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的信念
林 川
身为犹太人，捷克作家克里玛在10岁那年就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直到14岁才获得解救。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人们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死去。他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我每天看着车上高高堆放着的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他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我知道我处于一种没有人道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力量；我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转移，被带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会有一个穿灰绿制服、帽子上有一个人头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死我。"面对这种非人的现实，小克里玛只能逃避到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把童话中的情节作为心理上的支撑。他相信巫婆的魔法会失灵，恶龙会被斩首，相信善的力量终将战胜恶的力量。可是，二战结束以后，他却渐渐地发现："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克里玛著：《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与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相比，中国文革时期的那些受迫害者的境遇或许没有那么严酷，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也曾经面临着生的折磨和死的考验，并且也只能以一种童话（或神话）般的信念作为支撑。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的她的丈夫杨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当其冲，被打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 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韦君宜也遭到了批斗和侮辱。有一天，夫妻两人单独在一起，韦君宜偷偷地对杨述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不料杨述却义正辞严地这样回答："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作为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的"革命干部"，杨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解释显然是很可笑的。因为，他把这场"革命"自身的"恶"当作了"革命"以外的东西，甚至是"革命"的对立面——"反革命"所制造的，却没有意识到对"反革命"的残酷迫害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恶性"的体现。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把一切都交给了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在革命以外找到任何支撑的。只有靠着对革命的信念，他才能度过"革命"的磨难，直到重新获得革命对他的认可——尽管在他人看来，这种信念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如果说，杨述算得上是共产党内的那种"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那么，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抛"了出来，挂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受到了种种折磨。他的妻子邹莲舫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是因为受到他的牵连，也成了里弄里的审查对象，并且被按上了"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受到了很深的惊吓。与韦君宜一样，她也曾约丈夫一同赴死，以免继续受辱。而朱东润则和杨述一样，坚认自己无罪，并劝妻子忍耐，坚持到世事恢复正常的那一天。不过，与杨述不同的是，朱东润先生并不是靠什么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而活下来的，他相信的只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夫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可长且久，而况于人乎？"在为最终自杀的妻子所写的《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暴风骤雨好像很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不久以后，暴风过了，骤雨停了，天还是照样的天，地还是照样的地，可怕在哪里呢？一切都有一个过去的时候，过去了以后，总会有个正常的现象。......人不会永远发神经的，在神经暴发的时候，他可以拍桌子，打板凳，骂娘，诅老子；神经过了以后，他会觉得桌子板凳都可惜，娘老子也不一定是要诅骂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制止当然制止，万一不能，我们还可以等待。人总有清醒的一天，这一种信任，我们还是以不动摇为好。"
朱先生以自然解说历史，在学理上或许有比拟不伦之嫌，不能使人真正信服，但是，他对"正常人"的信心，却是很能赢得国人的共鸣的。尽管人们也知道，许多坏事其实都是正常的人干的，说搞文革是"发神经"，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已。但是，在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之中，如果没有对于"治世"的期待，没有"拨乱反正"的信念，人们究竟又能靠什么活下去呢？
写于1998年间
身为犹太人，捷克作家克里玛在10岁那年就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直到14岁才获得解救。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人们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死去。他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我每天看着车上高高堆放着的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他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我知道我处于一种没有人道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力量；我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转移，被带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会有一个穿灰绿制服、帽子上有一个人头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死我。"面对这种非人的现实，小克里玛只能逃避到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把童话中的情节作为心理上的支撑。他相信巫婆的魔法会失灵，恶龙会被斩首，相信善的力量终将战胜恶的力量。可是，二战结束以后，他却渐渐地发现："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克里玛著：《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与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相比，中国文革时期的那些受迫害者的境遇或许没有那么严酷，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也曾经面临着生的折磨和死的考验，并且也只能以一种童话（或神话）般的信念作为支撑。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的她的丈夫杨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当其冲，被打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 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韦君宜也遭到了批斗和侮辱。有一天，夫妻两人单独在一起，韦君宜偷偷地对杨述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不料杨述却义正辞严地这样回答："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作为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的"革命干部"，杨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解释显然是很可笑的。因为，他把这场"革命"自身的"恶"当作了"革命"以外的东西，甚至是"革命"的对立面——"反革命"所制造的，却没有意识到对"反革命"的残酷迫害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恶性"的体现。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把一切都交给了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在革命以外找到任何支撑的。只有靠着对革命的信念，他才能度过"革命"的磨难，直到重新获得革命对他的认可——尽管在他人看来，这种信念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如果说，杨述算得上是共产党内的那种"革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那么，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抛"了出来，挂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受到了种种折磨。他的妻子邹莲舫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是因为受到他的牵连，也成了里弄里的审查对象，并且被按上了"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受到了很深的惊吓。与韦君宜一样，她也曾约丈夫一同赴死，以免继续受辱。而朱东润则和杨述一样，坚认自己无罪，并劝妻子忍耐，坚持到世事恢复正常的那一天。不过，与杨述不同的是，朱东润先生并不是靠什么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而活下来的，他相信的只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夫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可长且久，而况于人乎？"在为最终自杀的妻子所写的《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暴风骤雨好像很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不久以后，暴风过了，骤雨停了，天还是照样的天，地还是照样的地，可怕在哪里呢？一切都有一个过去的时候，过去了以后，总会有个正常的现象。......人不会永远发神经的，在神经暴发的时候，他可以拍桌子，打板凳，骂娘，诅老子；神经过了以后，他会觉得桌子板凳都可惜，娘老子也不一定是要诅骂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制止当然制止，万一不能，我们还可以等待。人总有清醒的一天，这一种信任，我们还是以不动摇为好。"
朱先生以自然解说历史，在学理上或许有比拟不伦之嫌，不能使人真正信服，但是，他对"正常人"的信心，却是很能赢得国人的共鸣的。尽管人们也知道，许多坏事其实都是正常的人干的，说搞文革是"发神经"，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已。但是，在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之中，如果没有对于"治世"的期待，没有"拨乱反正"的信念，人们究竟又能靠什么活下去呢？
写于1998年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