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颜色革命

班固《汉书》首开断代史体例，不过华夏历史周期并不能简单以王朝兴替作为断代标准，有时候王朝虽已覆灭，但社会并没有变革，有时候则反之，王朝或未更迭，但社会基础与之前早已大不相同。前者最经典的莫过于西魏北周隋唐关陇集团出将入相前后承接，后者则是以武周科举革命与玄宗安史之乱为贵族与平民社会的转折点。西汉历史理当与后者归为同俦，如果说把刘邦和项羽的斗争与朱元璋和张士诚的争霸混为一谈，是历史理解能力匮乏的表现，那么将西汉与东汉,或者将西汉本身并为一体其实同样如此。 西汉社会变更的时间分界线在于景帝一朝，在此之前关中与关东两种力量一时无法彻底战胜对手，于是暂时形成了今日我们称之为郡国制的古怪政制。景帝之后，关中彻底压倒关东。虽然是武帝完成秦始皇未了心愿，将秦政彻底施行于关东地区，但将力量对比固为定局，则是在景帝朝完成，汉武帝只是坐享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多层次的周礼封建社会就此让位给无限扁平化的秦政吏治社会，只等五百年后蛮族阑入，一种拟古的准封建社会才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 但这属于五百年以后的故事，当时人看不到那么深远，如果有人从汉初活到武帝一朝，亲身经历华夏社会的逐渐阿米巴化，那么其时间顺序大体勾勒如下： 汉王与项王争霸于楚河汉界，这里所谓霸取其原意，指的是春秋五霸一类诸侯长，即儒家所谓“齐恒晋文之事”，纠合诸侯，兴亡继世，一匡天下。汉王胜出，在垓下称天子，法理来自接受诸侯拥戴，成为诸侯长。然而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刘邦对异姓王的煎灭并非只是为子孙后代筹计，更有变诸侯长为诸侯主的野望。 但异姓王相继覆灭并不意味此时汉王朝能够稳固控制关东地区，尤其是涵括江淮流域的原楚国地区，在这里，复国主义势力始终相当强大，日后七国叛乱就是以吴楚为主。汉室迫不得已分封较为年长的刘姓宗亲坐镇关东。有人认为对刘氏宗亲的分封表明刘邦依旧受周礼影响甚深，其实不对，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或许也预料到诸侯王可能尾大不掉，但在无力控制关东的情况下分封同宗不失为明智之举。 于是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尽管随着时间推衍，关东各诸侯国离心力越来越强，但此时关中朝廷已经有余力镇压和控制关东地区。七国之乱是关东复国主义最后的挽歌，在此之后已经不再存在能够直接威胁到关中政权的自组织团体。然而秦政的本性是尽可能铲除社会凝结核，使民众无力抵抗官府的汲取力度。 由是在消灭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复国主义团体以后，便是关东商人土豪大难临头之日，武帝以后两汉商业从来没有达到汉初高度。许多人津津乐道文景一朝商业的繁荣，但这并不是因为关中朝廷对商人没有偏见，更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商业有过扶持，在《汉书》中我们见到的只有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这纯然是战国鼓励工商在百年后的些许遗泽。 以长安朝廷对土豪巨室的敌视态度，之所以没有像汉武帝一般大开杀戒，对天下商贾实行共产主义政策，不过是忙着与关东旧贵族撕逼，无暇顾及。一旦缓过劲来，便是自盘庚迁殷以来一千五百年文明毁于一旦，三代先王先公以降的多国封建体系一蹶不振，后来儒生不过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局面罢了。 明白汉初这段历史背景，便能理解武帝一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今人好望文生义，因此往往只见一叶，不见泰山。对此，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观念市场中去。汉初实行无为之治，但今人往往以为所谓无为之治指的是与民休养生息，在某些人眼里这甚至指的是守夜人式的小政府。事实可能恰相反，汉政如果称得上不滥用民力，那也只是跟秦人相比。 因为汉人眼中的道家与今人眼中的道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专指黄老之术，而现代人眼里的道家指的是重养生修逸的老庄之道。至于与市场的瓜葛，纯属中国田园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发明，在这方面，秋风和天则经济所贡献甚大。事实上将老庄并称是魏晋时期的事情，而且大大扭曲老庄本意，因为在老庄的文本不但不推崇养生，反而非常抵触养生术，不过这属于题外话，在此就不细讲了。 黄老之术是一种帝王术，其与法家的距离要比荀子和法家的距离更近。在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看来，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汉初对黄老术的看法。前面一句比较晦涩，你可以理解为彻底的机会主义，而后一句所谓因循顾名思义，指的就是继续维持前人的政制。 如果我们还记得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汉家天子对申韩之术的喜好，就不难想起汉初因循的乃是秦制，所谓汉承秦政，汉人几乎全盘继承秦人的残暴制度，萧何入咸阳首先做的便是将秦代的律法书给抢过来。以至于文帝时有弱女缇萦上书救父，以偿肉刑，孝武一朝有董仲舒进贤良三策，诅咒吏治腐败法令滋彰，暗示诏狱岢刻，与暴秦一般无二。 先秦儒生天然敌视大一统，鲁仲连有“宁蹈东海，义不帝秦”之宣言，孔门后裔抱着先王礼器与陈王一同死难。无奈木已成舟，景帝朝七国之叛的失败，意味着重建多国体系的希望告以破灭，以及关东贵族的组织资源消耗殆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董仲舒的登场以及日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儒家发动的一场颜色革命，在无力直接挑战大一统帝国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与法家体面妥协，实现曲线救国。 尽管武帝一朝几十年坚持不懈打击豪强，任用酷吏，盐铁专营，重本抑末，遂使天下丁口减半的基本国策，都是法家手段，全无孔孟之道半点干系。然而独尊儒术理念的成功，意味着官方正式承认秦政在道德上破产，在此之前这仅是贾谊、辕固生一类文人中的共识，因此意义重大。从独尊儒术开始，原本吃人不吐骨头的汉代刑狱被儒生逐渐改造，使其人道主义化，在晋代法吏作为一个阶级彻底覆灭，到唐代彻底完成法律的儒家化。尽管与现代法律体系不能相提并论，但与秦律相比已无限温和化。 但是儒生们的这一选择，也锁死了他们可以选择的历史路径，只是儒生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王莽改制时问题统统爆发出来，结束了儒生们幼稚的天真年代。作为曲线救国策略的逻辑终点，王莽托古改制，剧秦美新在开始之初受到了全天下人的欢迎，就算班固不得不说了他相当多的坏话，还是承认在改制之初，天下大儒们统统望风景从，认为彻底推翻秦政，实现三代之制的时刻来了。 不幸的是，王莽既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儒家理想主义的滑铁卢。知乎上许多不读书的笨蛋以为王莽是穿越者，否则王莽上台以后的社会主义政策就无从解释。事实是自孟子开始，儒家就有非常浓重的社会主义情结，这一情结延续至今，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蒋庆的《政治神学》里你依旧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而我们也知道，强行国有化政策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是正常的，不失败才是不正常的。 王莽的失败对东汉儒生打击是异常巨大的，在此之后他们缄口不言公羊学派的大同和革命理想，就好像南宋儒生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放弃外王理想一样。如何评价王莽的失败是一个好玩的问题，窃以为作为后来者，享有前人提炼而来的经济学知识，明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属于自然之理，但如果从这方面批评王莽可能有苛求古人的嫌疑。

然而批评先辈儒生放弃多国体系理念，选择与虎谋皮是不智之举或许并不在此列。 与法家体面妥协固然方便后人改造帝国某些弊端，但只要大一统帝国一日不消亡，问题就永远不可能消失，因为大一统帝国本身就是问题。更令人遗憾的是，自汉武独尊儒术以后，儒生们就彻底丧失了从根本上变易秦制的热情，只满足于边角上缝缝补补。就好像圣经里以撒以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一样，与大一统帝国形成了共生关系，却没有意识到，只有推翻大一统帝国，才有孔孟念念在兹的西周多国体系，尧舜禹汤的先王之政才可能实现。这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在儒皮法骨的帝国中甘愿受辱的短视，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