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报告
对着虚空说话
--------读《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小引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这本书其实很早就读过了，大概是刚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那时我对传播学的全部准备也就是郭庆光老师的《传播学概论》，和李彬老师的《传播学引论》。还记得当时连同这本《传播思想史》，还一起买了其它的传播学的几本教材类书籍。凭着我对“思想史”这三个字的天然好感，回去就兴冲冲地拿起这本《传播思想史》读将起来，大概读完了中译本序，译者前言和序论，然后匆匆翻完了第一章：对话与散播。最初的印象中是困惑与欣喜交织的感觉，是阅读教材类的传播学书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隐约看到的那道想象力时空旅行的微光，随即被实用主义的理性压制下去了----我的判断是这本书对考研复习的价值不大。
此后便埋头于正统的传播理论，而彼得斯君的这本书，就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日子久了，灰尘也落了不少。 再后来，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得来的支离破碎的传播学知识居然也让我跌跌撞撞进了复试。复试准备时，听前辈学姐说面试曾经问到过一个题：谈谈你读过的一本传播学书籍，第一个出现在脑子中的书名居然就是这一本：《传播思想史》。潜意识中，这本书所谈的内容，乃是对传播本质最为切身之体验的阐述，尽管此前只是匆匆浅表的阅读，也留下了其为深刻的印象。于是取书拂尘，欲细细研读，可准备复试的时间短而又短，而这本书的阅读，又要求智力与悟性的全情投入，读完一章多一点，不得不再次忍痛罢手。只有去找些相关资料，希望在面试的时候做到言而有物，仅此而已。
再次拿起这本书的时候，离最初与它的相遇，已是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了。要写读书报告，这本书成了必然的选择，也许有些晚，但又未必。这种平心静气，进入一件事情的仪式感，在我看来，对这本书是适得其所。
一 交流的问题从何而来？
“How did it become possible to say that a man and a woman are “turned to different frequencies?”
John Durham Peters 的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他独特的视角和广博的视野。与一般的所谓建构理论的著作不同，他并未试图建构一般性的理论，而是追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传统，厘清其中关于传播和交流的观念。同时按照人类媒介发展的历史，结合社会思潮的流变，把“交流”当作人类的一种终极处境进行探索。这本书的类别归为传播学其实并不足以概括这本书的全貌，它的英文版的类别是哲学/历史。中文名虽然也叫作传播思想史，其实本书的内容更确切的应当是“交流”思想史，因为中文里“传播”的意思是大规模的散播，对应的涵义似乎与“dissemination”更为接近，而“交流”和“共享”的内涵成分则较弱。而作者论证的作为人类终极处境的“交流”，其实和现代的主流传播观念有一定距离。为说明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先大致看一下作者论证的过程以及方法。
在序论中，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论题进行了说明，即为什么交流的问题如此重要。“弄清交流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 要探索交流的问题必然会与人类交流失败的处境直面相遇，作者的方法是从交流的历史真实性出发，在哲学，宗教，文学，神秘主义以及媒介技术中寻找有关交流观念的源流和沿革。
交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从心理和生理上说，这是因为人类的感知和感情都是每个人独特的东西，人类的神经末梢是以自己的大脑为终端，而不能与另一个人的头脑直接相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的隔绝，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这样的思想之间的隔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隔裂” 于是人类的历史就充斥着交流失败的例子，交流失败的悲剧，喜剧和荒诞剧比比皆是。20世纪的传播学的诞生，是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后，理论家们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控制的相关思考中产生的，关注的更多地是大规模的社会传播。而人类关于交流的思考，其实古已有之，只不过那时的媒介不同，而人们思考和关注的问题略有不同而已。
二 交流主题的二重变奏：“对话”与“撒播”
“凡是有耳朵听我讲话的人，让他们听见吧！”
---------《对观福音书》
作者关于“交流”这一概念的论述，只涉及了“对话”和“撒播”。至于现代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各种交流形式的融合，他并未论及，这也许是出于立论的需要，这里暂且不提。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比较了苏格拉底和耶稣这两位西方传统源头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当作人们对交流观念进行反思的起点。 作者认为，《斐德罗篇》不仅论述了技术怎样影响交流，还分析了心灵与欲望的沟壑。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交流的规范形式的条件包括心灵和欲望的匹配，以及一种“互惠”的爱欲，即哲人的相爱。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就是爱“爱智之爱”；这人之爱，爱智之爱，只能够和自己相爱的另一个人一道去追求。” 只有两个人才能产生哲人之爱，爱智之爱。在这里，作者强调苏格拉底开启了关于交流观念的一个悠久传统：和另一个人互惠的接触，是回归灵魂，徜徉故乡的必由之路。这个观念成为后世衡量理想交流的尺度。
随即苏格拉底又提出了对书写的批评，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正是纸质媒介大规模出现的时代，口语时代的哲人苏格拉底对文字奇怪的繁殖功能始终抱有怀疑。他认为不分对象的书写没有人性，缺乏内在的灵魂。“文字不知接受者的心灵为何物。” 因为真正的交流必须是亲切，自由，鲜活，互动的，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要在有形体的人之间进行。这里，作者认为苏格拉底已经预言到未来媒介批评的基本规范。苏格拉底所推崇的交流方式，是口头传授，是可以在论辩中捍卫，可以在学生心上扎根的更有生命力的“书写”。
作者接着又论述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一种西方传统，即耶稣的《对观福音书》中的散播。《对观福音书》中把广泛的散播看作公平的交流形式，它把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志和能力。并认为强求互惠性是有问题的。一个公正的社会既依靠针锋相对，又依靠引而不发。“如果每一个问题都非回答不可，每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都附带了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那后果是多么无聊，多么霸道啊。” 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因人而异的互动（对话），生活中就缺少爱；得不到一般的互动（撒播），生活中就缺少正义。“《福音书》里的寓言要我们去拥抱脆弱的人，而不是逃离脆弱的人。柏拉图的爱欲受到的是美的吸引；《福音书》里的爱受到的却是需求的吸引。” 比较的结论是：《斐德罗篇》和《会饮篇》描绘的爱是渴望同一的爱（oneness）；《福音书》中的爱是对他性(otherness)的同情。而关于对话和散播的孰优孰劣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只有在稀罕而绝佳的场合，对话才能够兴起；撒播就事造就这种场合的基础。撒播不是遭难，而是我们的命运。”
以上回顾了作者在第一章中比较“对话”与“撒播”，之所以较为详尽地重述这一过程，是因为这一段实在非常精彩，同时也为接下去的论述定下了基调，此后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母题，即对话与散播的难以取舍，难以判定高下的摇摆不定中展开的。
三 中世纪以来的交流梦想
这一部分作者分三个时期探讨了中世纪以来关于交流观念的视野：早期基督教，英国经验主义及19世纪各种招魂术。
基督教中提出的“天使般的交流”确立了心灵对接是关于交流的“规范”视野。 圣奥古斯丁认为：心灵重于文字。不要过分依赖符号，不要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陷入技术困境就是当文字的奴役，而不是求精神的自由。用肉体和灵魂来解释符号和意义。作者还提出：巴别塔和天使是西方传统中伟大的原形，一个是交流失败的原形，一个是交流完美的原形。
而在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论述中，作者认为，洛克将政治和语义互相纠结。而这都捍卫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无论个人意识的财产（观念）还是实在的财产（生命，自由和不动产）。洛克对语言的描述，就是他对财产的描述颠倒过来：世界经验的私有者团结起来，求得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交流就是把个人的东西变成共同的东西。洛克使用的交流观念是以下三者的结合，圣奥古斯丁内在和外在的符号学，个人自由的政治纲领，清晰传送过程的科学想象。最后作者评述说：洛克强调语言的个人意义的正面影响是强调了个人的尊严。潜在的负面影响则是：个人成为决定意义的上帝，而公共意义被模糊甚至妖魔化，这管束了交流，又造成混乱。
作者又接着评点了19世纪的招魂术，从催眠术到心灵研究，这个时代交流观念的主导话语是浪漫主义。19世纪孤独的痛苦和众生一致的渴求引出了宇宙和心理世界混为一谈的思想。作者认为，催眠师先驱梅斯梅尔的催眠术所描绘的与他人的一致，不仅可能是心灵和谐的景象，也可能是失去自我，屈从他人意志的噩梦。自我既因自主而封闭，又因开放而危险。浪漫的精神交流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罗曼蒂克的幸福，又是心灵伤害的恐怖。同时作者还提到了所谓的催眠术这一传统对19世纪欧洲和美国文学的影响。
而这里最为撼人的，是作者从这一传统中看到了20世纪大众传播控制机制的先声。现代社会催眠术似的大众传媒，不正是制造着心灵和谐的假象，而使大众屈从于某种政治或商业的目的？ “由于大众媒介不断重复，无处不在或下意识的不公正技巧，所以他们能够躲避公民警惕的意识，直接进入我们动物世界悠久恐惧（或愚昧与怠惰）的底层”
三 近代哲学的交流观：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
这一章作者重点分析了这三位哲学家关于交流的思想。我能接收到的观点主要有：对黑格尔而言，交流与其说是个体间的接触，不如说是建立一套富有活力的社会关系，以便于建立共同的世界…交流不是思想运输，而是组织生活状况的危险，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努力，交流的目的是所有的人都互相承认。
而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则说明了他对交流观念的一些思考。和苏格拉底一样，马克思对具有撒播能力的媒介持批评态度，作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货币看作一种媒介，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表征的媒介。这里我的理解是，作者把马克思对货币对人的异化的论述和现代大众媒介对人的异化联系起来了。作者指出：马克思在批判货币时所用的形容词都和现代传媒评论使用的关键比喻都如出一辙：行尸走肉，偶像崇拜，主客相混。“马克思提倡对话关系…以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推知，媒介使面对面的相会受到扭曲和阻碍，使人不能和自然，产品，他人直接相会，不能和自我直接相会，而直接相会是完全的人行的必须条件。”
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交流的思想视野虽然开阔，却仍然不够充分。与苏格拉底类似，马克思保有对对话的终极信仰，而大群人之间，必然间接的交流和决策他却没有考虑到。同时作者还认为马克思缺乏足够的悲剧意识，他认为一切交流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这一段的结尾，作者再次重申对话本身也不能逃避陋习和权利，在这一点上，它和单向的撒播没有什么不同。并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思考其他可能使人眼界开阔的公正的交流关系。此时作者还明确提出提倡大众传播的合法性。
其后作者对克尔凯郭尔关于交流的思想的述评也非常精彩，这里作者讲到：“假如说克尔凯郭尔忽视社会关系和权力问题的话，马克思则忽视时间和死亡的问题。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看世界的颠倒，忽略了哲学之外的真实斗争；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忘记自己的脑袋长在身子上，换言之，黑格尔毕竟是人，总是要死的。”这句话说得实在有趣。
与马克思相比，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相对消极得多。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动性是无穷的，只要从私有制和生产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人就有潜力改造一切，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也不例外。而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要是生活在这世上生命有限的凡人，某种程度的异化就必然产生。意思也就是，人的能动性再大，但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很多局限都不能突破。
克尔凯郭尔在给关系破灭的未婚妻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中写到：“谢谢你从来就没有理解过我的意思，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从这中间学到的。”作者认为，这说明了他把交流看作解释和掩盖的方式，而不是信息交换的方式。在作者看来，“克尔凯郭尔的交流观念突出的特点，不是心灵的结合，而是言语不可能传达意思，是对公共舆论的抗拒，是反讽的特技，是更高层次的内心法则。”
我读过这部分的内容时，非常认同克尔凯郭尔对交流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公共生活的批判，他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在禁食。”作者指出：这段话直接证明一条真理：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不可调和的，主观性的到欺骗的特许。“交流不可能是真实性载体，它只能破坏真实性…在一个悖论的世界，轻易的交流必然是虚假的交流。委婉与讽刺也许是拯救我们的必由之路。拯救的路上必定是荆棘丛生。对克尔凯郭尔而言，轻而易举交流的观念，使精神领域的清仓大拍卖，是降低理解的价码。正确的行动，信仰，他人-----所有这些都是绊脚石，而不是刻意绕道而走而不感到恐惧和战栗的东西。” 在我看来，克尔凯郭尔的姿态中颇有点悲壮的意味，他的信念可以归结为：观众算什么？神和自己才是唯一的裁判。这样清醒决绝的姿态，对比当代社会中忙不迭袒露内心世界向大众诉说他们心路历程的人们，实在是云泥之别。克尔凯郭尔式交流的任务，就是把庸常的生活陌生化。他的散播就如同使徒路德的布道，常把核心的东西隐藏起来，一般人无法参透，只有知晓密码的人才能得到隐秘的信息。
作者在这一部分对这三位哲学大师交流观念的评述其实是为自己的结论作铺垫，也就是对话的唯一合法性受到质疑，其他形式的交流应该得到新的认识和开发。作者的观点其实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相近，但比起克氏决绝几至阴郁的姿态，又多了几分温情脉脉和乐观。这可以在后面作者对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以及对死信的阐述中看到。
四 生者与死者的交流以及死信
在这一章节中，作者谈论了我们的世界中种种不可交流的现象，包括生者与死者的交流（作者把这作为诠释学的范式，实在是非常妙）和关于死信的冥想。
作者把死亡当作激发交流欲望最为强烈的刺激物，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比得过死亡。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除了记录死者思想的文字可以流传后世之外，死者的音容笑貌都可以传诸后世。具有记录功能的媒介使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兴趣再度兴起，19世纪的欧洲流行的招魂术就是在人们的交流欲望被死亡阻隔时，物理学和神秘主义的诡异结合。作者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每一种媒介都用来生产鬼魂。如果观照这一百多年来媒介的发展历程，不能不为这句话的概括力折服。
作者还将与亡灵的交流赋予普遍性的意义，并断言：“与死者的交流是诠释学的范式：在收不到回信的地方进行的解释的艺术。” 这里，因交流失败产生的感伤情绪被化解了，作者引用利可尔的话说：“从构成文本的意义上说，一切对话都已然分解。首先，动荡才使对话成其为对话。”其实生活在媒介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我们几乎所有的交流情景都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话性的。我们看的电影，听的唱片，在网上随意点开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博客。只有在很少的状况下，他们才可能同我们对话，诠释是一种与撒播如影随形的，当代普遍的生活状态。至于诠释是否和发出信号的意图对应，很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而且估计是无解的迷。而作者认为：这种有缺损环节的交流和循环往复的交流一样重要。我的理解是：我们当然不能与已经过世的先哲直接亲近对话，我们甚至不能和活在这世上，但基本无见面可能的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发送者（作家，音乐家，导演等）对话，但这种诠释范式的交流的意义，可以说是我们生存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死信这一部分的内容，具有真正的诗性，我在google上搜索这本书的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很多网站上推介这本书就是节选的这部分的内容。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来说，书信时代的消逝基本上就是这几年的事，而在作者的笔下看来，竟然有恍如隔世的效果。
作者先回顾了私人信息运送发展的过程。在信件的隐私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的年代，当时的信件就像今天的明信片。直到邮政系统大致成熟之后，书信才从单项散播转变成明显的对话。死信，指的就是因为地址原因无法投递的信件。作者用死信这一意味深长的隐喻，来说明人际交流特有的病态。作者首先强调，“死信之所以令人惋惜，并不是因为人的联系被切断，而是心没有送达。这里是心智（头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是爱欲（身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邮局把堆积成山的死信定期进行拍卖，于是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信封里的东西可谓无所不包：一缕头发，书籍，珠宝，雕刻，护身符，玉米粉碎机，手工缝纫，牙签，婴儿服装，十字架，蝙蝠翅膀…“这些东西就像象形文字，失传的语言，他们对某地某人肯定有话说，但对我们而言，这种语言却是封闭的书。” 这些死信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船舶绝对逃避不了物质的体现，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以天使位模范的，纯粹的符号。死信中有些东西具有普遍的价值，如珠宝；但头发等大多数东西，其意义和价值只对特定的人开放。作者认为：这说明了身体对本人和他人天渊之别的价值，也有力地证明了并非一切意义都是公共的，普遍的。
作者在这部分的最后写了这样的话：“死信处的信化为灰烬，而发信人不知道信已丢失，收信人又不知道信是否真的寄出了，你说这样的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样的事，我们的生活中无时不刻不在上演，人际交流中微妙的阻隔，未被探测到的弦外之音。满怀热情地对着虚空说话，这根本就是人类的终极处境，悲凉吧？却又不能说不诗意。
五 路在何方
在下面的两章中，作者又以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作品作为文本，分析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失败的场景及其各自的隐喻。甚至还将交流的他者延伸到了外星人，动物和机器人。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在结语中，作者以“手拉手”为标题，而不是“心连心”，暗示作者不相信存在完美无憾的思想交流。作者再次详细论述在心灵的交流中，自我或世界的真实再现不仅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充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甘愿的自我克制。“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报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 既然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交流，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交流吗？”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这样的语句可谓振聋发聩。
作者反复强调：与其交流是语意问题和心理问题，不如说它是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所以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往往是由参与度不同和缺乏耐心带来的。作者在书的结尾的段落里，对交流的身体在场的重要性，重新致以古老的敬意。在充分肯定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再生的东西之后。作者写道：
“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渡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这一段话的意思我解读为：尽管凡人间的爱不无琐碎，交流也远非完美无憾，但在有生之年，关爱我们身边可以接触到的人吧！这样的情怀近乎宗教。
掩卷沉思，不禁感叹于作者的悲悯天人，艰涩的思想探究终归于温情的世俗关怀。这既既是作者的天性使然，也是出于交流与人的终极处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能分外打动我，也是出于这一点。
六 局限与展望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这本书的开创意义首先在于，他使人们认识到，重新发掘哲学史，思想史的文本中的交流观念的重要意义。此外还有文艺领域，尤其是文学对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启发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反复引用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艾略特等人的作品看出。这有别于继承了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的正统思路。这是思想来源方面。与此相对的缺陷在于，也许是作者的兴趣使然，当代艺术的其他领域，如电影，就没有成为作者的灵感来源。
在文风方面，这本书风格相当独特，绝非干燥乏味的学术八股。作者似乎有意规避学术论文的死板形式，行文具有散文化倾向，趣味盎然之余又很好地保证了学术上说理的严谨。集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批判和风趣而又抒情的评述于一体。
作者在论述传播思想史的时候，一个重大的缺陷在于，把口头传统置于核心位置，其实只是有选择的思想史。20世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则基本没有在文中论及。而且作者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思路也十分明显，不仅东方的交流思想丝毫没有论及，就连加拿大的那几位杰出的思想家，英尼斯，麦克卢汉也统统被遗忘。这一点可以说相当奇怪，因为加拿大传统重视历史的纬度，和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思路和作者颇有相似之处。而20世纪以来，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多种交流方式融合的可能性，作者也没有深加探究，这些，都将留待以后的传播思想的研究者去继续探索。
2007年3月
--------读《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小引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这本书其实很早就读过了，大概是刚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那时我对传播学的全部准备也就是郭庆光老师的《传播学概论》，和李彬老师的《传播学引论》。还记得当时连同这本《传播思想史》，还一起买了其它的传播学的几本教材类书籍。凭着我对“思想史”这三个字的天然好感，回去就兴冲冲地拿起这本《传播思想史》读将起来，大概读完了中译本序，译者前言和序论，然后匆匆翻完了第一章：对话与散播。最初的印象中是困惑与欣喜交织的感觉，是阅读教材类的传播学书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隐约看到的那道想象力时空旅行的微光，随即被实用主义的理性压制下去了----我的判断是这本书对考研复习的价值不大。
此后便埋头于正统的传播理论，而彼得斯君的这本书，就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日子久了，灰尘也落了不少。 再后来，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得来的支离破碎的传播学知识居然也让我跌跌撞撞进了复试。复试准备时，听前辈学姐说面试曾经问到过一个题：谈谈你读过的一本传播学书籍，第一个出现在脑子中的书名居然就是这一本：《传播思想史》。潜意识中，这本书所谈的内容，乃是对传播本质最为切身之体验的阐述，尽管此前只是匆匆浅表的阅读，也留下了其为深刻的印象。于是取书拂尘，欲细细研读，可准备复试的时间短而又短，而这本书的阅读，又要求智力与悟性的全情投入，读完一章多一点，不得不再次忍痛罢手。只有去找些相关资料，希望在面试的时候做到言而有物，仅此而已。
再次拿起这本书的时候，离最初与它的相遇，已是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了。要写读书报告，这本书成了必然的选择，也许有些晚，但又未必。这种平心静气，进入一件事情的仪式感，在我看来，对这本书是适得其所。
一 交流的问题从何而来？
“How did it become possible to say that a man and a woman are “turned to different frequencies?”
John Durham Peters 的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他独特的视角和广博的视野。与一般的所谓建构理论的著作不同，他并未试图建构一般性的理论，而是追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传统，厘清其中关于传播和交流的观念。同时按照人类媒介发展的历史，结合社会思潮的流变，把“交流”当作人类的一种终极处境进行探索。这本书的类别归为传播学其实并不足以概括这本书的全貌，它的英文版的类别是哲学/历史。中文名虽然也叫作传播思想史，其实本书的内容更确切的应当是“交流”思想史，因为中文里“传播”的意思是大规模的散播，对应的涵义似乎与“dissemination”更为接近，而“交流”和“共享”的内涵成分则较弱。而作者论证的作为人类终极处境的“交流”，其实和现代的主流传播观念有一定距离。为说明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先大致看一下作者论证的过程以及方法。
在序论中，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论题进行了说明，即为什么交流的问题如此重要。“弄清交流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 要探索交流的问题必然会与人类交流失败的处境直面相遇，作者的方法是从交流的历史真实性出发，在哲学，宗教，文学，神秘主义以及媒介技术中寻找有关交流观念的源流和沿革。
交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从心理和生理上说，这是因为人类的感知和感情都是每个人独特的东西，人类的神经末梢是以自己的大脑为终端，而不能与另一个人的头脑直接相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的隔绝，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这样的思想之间的隔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隔裂” 于是人类的历史就充斥着交流失败的例子，交流失败的悲剧，喜剧和荒诞剧比比皆是。20世纪的传播学的诞生，是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后，理论家们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控制的相关思考中产生的，关注的更多地是大规模的社会传播。而人类关于交流的思考，其实古已有之，只不过那时的媒介不同，而人们思考和关注的问题略有不同而已。
二 交流主题的二重变奏：“对话”与“撒播”
“凡是有耳朵听我讲话的人，让他们听见吧！”
---------《对观福音书》
作者关于“交流”这一概念的论述，只涉及了“对话”和“撒播”。至于现代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各种交流形式的融合，他并未论及，这也许是出于立论的需要，这里暂且不提。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比较了苏格拉底和耶稣这两位西方传统源头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当作人们对交流观念进行反思的起点。 作者认为，《斐德罗篇》不仅论述了技术怎样影响交流，还分析了心灵与欲望的沟壑。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交流的规范形式的条件包括心灵和欲望的匹配，以及一种“互惠”的爱欲，即哲人的相爱。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就是爱“爱智之爱”；这人之爱，爱智之爱，只能够和自己相爱的另一个人一道去追求。” 只有两个人才能产生哲人之爱，爱智之爱。在这里，作者强调苏格拉底开启了关于交流观念的一个悠久传统：和另一个人互惠的接触，是回归灵魂，徜徉故乡的必由之路。这个观念成为后世衡量理想交流的尺度。
随即苏格拉底又提出了对书写的批评，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正是纸质媒介大规模出现的时代，口语时代的哲人苏格拉底对文字奇怪的繁殖功能始终抱有怀疑。他认为不分对象的书写没有人性，缺乏内在的灵魂。“文字不知接受者的心灵为何物。” 因为真正的交流必须是亲切，自由，鲜活，互动的，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要在有形体的人之间进行。这里，作者认为苏格拉底已经预言到未来媒介批评的基本规范。苏格拉底所推崇的交流方式，是口头传授，是可以在论辩中捍卫，可以在学生心上扎根的更有生命力的“书写”。
作者接着又论述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一种西方传统，即耶稣的《对观福音书》中的散播。《对观福音书》中把广泛的散播看作公平的交流形式，它把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志和能力。并认为强求互惠性是有问题的。一个公正的社会既依靠针锋相对，又依靠引而不发。“如果每一个问题都非回答不可，每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都附带了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那后果是多么无聊，多么霸道啊。” 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因人而异的互动（对话），生活中就缺少爱；得不到一般的互动（撒播），生活中就缺少正义。“《福音书》里的寓言要我们去拥抱脆弱的人，而不是逃离脆弱的人。柏拉图的爱欲受到的是美的吸引；《福音书》里的爱受到的却是需求的吸引。” 比较的结论是：《斐德罗篇》和《会饮篇》描绘的爱是渴望同一的爱（oneness）；《福音书》中的爱是对他性(otherness)的同情。而关于对话和散播的孰优孰劣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只有在稀罕而绝佳的场合，对话才能够兴起；撒播就事造就这种场合的基础。撒播不是遭难，而是我们的命运。”
以上回顾了作者在第一章中比较“对话”与“撒播”，之所以较为详尽地重述这一过程，是因为这一段实在非常精彩，同时也为接下去的论述定下了基调，此后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母题，即对话与散播的难以取舍，难以判定高下的摇摆不定中展开的。
三 中世纪以来的交流梦想
这一部分作者分三个时期探讨了中世纪以来关于交流观念的视野：早期基督教，英国经验主义及19世纪各种招魂术。
基督教中提出的“天使般的交流”确立了心灵对接是关于交流的“规范”视野。 圣奥古斯丁认为：心灵重于文字。不要过分依赖符号，不要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陷入技术困境就是当文字的奴役，而不是求精神的自由。用肉体和灵魂来解释符号和意义。作者还提出：巴别塔和天使是西方传统中伟大的原形，一个是交流失败的原形，一个是交流完美的原形。
而在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论述中，作者认为，洛克将政治和语义互相纠结。而这都捍卫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无论个人意识的财产（观念）还是实在的财产（生命，自由和不动产）。洛克对语言的描述，就是他对财产的描述颠倒过来：世界经验的私有者团结起来，求得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交流就是把个人的东西变成共同的东西。洛克使用的交流观念是以下三者的结合，圣奥古斯丁内在和外在的符号学，个人自由的政治纲领，清晰传送过程的科学想象。最后作者评述说：洛克强调语言的个人意义的正面影响是强调了个人的尊严。潜在的负面影响则是：个人成为决定意义的上帝，而公共意义被模糊甚至妖魔化，这管束了交流，又造成混乱。
作者又接着评点了19世纪的招魂术，从催眠术到心灵研究，这个时代交流观念的主导话语是浪漫主义。19世纪孤独的痛苦和众生一致的渴求引出了宇宙和心理世界混为一谈的思想。作者认为，催眠师先驱梅斯梅尔的催眠术所描绘的与他人的一致，不仅可能是心灵和谐的景象，也可能是失去自我，屈从他人意志的噩梦。自我既因自主而封闭，又因开放而危险。浪漫的精神交流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罗曼蒂克的幸福，又是心灵伤害的恐怖。同时作者还提到了所谓的催眠术这一传统对19世纪欧洲和美国文学的影响。
而这里最为撼人的，是作者从这一传统中看到了20世纪大众传播控制机制的先声。现代社会催眠术似的大众传媒，不正是制造着心灵和谐的假象，而使大众屈从于某种政治或商业的目的？ “由于大众媒介不断重复，无处不在或下意识的不公正技巧，所以他们能够躲避公民警惕的意识，直接进入我们动物世界悠久恐惧（或愚昧与怠惰）的底层”
三 近代哲学的交流观：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
这一章作者重点分析了这三位哲学家关于交流的思想。我能接收到的观点主要有：对黑格尔而言，交流与其说是个体间的接触，不如说是建立一套富有活力的社会关系，以便于建立共同的世界…交流不是思想运输，而是组织生活状况的危险，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努力，交流的目的是所有的人都互相承认。
而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则说明了他对交流观念的一些思考。和苏格拉底一样，马克思对具有撒播能力的媒介持批评态度，作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货币看作一种媒介，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表征的媒介。这里我的理解是，作者把马克思对货币对人的异化的论述和现代大众媒介对人的异化联系起来了。作者指出：马克思在批判货币时所用的形容词都和现代传媒评论使用的关键比喻都如出一辙：行尸走肉，偶像崇拜，主客相混。“马克思提倡对话关系…以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推知，媒介使面对面的相会受到扭曲和阻碍，使人不能和自然，产品，他人直接相会，不能和自我直接相会，而直接相会是完全的人行的必须条件。”
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交流的思想视野虽然开阔，却仍然不够充分。与苏格拉底类似，马克思保有对对话的终极信仰，而大群人之间，必然间接的交流和决策他却没有考虑到。同时作者还认为马克思缺乏足够的悲剧意识，他认为一切交流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这一段的结尾，作者再次重申对话本身也不能逃避陋习和权利，在这一点上，它和单向的撒播没有什么不同。并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思考其他可能使人眼界开阔的公正的交流关系。此时作者还明确提出提倡大众传播的合法性。
其后作者对克尔凯郭尔关于交流的思想的述评也非常精彩，这里作者讲到：“假如说克尔凯郭尔忽视社会关系和权力问题的话，马克思则忽视时间和死亡的问题。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看世界的颠倒，忽略了哲学之外的真实斗争；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忘记自己的脑袋长在身子上，换言之，黑格尔毕竟是人，总是要死的。”这句话说得实在有趣。
与马克思相比，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相对消极得多。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动性是无穷的，只要从私有制和生产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人就有潜力改造一切，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也不例外。而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要是生活在这世上生命有限的凡人，某种程度的异化就必然产生。意思也就是，人的能动性再大，但人总是要死的，所以很多局限都不能突破。
克尔凯郭尔在给关系破灭的未婚妻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中写到：“谢谢你从来就没有理解过我的意思，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从这中间学到的。”作者认为，这说明了他把交流看作解释和掩盖的方式，而不是信息交换的方式。在作者看来，“克尔凯郭尔的交流观念突出的特点，不是心灵的结合，而是言语不可能传达意思，是对公共舆论的抗拒，是反讽的特技，是更高层次的内心法则。”
我读过这部分的内容时，非常认同克尔凯郭尔对交流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公共生活的批判，他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在禁食。”作者指出：这段话直接证明一条真理：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不可调和的，主观性的到欺骗的特许。“交流不可能是真实性载体，它只能破坏真实性…在一个悖论的世界，轻易的交流必然是虚假的交流。委婉与讽刺也许是拯救我们的必由之路。拯救的路上必定是荆棘丛生。对克尔凯郭尔而言，轻而易举交流的观念，使精神领域的清仓大拍卖，是降低理解的价码。正确的行动，信仰，他人-----所有这些都是绊脚石，而不是刻意绕道而走而不感到恐惧和战栗的东西。” 在我看来，克尔凯郭尔的姿态中颇有点悲壮的意味，他的信念可以归结为：观众算什么？神和自己才是唯一的裁判。这样清醒决绝的姿态，对比当代社会中忙不迭袒露内心世界向大众诉说他们心路历程的人们，实在是云泥之别。克尔凯郭尔式交流的任务，就是把庸常的生活陌生化。他的散播就如同使徒路德的布道，常把核心的东西隐藏起来，一般人无法参透，只有知晓密码的人才能得到隐秘的信息。
作者在这一部分对这三位哲学大师交流观念的评述其实是为自己的结论作铺垫，也就是对话的唯一合法性受到质疑，其他形式的交流应该得到新的认识和开发。作者的观点其实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相近，但比起克氏决绝几至阴郁的姿态，又多了几分温情脉脉和乐观。这可以在后面作者对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以及对死信的阐述中看到。
四 生者与死者的交流以及死信
在这一章节中，作者谈论了我们的世界中种种不可交流的现象，包括生者与死者的交流（作者把这作为诠释学的范式，实在是非常妙）和关于死信的冥想。
作者把死亡当作激发交流欲望最为强烈的刺激物，因为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比得过死亡。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除了记录死者思想的文字可以流传后世之外，死者的音容笑貌都可以传诸后世。具有记录功能的媒介使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兴趣再度兴起，19世纪的欧洲流行的招魂术就是在人们的交流欲望被死亡阻隔时，物理学和神秘主义的诡异结合。作者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每一种媒介都用来生产鬼魂。如果观照这一百多年来媒介的发展历程，不能不为这句话的概括力折服。
作者还将与亡灵的交流赋予普遍性的意义，并断言：“与死者的交流是诠释学的范式：在收不到回信的地方进行的解释的艺术。” 这里，因交流失败产生的感伤情绪被化解了，作者引用利可尔的话说：“从构成文本的意义上说，一切对话都已然分解。首先，动荡才使对话成其为对话。”其实生活在媒介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我们几乎所有的交流情景都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话性的。我们看的电影，听的唱片，在网上随意点开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博客。只有在很少的状况下，他们才可能同我们对话，诠释是一种与撒播如影随形的，当代普遍的生活状态。至于诠释是否和发出信号的意图对应，很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而且估计是无解的迷。而作者认为：这种有缺损环节的交流和循环往复的交流一样重要。我的理解是：我们当然不能与已经过世的先哲直接亲近对话，我们甚至不能和活在这世上，但基本无见面可能的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发送者（作家，音乐家，导演等）对话，但这种诠释范式的交流的意义，可以说是我们生存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死信这一部分的内容，具有真正的诗性，我在google上搜索这本书的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很多网站上推介这本书就是节选的这部分的内容。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来说，书信时代的消逝基本上就是这几年的事，而在作者的笔下看来，竟然有恍如隔世的效果。
作者先回顾了私人信息运送发展的过程。在信件的隐私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的年代，当时的信件就像今天的明信片。直到邮政系统大致成熟之后，书信才从单项散播转变成明显的对话。死信，指的就是因为地址原因无法投递的信件。作者用死信这一意味深长的隐喻，来说明人际交流特有的病态。作者首先强调，“死信之所以令人惋惜，并不是因为人的联系被切断，而是心没有送达。这里是心智（头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是爱欲（身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邮局把堆积成山的死信定期进行拍卖，于是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信封里的东西可谓无所不包：一缕头发，书籍，珠宝，雕刻，护身符，玉米粉碎机，手工缝纫，牙签，婴儿服装，十字架，蝙蝠翅膀…“这些东西就像象形文字，失传的语言，他们对某地某人肯定有话说，但对我们而言，这种语言却是封闭的书。” 这些死信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船舶绝对逃避不了物质的体现，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以天使位模范的，纯粹的符号。死信中有些东西具有普遍的价值，如珠宝；但头发等大多数东西，其意义和价值只对特定的人开放。作者认为：这说明了身体对本人和他人天渊之别的价值，也有力地证明了并非一切意义都是公共的，普遍的。
作者在这部分的最后写了这样的话：“死信处的信化为灰烬，而发信人不知道信已丢失，收信人又不知道信是否真的寄出了，你说这样的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样的事，我们的生活中无时不刻不在上演，人际交流中微妙的阻隔，未被探测到的弦外之音。满怀热情地对着虚空说话，这根本就是人类的终极处境，悲凉吧？却又不能说不诗意。
五 路在何方
在下面的两章中，作者又以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作品作为文本，分析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失败的场景及其各自的隐喻。甚至还将交流的他者延伸到了外星人，动物和机器人。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在结语中，作者以“手拉手”为标题，而不是“心连心”，暗示作者不相信存在完美无憾的思想交流。作者再次详细论述在心灵的交流中，自我或世界的真实再现不仅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充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甘愿的自我克制。“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报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 既然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交流，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交流吗？”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这样的语句可谓振聋发聩。
作者反复强调：与其交流是语意问题和心理问题，不如说它是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所以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往往是由参与度不同和缺乏耐心带来的。作者在书的结尾的段落里，对交流的身体在场的重要性，重新致以古老的敬意。在充分肯定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再生的东西之后。作者写道：
“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渡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这一段话的意思我解读为：尽管凡人间的爱不无琐碎，交流也远非完美无憾，但在有生之年，关爱我们身边可以接触到的人吧！这样的情怀近乎宗教。
掩卷沉思，不禁感叹于作者的悲悯天人，艰涩的思想探究终归于温情的世俗关怀。这既既是作者的天性使然，也是出于交流与人的终极处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能分外打动我，也是出于这一点。
六 局限与展望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这本书的开创意义首先在于，他使人们认识到，重新发掘哲学史，思想史的文本中的交流观念的重要意义。此外还有文艺领域，尤其是文学对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启发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反复引用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艾略特等人的作品看出。这有别于继承了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的正统思路。这是思想来源方面。与此相对的缺陷在于，也许是作者的兴趣使然，当代艺术的其他领域，如电影，就没有成为作者的灵感来源。
在文风方面，这本书风格相当独特，绝非干燥乏味的学术八股。作者似乎有意规避学术论文的死板形式，行文具有散文化倾向，趣味盎然之余又很好地保证了学术上说理的严谨。集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批判和风趣而又抒情的评述于一体。
作者在论述传播思想史的时候，一个重大的缺陷在于，把口头传统置于核心位置，其实只是有选择的思想史。20世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则基本没有在文中论及。而且作者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思路也十分明显，不仅东方的交流思想丝毫没有论及，就连加拿大的那几位杰出的思想家，英尼斯，麦克卢汉也统统被遗忘。这一点可以说相当奇怪，因为加拿大传统重视历史的纬度，和麦克卢汉天马行空的思路和作者颇有相似之处。而20世纪以来，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多种交流方式融合的可能性，作者也没有深加探究，这些，都将留待以后的传播思想的研究者去继续探索。
2007年3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