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明代特务政治

明代的特务组织有东厂、西厂、锦衣卫，还有什么内厂。能这么干当然和盛唐风范不沾边儿，连晚唐气象都够不上了。这些组织，名称不同，行事各异，但最后取得的效果却高度一致——为渊驱鱼。若是存心为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若是事与愿违，则这事中总透着某种傻乎乎的气息。谁傻呢？估计驱鱼于渊者是不会认为自己傻的，很大可能是把鱼儿当成了傻子。其实对鱼儿来说，于江、河、溪、沟倒也无甚么爱嫌亲疏，可倘若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当作傻子和冤大头，夫复何言？即便鱼儿是真傻，也只能转身游赴于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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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伍立杨

丁易著有长篇小说《过渡》、中篇小说《雏莺》、论著《明代特务政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等。就其短暂一生而言，也可谓著述甚丰了。

抗战期间，丁易辗转西南西北各大学教书。他的学术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是《明代 特务政治》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明代特务政治》就其学术用心来说，还是杂文式的针砭时弊，历史资料比较直接的用来批判社会现实。

丁易这本书，写于1940年代。在他当时，其同人也视为痛苦的绝叫，盖以社会的沸腾混乱业已达于极点，知识分子幕燕釜鱼，前途茫茫，因而发愤著书，意在影射，良有以也。

当年他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就当时情形而言，确有开创之功。这本四十万言的专题大书，编织梳理史料的工夫强大得像重型部队，但他的深入还不是一种深化，即深而未化。较之两位比他小几岁的史学家黄仁宇、唐德刚，论一番分析综合的功夫他不及黄氏，而贯通、提领波澜起伏大开大阖的笔力又远逊唐德刚。缺乏唐氏那种抽丝剥茧地将史实铺陈的能力，自然就没有在此基础上据以点醒的精到判断。

他过细的细部放大而未能综合摄取，好像一支部队，辎重已经一线宏阔摆开，而兵员却尚稀松游离，故不大平衡，而显散漫。亦好比布防失措，当然会引出一连串问题来。

当然，他的著作写于板荡混乱的战争时期，环境掣肘非人力可抗。概言之，有搭架子的开创之功，仿佛建筑之平地基、起规模，有成型的屋宇可用。观黄仁宇的史论涉及明史的部分，似乎有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概括综合能力，也漏掉了某些特殊而重要的细节，而令学术水准略打折扣。

至于其杂文集《丁易杂文》，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闪展腾挪，身手十分敏捷。看来他在短制和长构方面的力量运用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丁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运用明史的部分最多。较之谢国桢等人的著作，他的史料的开阔面不及。相当多的个人别集、笔记未见道及，影响到可以征信的深度；所以在其到手的资料上就不免过分放大，仿佛像素不够，则图象也就不免虚幻之虞，缺乏举重若轻的膂力。

在那纠葛重重的乱世，丁先生意在求取人生的自由和尊严，所以一鼓作气搭建渲染成此，寄托他的微意。他的人生过早地谢幕了，他未能像他所期待的轻身上路，但他更没有料到他的挚友们，会在他走后二十余年堕入十八层地狱，佛也救不得。他那时的知识分子蹭蹬坎坷但精神上还不至潦倒澌灭，他没有预见日后的悲剧，他打击专制，但不能想象极权，因为他毕竟还不是奥威尔。

1943年秋从兰州赴蜀前，他写了一首七律，其感叹读之使人心悸：

南北东西笑孔丘，枣花香里买归舟。

牌楼今已看三易，蜗角何期竟两秋！

狂态自知难偶俗，豪情犹复哂封侯。

书成廿卷千毫秃，纵使名山也白头。

诗中感叹沉甸甸的感觉久之不去。丁公1953年谢世，年仅四十一岁。生活的折磨良堪浩叹。此也未始非福。倘若假以时日，至1957年1967年……风雪满头的滋味不知何以自处。他的至交陈白尘先生后来果然写有牛棚日记。智识者所受控制，与丁先生写书时不可同日而语，其全面性深透性也不是早逝的丁先生所能想象其万一。悬想当其友朋陆续返回九泉之下，告以实况，丁先生闻讯，不知会有何等的浩叹？可以推测的是像祥林嫂一样，她所受种种折磨令她呜咽悲鸣，到了阿毛不见之际，却只有痛绝无语唯剩木然了。

对社会而言，送走了伤风感冒，迎来四凶制造的肿瘤癌症，这是他和他那一代人始料未及的。衬以矛盾的连环套，来看他的著书心境，道一声可怜可哀又怎生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