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扎实 角度鲜明

萧先生的理论有几个前提：时代环境胎息时代文学（诗歌），诗歌的形式与内容两分，时代有高低之分，因而诗歌有优劣之分。

萧涤非是老山大的先生，现在的山大，是他去世十年后才有的。萧先生此书，成于抗战时期，对象是中国古代乐府诗，时间上迄汉武，下至隋炀。论述的套路，我觉得应该叫“诗”+“考”+“史”的模式，即先列原始文本，再取历代文人之考论笺注，后补相关史料。这应该和老先生论诗的价值取向有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诗歌的品质，反映出时代的气象。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观念。因而，文本之外，评论与史料密切缝合，也是需要的。

在老先生这派学者的眼里，时代气象有高低之分。汉魏乃至东晋，政权疆域广阔，未受胡患，统治阶层重视民意，因而也重视采集民风，所以汉魏乐府，在题材和风格上也就宽广。逮至东晋，长安陷落，衣冠南渡，乐府采诗的传统也已经断绝，所以题材单一，用词靡丽，仅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因而汉魏乐府诗胜过六朝乐府诗。这些论述都有详细的史料支撑，基本来自《二十四史》。

以上是书中的见解，但我的时代跟萧先生的时代已经不同，学风也不同，因而理解也略殊。我基本上把历朝诗歌客观化了，不论哪个时代，对我来说都一样。诗三百的“风”，大概是百姓民情之声。老百姓在劳作娱乐时口耳相传的即兴文艺，应该数不胜数，但是缺乏有条理的文本。之所以成文，乃是统治者重视民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了动力去收集它们，这才有了乐府和乐府诗。在没有网络审查、电子监控、流行工业的时代，帝王重视民意，只有主动寻访收集。政治功能是一，祭祖、祭天神的传统，需要创作歌诗。娱乐当然又是一个功能，史载汉哀帝之前乐府有乐工八百人，各种曲调风格乃至对应的乐器，都有讲究。东汉以后，乐府不再采集诗歌，文人创作成为主流。

我当然没办法知道，汉武帝怎么想的，他读过哪些书。我只能从他的行为和作品推断，他多疑，行事老辣，又相信“天心民意”，并且有不错的文学素养（《秋风辞》）。汉武帝设乐府和他尊儒的举动是统一的，由孟子、董仲舒系统化的政治理念，在汉武帝那里应该比较吃香，想必他知道其中的“君民”关系说。也一定相信，做皇帝，就要多看内参。

如果说，民间谣谚反映了百姓的思想动态，我不免猜测，武帝设乐府，应该是为了观察百姓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汉书·艺文志》说当时乐府诗314首，除了贵族常用的祭祀歌诗，萧先生估计有160首取自帝国各地民间，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了。所谓采诗可以“观风俗，知薄厚”，薄与厚是一组相对的程度词，“百姓对正统思想的接受程度“，应该是这句话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么百姓的表现如何呢？《上邪》、《有所思》，听起来像女性口气，直白、激烈，简直像破口大骂，完全不似明清女性的风格，倒更像秦腔五典坡里的王宝钏。盖因明清是朱子成为正统之后的礼教社会，女性一辈子心理和身体都被束缚，怎么可能这样说话。而先秦乃至汉初，这些束缚较少，所以诗三百里女子形象非常美好，出自女性之手的佳作也非常多。汉窦玄被召为驸马，其妻忿作《窦玄妻诗》：“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起兴奇妙，朗朗上口，是我读过的古诗里最爱。

也许我们应该研究研究采诗这一官方行为的运作过程，据史书载，汉灵帝曾派刺史巡游各地，采集民谣。虽然这帮刺史上交的作品都是编造的，但可以看出是何等兴师动众。从流传下来的诗歌题材上看，思妇的作品、控诉战争残酷的作品相当多，我不禁推测，军队也是采诗的重要根据地，帝王对军心的关切，有时候比民情更直接。而军中武夫与妻子的通信往来，一旦传成歌谣风谚，就很容易入诗。这似可以解释，为何有如此多的思妇之作。

“负面舆论”也非常多，东汉有民谣“ 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你们都是王八蛋。这就是“猖狂进攻现行体制”的言论啊。至于《战城南》写战争场面：“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质朴无凿，唐李白同题仿作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古乐府写战士“ 野死不葬乌可食 ”，李白作“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对比汉乐府，李白形容词掺得太多，气势有余，沉雄质感不足。想来李白一生，大概难得有机会亲临战场，能挥洒想象的地方，其实很有限。

萧涤非先生断言，汉乐府采自民间，有政教功能；曹魏起，文人开始自抒自娱；南朝时，贵族文风千篇一律；有唐一代，科举取士，诗家多来自田野，“新乐府运动”才有可能。陈子昂等唐朝诗人的仿古，比六朝乐府更容易得到萧先生这派批评家的肯定。但终究，它们不是第一等的，两汉民间乐府，取材广泛，代表着民间想象力与智慧，各种奇妙修辞，起兴、反语、滑稽，为后世仿作源泉。采诗传统断绝后，文人有的咏史，有的借古调写个人情愫，萧先生感叹“孤儿寡妇之哭声，沧浪黄泉之叹息，无所闻焉。

这似乎也说明了吏治成熟定型后，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肉食者更“自信”，不再担心因而重视民声，乐府取缔，防民之口成为更常用的手段。古代没有乐器伴奏的歌唱，称为“谣”，这正是乐府官采集求索的东西。而《康熙字典》里，它已经多了一层意思：“毁也”，坏话。到了今天，“谣言”已经成了道德意味明显的词，不是普通的坏话，简直是过街老鼠。读诗是对知识的考掘，真的可以“观风俗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