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复兴

初读《中国佛教的复兴》，大概因为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背景，加上因为翻译的原因书中的部分语句甚至算不上流畅，一时间没有体会到本书的出彩之处。更多得到的是一种知识上的了解，原来民国的佛教有过这样历史，发生了如此众多的事件和纠葛，但仅从知识的层面来讲，这也并非是一本通史性质的书，甚至显得有些零碎和跳跃，各个方面都略有涉及却并未详细深入，因此不免感到疑惑，本书作为一本备受推崇著作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到看到后人对于霍姆斯·维慈的评价才有所了解，但首先不免要对维慈的生平略加介绍。维慈出生于19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二战期间曾在国家部门里面任职，1957-1961期间他在香港的领事馆担任职务（political officer），在此之后则致力于撰写著作和教育事业，直到1981年去世，年仅60岁。霍姆斯·维慈关注的主要领域是近现代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和采访，用Laurence G·Thompson的话来讲，“这些著作基于对生活在香港的大量逃难僧人的采访，当然也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的阅读”。《中国佛教的复兴》出版之时，虽然不乏相关的著作，但美国学界对于中国佛教的现状充满了严重的误解和刻板印象，所以本书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用尽可能收集到的资料对中国佛教进行了重新的介绍，是“第一个呈现佛教作为一个团体如何存在于近现代中国的著作”。可以想见的是，在充斥着偏见和误解的境况下，维慈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佛教进行了澄清和正名，并非是偏袒或者维护，而是以一种尊重和公正的视角加以厘清。特别在第十一章基督教的成见与佛教现状之中，他阐释了佛教被误解的种种现实原因，并强调了西方对此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说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了。

《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的篇幅并不长，总共十二章，格外简洁明要。前二章可以算作是一个对于历史事件的梳理，作者从杨文会印经办学开始讲述，僧伽教育逐渐萌芽，栖云、宗仰等革新派的僧侣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佛教全国领导权的斗争，几十年内诸如中国佛教会（南京1912）、中国佛教会（上海1929）等佛教组织相继出现，这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在混乱的时局下集聚佛教的力量进行自身的发展和与外界力量进行对抗，但因为僧侣中本身就蕴含着保守和革新两种倾向，加上诸如政教关系、国外势力的影响，这些组织尽管不能说没有起到作用，却往往收效甚微，缺乏凝聚力和行动力，甚至连生命力也不甚长久。随后，维慈用了一个单独的章节来介绍太虚大师和他所作出的努力，一般印象中的太虚大师总是作为一位悲愿深切、全身心投入佛教事业的宗师形象出现，但维慈笔下的太虚大师却更凸显了其偏向于情绪化的一面，诸如“太虚像一个小孩给玩具士兵排阵一样，将僧伽分为不同的专业部门”这样的语句，使太虚的形象不免有些激进和草率，维慈没有否定太虚的功绩和努力，但无疑呈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太虚。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内容可以说是并列的，维慈全景式地介绍了居士佛教运动、佛教的建筑与出版、佛教教育、佛教社会活动、政教关系、对外交往、宗派以及和基督教的关系等等，尽管维慈收集到的资料和文献并不充分，但却格外面面俱到，还包含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一位真空禅师在一座原已被废弃后又被两位居士接管的弥勒院指导修行，一时形成了僧俗共同精进修行的良好氛围，从这些方面维慈呈现了中国的佛教是如何“复兴”的。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就本书的结构进行了讨论，当时我的疑惑是这本书与我自己预设的思路完全不相同，我的预想是如果要谈到所谓的“复兴”，作者必会对当时的佛教境况先做一个大致的介绍，然后再谈到为什么要进行复兴，以及复兴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直到本书的末尾作者的行文思路才逐渐明晰起来，维慈的全书结构的排布确实更具有说服力，从一开始他就质疑“复兴”这种说法，之所以采用“仅仅是因为它是最方便和约定俗成的”，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展现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佛教所经历的各种发展和变化，而在后面的内容中霍姆斯·维慈一一展现了不管是以人为出发点还是以事件为出发点的各种发展变化，直到临近全书末尾的地方他才总结了中国佛教的现状以及佛教受到质疑和偏见的原因，并重新对佛教是否复兴这个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讨论。这样的行文结构确实相当的真诚，中间没有过多的自我臆断和假设，而是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和讨论，之后再对自己最初的问题进行回答，也就是中国佛教真的有复兴吗？

谈及一个宗教的复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复兴代表着要回到过往的某种状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间经历了表面上的融合、兴盛和衰落，如果要谈到复兴，究竟要以哪一个时期为基准点？而佛教的教义和教团的运作虽然因为时代的不同有所调整，但本身是自洽和完整的，也并不存在复兴的问题。从维慈谈到的内容来看，近代佛教进行的变革和努力的一大重要原因是为了对抗如“庙产兴学”这样的政策对于佛教本身的侵害，以及基督教这样外来宗教的传入使得佛教不得不做出应对，僧才的教育、组织的建立、与外界甚至国际取得联系，这些行为是为了帮助佛教整合起来应对时局的挑战，但这些举措是否真的有助于佛教的核心目的的宣扬，却无法衡量也不得而知了。

霍姆斯·维慈认为“中国佛教的复兴”这一说法犯了三重错误，第一，这一系列的革新其实是将宗教改为世俗；第二，它并未影响全体的中国人，甚至连“香客群体”和“名义比丘”（？不知什么意思）都没有介入；第三，如果共产主义者没有取得胜利，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维慈认为中国佛教反而会迎来事与愿违的最终消亡，表现在居士支持的减少、寺院经济的恶化以及脱离修道，中国佛教会因为失去活力逐渐丧失其本身的意义，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直至成为一种只能存在于博物馆中的无用之物。维慈的这些预见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从现在的状况来讲却没有成真，不过这并不代表维慈的一些思考没有价值，“这种可能性取决于目前中国人是否引进了可供选择的、能更好满足他们人性需要的制度和更切合他们的思维方式”。课上谈及太虚大师当年的种种设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佛教的复兴”大概也是如此，是一个还在进行当中，需要不断解读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