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雍正皇帝对政治谣言的处理及其影响

单位同事都去开会了，一个人无聊，翻完了《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这本书和史景迁的其他书一样，“用蒙太奇的写作手法，打破了线性时间和僵固空间的制约，以人物的欲望、动机为坐标，重新编码历史素材”，写作风格游离于历史与小说之间，读来引人入胜。主要内容是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让我们能了解清代雍乾时代对有排满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对策及其影响。

事情的起因是大明遗民吕留良不满满清对中原的统治，通过批点“四书”等宣扬夷夏之防等思想，提出抵制异族入侵，避免披发左衽，是大于君臣之伦的事。吕死后，他的思想继续通过学生传播，后来影响了湖南一个叫曾静的秀才，曾静听闻雍正帝各种不法行为的言论后，在雍正六年派自己的弟子张熙带信去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回复汉人江山，岳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逮捕二人，送往北京。

在刑部的审问期间，雍正向曾静展示他宵旰忧勤，以苍生为念的任事态度，曾静豁然开窍，自知狭陋，于是认罪，写了《归仁录》，表示悔过并颂扬雍正。雍正认为曾静只不过是入了邪教，罪魁祸首是吕留良，于是下诏将吕留良和其子吕葆中剖棺戮尸，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流放宁古塔为奴，焚毁著作。赦免曾静，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以及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对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下旨刊版发行此书，并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百姓讲解。

这其实就是一个涉及雍正本人的政治谣言案，显然，直接杀掉造谣者并不是难事，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谣言的影响，如何处理，考验着雍正的政治智慧。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发生，原因有二，一是思想基础，就是以吕留良为代表的部分汉族精英分子的反满思想，将华夷之别置于人伦的君臣关系之上，这是在天道上否定满人的统治；二是有关雍正的各种谣言，即所谓十大罪状，实质上是在人伦（没有为君道德）上对雍正的否定。有这两点，曾静致书有民族主义象征的岳飞后裔岳钟琪起兵反抗，以为天下当纷起而从，从而恢复汉人对中国的统治权。雍正对此看的非常清楚，经过深思熟虑，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反击。

针对华夷之别，雍正先是用儒家理论来辩论。首先，华夷之别不在于地域、种族，而在于文化，只要是顺应天命，具备礼教，即使蛮夷之人，也能仰承天命；其次，明朝是因为自身君臣失德盗贼四起，为流民所灭，而不是满人，反而在满人入关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政教新修，万民乐业，由此可见，上天以清代明，取决于天命、君德，而不是地域、种族，以证明满人统治中原的正当性，所以君臣大义应该超越华夷之别。针对对于皇帝个人私德的诽谤，雍正从曾静一级一级往前查，最终查到谣言源头是遭到罢黜的老八老九的门人在流放路上的散布，对于这些造谣之人，雍正绝不手软。基本上都处理之。

雍正要借此案推行自己君臣大义应该超越华夷之别的思想，所以曾静才得以不死，反而是他忏悔的言论成为皇帝最好的工具，本人也参与到这种宣传当中，雍正希望通过编写此事的辩论材料颁行天下，并令学府学习，冀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然而事实上，雍正这种处理方法是对自己和臣民都太自信了。不但目的没有达成，天下人感兴趣的不是思想教化，而是神秘的宫廷大内之斗争秘史，而且有人想效仿曾静，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小骚乱。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当雍正死后，即位的乾隆皇帝决定停止这种宣讲，下旨销毁《大义觉迷路》，并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

对于这种处理，史景迁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关于这件事，或许两位皇帝都错了。雍正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他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忘掉了皇帝的苦心。乾隆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雍正的在天之灵，但他的子民确认为他之所以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里面写的是真的。

现在看来，雍正的这种君臣大义观，初步形成满人对中国统治的思想基础，也为汉族士大夫所接受，让曾国藩这样的中兴名将，都甘愿接受满人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满人能在中原二百多年的主要原因。雍正后，反满的思想在士大夫中几乎绝迹，当清末孙文等人谋推清政府时，居然还在吕留良的著作中找反满的理论基础，可见雍正此举，虽然个人私德方面没有挽回名声，但是在思想控制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这也是这种《大义觉迷录》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