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起小学同学时，我却要和你聊聊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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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标题的前半，你一定觉得这将是一篇飘着淡淡忧伤风味的“那些年”款怀旧抒情散文，抑或一次对雷蒙德·卡佛或者村上春树“当…时，我在…”的小资式跟风模仿。然而，紧接着的后半就让你失望了，当我向你谈起小学同学，我要和你聊的却是小说家王安忆。别误会，王安忆当然不可能是我的小学同学。虽然文章是从一个叫董小苹的小学同学说起的。
董小苹是王安忆的小学同学。她在王安忆笔下，曾有过堪称惊艳地出场“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董小苹的美丽，让王安忆的妈妈非常兴奋，“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而使得“站在一边的我，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毋庸置疑，刚刚进入小学的王安忆，和董小苹十分要好，哪有女孩子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
然而事情从“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个人见人爱，功课门门优秀，家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的女孩，却渐渐变得消沉，很少交到朋友，王安忆也在不知不觉中从董小苹生活的参与者，变成旁观者，以致陌路人。她们童年的后半，在一种彼此“悄悄地退场”中过去了。
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对两个数字不会陌生，即6和9。王安忆出生在一九五四年，她上初中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与当下常常被翻出来怀旧的“老三届”，即66、68、67届上山下乡的知青刚好擦肩而过，用王自己的话说，“我们不如老三届”，“因为他们在‘文革’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经足以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理想”。她甚至认真分析了6和9这两个数字的组合，认为这种上下颠倒的方式恰似69届初中生的成长状态——颠三倒四。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说得更为犀利
“在刚刚渴望求知的时候，文化知识被践踏了，在刚刚踏上社会需要理想的时代，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可笑了。人性的开端正处于人性丑恶展览的时期，要知识没知识，要理想没理想，要真善美，给你的恰恰是假恶丑”。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王安忆再次重逢了董小苹。
她们当时一个在安徽插队，一个在江西林场，通过中学好朋友搭桥，取得了互相通信。等到再次见面，是在两年后的夏天，地点是上海，“她穿着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这之后两人开始了很长但平淡的来往，直到八十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巨变，经济的浪潮使革命的堤坝溃决，人人都开始谋求自我的发展。此时的王安忆在儿童时代社工作，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而董小苹呢，仍然很不走运地挣扎着努力着，病退回到上海，以在绣花线的生产组做仓库保管员为生，利用业余时间补习，考进大学。
“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当年董小苹在班上被人说成“狗崽子”的时候，她奋力反抗的话，虽然语境全改，但信念却愈发坚决。这样，后来的董小苹，似乎可以看作69届初中生的一个“后记”，一个颠三倒四之后的“拨乱反正”。
而王安忆呢，她似乎在这个“后记”里是个异类。一九八三年她跟着母亲茹志鹃去了美国，第一次吃了汉堡包，Pizza，肯德基鸡腿，“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也就是在那一年的美国，她认识了陈映真，假如她没有遇到他，“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如果说陈映真是来自对岸的参照，让她对“大问题”警觉。而几乎在那同时，王安忆与董小苹往来逐渐频繁，她开始喜欢去董小苹简陋而凌乱的家，“说些平常却实际的话”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不合时宜的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
这些都与“大问题”相对，都是琐碎。丹尼尔·贝尔说，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这些琐碎的世俗意识也最终成就了王安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最终被同一种力量驯化，这股力量就叫日常生活”。
当我向你谈起小学同学的时候，我想和你聊聊王安忆。
引用皆来自《成长初始革命年》一书，具体篇目如下：
《我的同学董小苹》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英特纳雄耐尔》
《成长初始革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