：“曾经的文学少年、文学青年，早在青春结束之时就告别了文学梦，三十多年后竟站在文学奖项的领奖台上。这当然远远不能算是人生的反转，但多少多少是对往昔梦想合理性的一种追认。”
在《从大都到上都》一书里，罗新引用了美国人马克·亚当斯《到马丘比丘右转》一书里的话：“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颁奖典礼上，罗新重提这句话，并说：“大概因为他流了汗，吃了苦，付出了很多，他才真正理解了那些高山深谷和那里的人民。”
历史学者的工作不仅仅是埋首故纸堆，他们也需要触碰大地，“行走并记录”，因为“只有从现实、从当前的生活经验出发，我们才可能靠近并辨认过去。”罗新希望自己也能完成相同的转变，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比什么都重要，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追求。”
授奖词：
罗新熟知纸上的中国，但更加珍惜自己用脚丈量过的真实大地。他以行旅者的谦卑，印证着一种古老的沧桑、悠远的荒凉，而那些细碎的往事、陌生的见闻，不断闪现在一花一草、山河旧梦之中，又为文明写下了个人的刻度。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散文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是带着知识、记忆、思考上路的游记，也是对历史之于今日之我还有何价值的省察。通过行走的体悟，罗新集聚了重新理解人与土地、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罗新获奖感言：
获得这个奖项让我大感意外。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主办方和评委的深深谢意。曾经的文学少年、文学青年，早在青春结束之时就告别了文学梦，三十多年后竟站在文学奖项的领奖台上。这当然远远不能算是人生的反转，但多少多少是对往昔梦想合理性的一种追认。
只是我离文学已经很远了，远到不可能再绕回通往那个美丽花园的阳关大道。我早已走上另一片原野、另一座山岗、另一个未知的险境。不过，有时候会想起过去，因为隔着岁月，过去只剩下酸酸甜甜的美好。
我把“行走并记录”这个念头付诸实施之时，心中充塞着各种各样的迷惘；那本小书出版之后，这些迷惘也并没有消失，甚而可以说，更多的、更重的迷惘又冒了出来。这些迷惘之中，最具有专业特征的是，过去与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我的职业是研究遥远的过去。经常有人说，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现在并感知未来。我的经验却使我深信，只有从现实、从当前的生活经验出发，我们才可能靠近并辨认过去。和现实一样，过去有黑暗、有光亮、有痛苦、有甜蜜，有一切我们理解的，以及我们不理解的。如果说过去值得我们去探究、去感受，是因为前人的经验赋予我们信心和力量，帮助我们正视自己、直面眼前的挫折和失望。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历史学最基本的谜题之一。一部英国小说里有一句著名的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往昔乃是异乡），这句话常常被历史学家借用来说明如何区分研究对象和个人的生活经验。但如果现实与过去真的毫不相干，历史学家自身的专业热情和研究动力也就枯竭了。
有趣的是，当代社会各阶层都表现出一种“历史焦虑”，很多人都对历史发生了强烈的、有时似乎是过度的兴趣。与此同时，历史学专业的从业者，却多多少少沉浸在“现实焦虑”中，通常伴随着迷惘和无力感。我也不例外。学历史本是为了有助于现实，但学得久了，困在象牙塔里久了，会发现自己离现实越来越远，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意义。
在我完成从北京到上都的徒步之后，很多朋友都问，你觉得你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吗？我得说，我不是很清楚。但我很庆幸自己走完了这一段路。不管是否获得了可以明确说出来的答案。归根结底，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要反复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他/她要在自己的学术人生中通过实践来回答的问题。
在书里我引用了一句话：“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这句话出自马克·亚当斯（Mark Adams）的书《到马丘比丘右转》（Turn Right at Machu Picchu）。美国人马克·亚当斯在一家户外探险杂志当编辑，但他本人从未有过任何户外经验，更不用说探险了，他唯一搭过的户外帐篷是在自家院子的草坪上。在马丘比丘被宾厄姆（Hiram Bingham）“发现”快100周年的时候，他到秘鲁重走宾厄姆的探险之路，和印第安人养骡人一起，在印加古道上前前后后走了将尽一个月，那是非常艰苦、极不容易的行走。他的书记录他一边走，一边考察宾厄姆当年的“发现”。书的末尾，他回首自己走过的高山古道，意识到自己和过去不同了，他已经对印加历史、对印第安人有了特别的亲切感，建立起了对秘鲁人和土著文化的感情与理解。于是他说：“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大概因为他流了汗，吃了苦，付出了很多，他才真正理解了那些高山深谷和那里的人民。
通常我们的旅游都是不吃什么苦的，恰恰相反，旅游者都吃得好住得好，你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这种情况下，你很难真正理解脚下的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我希望自己也能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我认为这种转变比什么都重要，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追求，哪怕我不能取得世俗认可的那些成功——无论是少年时代所梦想的那种文学上的成功，还是如今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的所谓成功。
这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往复的路。
北大学者罗新，在他华发之年——五十三岁之时，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从大都走向上都。
“到了我这个年纪，一切希望、梦想、信心和理想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难以言说的无奈、郁结、愤懑和迷惑。是啊，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 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历史学家罗新用艰苦的徒步行走，开始了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