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旧事新谈】梁捷：中国经济学的成长
我在季风书店看到孙大权博士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时，吃了一惊，拿起书一看就知道碰到同行了，兴奋无比。后来认识了孙大权，听他谈论了写作的思路，也想起自己阅读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许多往事。
许纪霖教授似乎说过，应该重视那些民国时期“二线学者”的研究。我刚进大学懵懂无知的时候，曾经大量阅读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的书，陈寅恪和汤用彤也用心读过，就是读不懂。隔了几年，认识一些新朋友研究陈独秀、张君劢、萧公权都颇有成绩，不由心痒，也跟着大家一起读起来。《民国丛书》第二辑有两册张东荪的书，《道德哲学》和《知识与文化》，不能外借，我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从早到晚。休息的时候，随手从旁边书架上抽出一册经济学书消遣，正是赵乃抟的《欧美经济学史》。一读之下，大为震撼，民国时期竟然有如此硕学鸿儒，我却一无所知。
以前听过叶世昌教授讲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孔孟起，到康有为和孙中山止。有人问及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叶老师笑眯眯地回答，那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光大了”。我受到赵乃抟这本教科书的刺激，又联想到许教授的教诲，就下决心系统地读一遍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著作。
我最初也是找马寅初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书来读。只是他多论述当时银行治理、铁路发展、财政改革以及邮政、采矿、税收等具体问题，读来殊为无趣。于是我转从文化入手，慢慢找到几本有味道的经济学书。
严复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栻先生编的5卷本《严复集》似乎不大常见（后来我还是在超星电子图书馆上下载的），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严译名著丛刊”也不好找，我就索性去借二、三十年代的版本，比较当时的翻译和体例。严译的很多名词并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按语也并不符合原意，但他翻译《原富》的体例在十多年后章宗元的《计学家言》中仍然清晰可见。
二十年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无论翻译著作如基特《经济学史》还是江亢虎、刘秉麟、李大钊原创的著作，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都成为经济学讨论中的核心问题。20年代末，开始有左翼学者如陈豹隐等开始从日文或者英文翻译《资本论》，社会主义的问题变得越发重要。
我对三十年代的印象集中在《食货》杂志上，也许因为它是最容易找到合订本的民国经济学期刊。《食货》由北大陶希圣主办，主要关注经济史与社会史，与顾颉刚的《禹贡》互相支持。而《食货》背后蕴含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史性质大论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现在许多人谈论的二十年代“科玄之争”。我初次接触这些文献时一头雾水，后来读到德里克《革命和历史》，才渐渐理出一些头绪。
三十年代另一个主题是抗战，它对经济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从30年代初“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显现出来。社会多次陷于混乱，经济学家忙于救火，提出的构想也多是应急的非常手段，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
一直到四十年代，我才在当时经济学家的书中读到现代经济学。徐毓楠对凯恩斯思想的阐释，刘大中、蒋硕杰的统计分析工作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历史研究则向来是国人所长。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当与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道成为后人治思想史的典范模本。
小子无知，不敢对解放以来五十多年经济学发展作什么评论。上海图书馆亦有一规定，不得借阅民国以前和民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著作，前者也许过于珍贵，后者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大约总是逼我们更专心地治民国学问吧。
我知道治近现代史免不了带着理论找材料。我就装着几本粗浅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去找资料，可每次两手墨黑地走出阅览室时总觉失望，又看了一天的社会主义材料，却没看到多少我所熟悉的经济学。
孙大权博士受四川朴实学风的熏陶，功力远较我来得深厚，竟然被他找到大量关于西方经济学东渐时的主要团队――中国经济学社的大量资料，汇集成书。这样他就可以说服我，在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全面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这几十年来，随着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加上图书馆藏书时自带的偏见，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被掩埋于地下。
解放后，一部分学者远走他乡，如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等；一部分学者留在国内，但治学方法和方向都发生极大的改变，如马寅初、吴景超、巫宝三、赵乃抟等。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话语权力，创造了全新形态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我们只能从那些流亡海外学者用外语书写的只言片语里，看出民国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孙大权博士极重要的一项贡献就是书后附的数百位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经济家）的小传合订，记录他们的简要生平、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这是以后探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人不得不参考的工具书。翻阅这些小传，很多名人的生死年月都还不能确定，国家动乱、史料荒弃的情形可见一斑，俟有心人续之补之吧。
民国一代几无纯粹之学术，经济学、政治学这些应用性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最近《方显廷回忆录》由其女翻译出版。吾友华芳谓之无甚可观，我想恐怕是因为方显廷晚年信仰基督教，对早年的“学术成就”已无甚兴趣，不愿深谈之故。但是方显廷的留学经历，可以和胡适、吴宓的留学日记对勘，了解一代学人留学心路；方显廷执教南开的经历，可以与方兴未艾的大学历史研究相印证；方显廷逃离北京，在西南继续执教的经历，亦可补充很多史料记载的不足。方显廷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恩师穆藕初，他的恩兄何廉，他的妻子儿女，而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经济思想。
无论许纪霖还是谢泳、傅国涌，挖掘民国史料都是“意在沛公”。我们在读“中国经济思想”的时候，不妨轻轻放过经济思想这四个字，留下“中国”，就足够了。
孙大权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30元。
何廉著：《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5元。
赵迺抟著：《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1948年，民国丛书影印本
许纪霖教授似乎说过，应该重视那些民国时期“二线学者”的研究。我刚进大学懵懂无知的时候，曾经大量阅读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的书，陈寅恪和汤用彤也用心读过，就是读不懂。隔了几年，认识一些新朋友研究陈独秀、张君劢、萧公权都颇有成绩，不由心痒，也跟着大家一起读起来。《民国丛书》第二辑有两册张东荪的书，《道德哲学》和《知识与文化》，不能外借，我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从早到晚。休息的时候，随手从旁边书架上抽出一册经济学书消遣，正是赵乃抟的《欧美经济学史》。一读之下，大为震撼，民国时期竟然有如此硕学鸿儒，我却一无所知。
以前听过叶世昌教授讲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孔孟起，到康有为和孙中山止。有人问及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叶老师笑眯眯地回答，那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光大了”。我受到赵乃抟这本教科书的刺激，又联想到许教授的教诲，就下决心系统地读一遍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著作。
我最初也是找马寅初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书来读。只是他多论述当时银行治理、铁路发展、财政改革以及邮政、采矿、税收等具体问题，读来殊为无趣。于是我转从文化入手，慢慢找到几本有味道的经济学书。
严复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栻先生编的5卷本《严复集》似乎不大常见（后来我还是在超星电子图书馆上下载的），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严译名著丛刊”也不好找，我就索性去借二、三十年代的版本，比较当时的翻译和体例。严译的很多名词并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按语也并不符合原意，但他翻译《原富》的体例在十多年后章宗元的《计学家言》中仍然清晰可见。
二十年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无论翻译著作如基特《经济学史》还是江亢虎、刘秉麟、李大钊原创的著作，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都成为经济学讨论中的核心问题。20年代末，开始有左翼学者如陈豹隐等开始从日文或者英文翻译《资本论》，社会主义的问题变得越发重要。
我对三十年代的印象集中在《食货》杂志上，也许因为它是最容易找到合订本的民国经济学期刊。《食货》由北大陶希圣主办，主要关注经济史与社会史，与顾颉刚的《禹贡》互相支持。而《食货》背后蕴含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史性质大论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现在许多人谈论的二十年代“科玄之争”。我初次接触这些文献时一头雾水，后来读到德里克《革命和历史》，才渐渐理出一些头绪。
三十年代另一个主题是抗战，它对经济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从30年代初“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显现出来。社会多次陷于混乱，经济学家忙于救火，提出的构想也多是应急的非常手段，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
一直到四十年代，我才在当时经济学家的书中读到现代经济学。徐毓楠对凯恩斯思想的阐释，刘大中、蒋硕杰的统计分析工作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历史研究则向来是国人所长。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当与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道成为后人治思想史的典范模本。
小子无知，不敢对解放以来五十多年经济学发展作什么评论。上海图书馆亦有一规定，不得借阅民国以前和民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著作，前者也许过于珍贵，后者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大约总是逼我们更专心地治民国学问吧。
我知道治近现代史免不了带着理论找材料。我就装着几本粗浅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去找资料，可每次两手墨黑地走出阅览室时总觉失望，又看了一天的社会主义材料，却没看到多少我所熟悉的经济学。
孙大权博士受四川朴实学风的熏陶，功力远较我来得深厚，竟然被他找到大量关于西方经济学东渐时的主要团队――中国经济学社的大量资料，汇集成书。这样他就可以说服我，在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全面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这几十年来，随着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加上图书馆藏书时自带的偏见，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被掩埋于地下。
解放后，一部分学者远走他乡，如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等；一部分学者留在国内，但治学方法和方向都发生极大的改变，如马寅初、吴景超、巫宝三、赵乃抟等。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话语权力，创造了全新形态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我们只能从那些流亡海外学者用外语书写的只言片语里，看出民国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孙大权博士极重要的一项贡献就是书后附的数百位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经济家）的小传合订，记录他们的简要生平、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这是以后探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人不得不参考的工具书。翻阅这些小传，很多名人的生死年月都还不能确定，国家动乱、史料荒弃的情形可见一斑，俟有心人续之补之吧。
民国一代几无纯粹之学术，经济学、政治学这些应用性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最近《方显廷回忆录》由其女翻译出版。吾友华芳谓之无甚可观，我想恐怕是因为方显廷晚年信仰基督教，对早年的“学术成就”已无甚兴趣，不愿深谈之故。但是方显廷的留学经历，可以和胡适、吴宓的留学日记对勘，了解一代学人留学心路；方显廷执教南开的经历，可以与方兴未艾的大学历史研究相印证；方显廷逃离北京，在西南继续执教的经历，亦可补充很多史料记载的不足。方显廷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恩师穆藕初，他的恩兄何廉，他的妻子儿女，而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经济思想。
无论许纪霖还是谢泳、傅国涌，挖掘民国史料都是“意在沛公”。我们在读“中国经济思想”的时候，不妨轻轻放过经济思想这四个字，留下“中国”，就足够了。
孙大权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30元。
何廉著：《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5元。
赵迺抟著：《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1948年，民国丛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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