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的角度

提起奥托·布劳恩，有人未必知道。但是，如果提起李德，那么，我想，学过一点中国现代历史或中国革命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就是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确切地说，是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就是李德的原名。（以下为行文方便，以通用的“李德”称之。）

在以前读到的“正史”中，李德被描述成某种意义上的罪人或者说小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挫折，李德是要承担相当的责任的。这些在“正史”中有明确的记录，不赘言。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中有李德的《中国纪事》，主要记述他在华期间的经历，记录了1932-1939年间中共和红军各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对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国共两党关系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某些情况，都作了评述。

李德算是“共产国际派”，他在实际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坚持以苏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奉之为不可更动的“圣经”；同时，他认为，“走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和篡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并据此认为毛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错误的。在《中国纪事》中，李德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显露无遗。李德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就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不管他是哪个民族，也不管他处在什么形势下。”这是李德所持的基本态度，是他特别加以说明的一点。但不幸的是，这个态度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大前提是建立在“对苏联的态度”上，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苏联是永远正确的，凡违背苏联的就是错误的，甚至不能对苏联有任何的争议。这个前提很显然是错的，因此他的结论很难正确。

上述前提和态度，决定了李德在记录那段历史时所采取的角度。这个角度一旦确立，则所有不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人、事、言行，都变成了“反动”，李德书中，有表白，有撇清，也有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承认，乍看起来还算客观公正，但细读却会发现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李德毕竟是作为一个亲历者来记录历史的，因此，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记录的角度，左右了他的记述和评价，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很大的主观性和局限。所以，我更愿意把本书当成一种私人化的个人回忆录来读，仅供参考，而非尽信。无论是“正史”中罪人或小丑化了的李德，还是《中国纪事》里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我”（奥托·布劳恩），说了归齐，其实只是一个角度问题。

读此书时，有个问题始终缠绕着我：如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李德们的“正确路线”，那么，中国革命又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可惜，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