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片段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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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保皇党：
“你为什么管我叫爵爷？”
“因为你是一个领主。这是很明显的。”
“你呢，你有领主吗？”
“有的。而且是一个大领主。一个人活着能没有领主吗？”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离开了故乡。他就是德·朗德纳克侯爵，德·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的亲王。他是七片森林的领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仍然是我的主人。”
“要是见到他，你会听他的话吗？”
“当然了。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不成了一个异教徒了！我们应该服从上帝，其次服从王上，因为王上和上帝一样，再次服从领主，因为领主和王上一样。但是，目前的问题跟这一切没有关系，你杀了我哥哥，我也应该把你杀了。”
你相信上帝，对吗？那么，你知道上帝这会儿心里非常难受。那是因为他的最虔诚的儿子法国国王，那个像圣婴耶稣一样还是一个小孩的法国国王，现在被关在圣殿塔楼里。上帝也为他的布列塔尼的教堂感到难受，为他的受到亵渎的大教堂，他的被撕毁的《福音书》，他的被侵占的修道院感到难受；上帝也为他的那些遇害的教士感到难受。我们坐了现在正在沉没的那条船到这儿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援救上帝。假如你哥哥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假如他忠实地尽到一个聪明有用的人的责任，大炮的祸事就不会发生，军舰就不会失去控制，不会偏离航线，也不会陷入这支该死的舰队的包围圈，这时我们已经在法国登陆，我们全体勇敢的战士和水手，手拿军刀，打着迎风飘扬的百合花徽的旗帜，人多势众，既高兴，又快活，去帮助旺代的忠实的农民拯救法国，拯救王上，拯救上帝。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要做的事，是我们原来要干的事，也是我这个惟一的幸存者要干的事。可是你不让我去干。在这场不信宗教的人对抗教士、弑君的人对抗王上、魔鬼对抗上帝的斗争中，你站在魔鬼一边。你的哥哥做了魔鬼的第一个帮手，你是第二个帮手。他开了头，你来收场。你帮助弑君的人反对王权，你帮助不信宗教的反对教会。你剥夺了上帝最后的指望。因为要是没有我这个代表王上的人，一座座村庄就会继续受到焚烧，一个个家庭就会继续哭泣，教士就会继续流血，布列塔尼就会继续受苦，王上就会继续呆在监狱里，耶稣基督就会继续受难。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你。下手吧，这是你的事。我原来指望你做完全相反的事。我错啦。
要了解旺代，就得想象这样一场对抗：一边是法国大革命，另一边是布列塔尼的农民。一边是一些无与伦比的事变：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受到巨大的威胁，文明的汹涌怒潮，进步的狂热过激，难以理解的巨大的改良，另一边却是一个严肃而古怪的野蛮人。这个人目光明亮，头发很长，靠牛奶和栗子生活，只在自己的茅屋、篱笆和沟渠以内活动，依靠钟声来辨别附近的每个村庄，只是为了解渴才去用水，背上披着用丝线绣有阿拉伯式图案的皮外套，看上去没有教养，却穿着绣花衣裳，衣服上刺着花，就跟他的祖先克尔特人在脸上刺花一样；他尊敬虐待他的主人，说着过时的语言，等于为他自己的思想造了一座坟墓；他驱赶牛群，磨快镰刀，在黑麦地里刈除杂草，自己做荞麦饼；他崇敬的头一样东西是他的犁，其次是他的祖母；他相信圣母和白衣女神，崇拜圣坛和矗立在荒野里的那块神秘的巨石；他是平原上的庄稼汉，海岸边的渔人，丛林里的偷猎者，热爱国王、领主、教士和身上的虱子；时常在开阔、荒凉的海滩上沉思，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神色忧郁地倾听着大海的涛声。
我们不禁暗自寻思，这样一个盲人忍受得了如此强烈的光线吗？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要保持一个伟大的王国；保持古老的法兰西，保持一个治理得很完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受到尊重的，首先是至圣的君王，即国家的绝对主人，其次是亲王，统领王国陆军、海军、炮队的军官，主管财政的官员，再次是各级司法官员，接着是管理盐税和一般税收的官吏，最后是分成三级的王国警察官吏。这一切都很完善，显得尊卑有序。你们却把这一切都破坏了。你们破坏了省的体制，真是些可怜的傻瓜，你们甚至连省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法兰西的特性是由我们这个大陆的特性本身构成的，法兰西的每个省都代表欧洲的一种美德；庇卡底显示出德意志的坦诚，香槟显示出瑞典的慷慨，勃艮第显示出荷兰的勤劳，朗格多克表现出波兰的活力，加斯科涅表现出西班牙的严肃，普罗旺斯表现出意大利的智慧，诺曼底表现出希腊的精明，多菲内表现出瑞士的忠实。这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只会打破、击碎、砸烂、捣毁，心安理得地充当野蛮的禽兽。哼！你们不再要贵族了！好啊，再也不会有贵族了。你们可以死心了。你们再也不会有骑士，再也不会有英雄了。再见吧，昔日的伟大人物。
噢，对了，真不错，我同意，进步是美好的事情，你们取消了军队里对喝醉酒的士兵连续灌水三天的处罚；你们有限价政策，有国民公会，有戈贝尔主教，有肖梅特先生和埃贝尔先生；从巴士底狱到旧历法，你们把过去完全根除；你们用蔬菜代替圣人。好吧，公民先生们，当主人吧，统治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尽情地享乐吧，不要拘束。可是尽管有了这一切，宗教依然是宗教，王权依然在我们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年，法兰西的古老贵族，即使砍了脑袋，依然比你们高贵。
激进左派：
九三年就是欧洲反对法国，法国反对巴黎的战争。什么是革命呢？就是法国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国。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所有其他时刻都伟大。
欧洲攻打法国，法国攻打巴黎，这种局势真是再悲惨不过了。这是一场具有史诗规模的悲剧。
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暴风骤雨在这时候变得最猛烈、最壮观。西穆尔丹在暴风骤雨中却感到怡然自得。这种狂热、野蛮而又壮观的环境正宜于发挥他的才智。这个人像只海鹰，看上去爱好冒险，内心却非常沉静。某些凶猛而沉静的有翅膀的生物天生宜于在狂风中翱翔。爱好狂风暴雨的人确实存在。
国民公会在散播革命的同时，也在创造文明。它是一个大火炉，一个可以炼铁的炉子。这个炉子里虽然翻腾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从那片混乱的阴影中，从那些汹涌飘逝的浮云中，射出万道光芒。这些光芒如同永恒的法则，在地平线上闪耀，始终在人民的天空中清晰可见，这些光芒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和爱。国民公会宣布了这样一条伟大的真理：“公民之间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这句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国民公会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供养；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人应该得到赔偿。国民公会谴责贩卖黑奴，废除奴隶制。它宣布公民团结互助。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建立起国家的教育系统，巴黎有师范学校，各省城有中心学校，各乡镇有小学。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统一法规，统一度量衡，用十进制统一计算单位。它建立起法国的财政，用公众的信用代替君主政府长期破产的信用。它为通讯提供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国家补助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院。它既是本国的，又是世界性的。
国民公会表现出一种意志，那是全体的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遏制的庞大的思想，它在阴暗的天空高处呼啸，我们把它称作革命。这种思想经过的时候，有的人给推倒，有的人给托起；这一个被带到浪花的顶上，那一个却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这种思想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推着面前的旋涡滚滚向前。把革命归咎于人，就等于把潮汐归咎于波浪。
革命是未知之神的行动。向往未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但是你可别把它说成是别的什么造成的。革命仿佛是各种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
革命是从各个方面压迫我们的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把这种内在现象称作必然。
在这种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善行和痛苦面前，耸立着“为什么？”这个历史的问号。
“因为”这种一无所知的人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的人的回答。
在这些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关键性的灾变前面，很难对某一细节的是非作出评判。根据结果去责备或称赞某些人，那简直无异于根据总数去责备或称赞一个个数字。该发生的事总得发生，要刮的风也不会不刮。永远晴朗的天空不会受到这些寒风的影响。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有繁星密布的天空。
“郭万，你要知道，必须和女人打仗，如果这个女人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必须和老年人打仗，如果这个老年人名叫教皇庇护六世；必须和孩子打仗，如果这个孩子名叫路易·卡佩。”
革命有一个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对旧世界就要冷酷无情；正如外科医生也有一个敌人，就是坏疽，外科医生对坏疽也得冷酷无情。革命就是要消灭国王来铲除君主制度，消灭贵族来铲除贵族阶级，消灭军人来铲除专制政府，消灭僧侣来铲除迷信，消灭法官来铲除野蛮，总之，就是要消灭暴君来铲除暴政。这个手术是可怕的，革命很有把握地在做这个手术。至于得牺牲多少健康的肌肉，请去问问博埃哈夫是怎么想的吧。哪有切除肿瘤而不流一滴血的？哪有扑灭火灾而不拆除一点房屋的？这些可怕的非做不可的事就是成功的本身条件。一个外科医生好似一个屠夫；一个为人治病的人看上去会像一个刽子手。革命就献身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工作。革命切割毁伤，但是挽救了生命。怎么！你要为病毒向革命求情吗？你希望革命对有害的东西表示宽大吗？革命不会听你的。革命抓住过去，要把过去消灭。革命在文明身上切开一道很深的口子，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道口子里产生。你痛苦吗？当然痛苦。这要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手术所需要的时间。而后你就能活下去了。革命在为世界开刀。所以才有这流血的九三年。
“对，”西穆尔丹回答。“从这种暂时的状态将产生永久的状态。所谓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并存，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切平均化，没有任何偏向，而凌驾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之上的，就是那条直线：法律。那是绝对的共和国。”
一个彩蛋flag：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难得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的医生叫我常常洗澡，”马拉回答。
“别太相信洗澡，”夏博说，“塞内加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死的。”
左派的温情面AKA人性：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给这些信条一个吓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争取各个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当使他们感到害怕。恐吓有什么用呢？恐吓不能吸引各个民族，正如稻草人不能引诱鸟雀一样。为了行善就不应该去作恶。推翻王位并不是为了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过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温和的思想并没有被严酷无情的人好好贯彻。我认为‘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不过，我只会打仗，只是一个军人。可是，如果人们不能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争取胜利。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
郭万是一个共和党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且也的确如此。可是刚才出现一种更高的绝对真理。
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
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丧失天性吗？革命就是为了破坏家庭、扼杀人道吗？根本不是。一七八九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至高无上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否定它们。推翻封建堡垒，是为了解放人类；废除封建制度，是为了建立家庭。创造者是权力的起点，权力就蕴藏在创造者的体内，除了创造者，就不存在什么别的权力；因此蜂王的地位是合法的，她创造了她的人民，她既是母亲，就应该是蜂王；因此，人类的国王是荒谬的，国王既不是创造者，就不能当统治者；因此应该废除国王，实行共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就是人道，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归根结底，人民就是人。
“伟大的事物正在酝酿之中，目前革命所做的事情是神秘的。在看得见的工作后面，有看不见的工作。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工作是残酷的，看不见的工作是崇高的。眼下这会儿，一切我都看得非常清楚。这真奇特而美丽。必须要利用过去的遗产。不平凡的九三年，就是从过去的遗产中产生的。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一座文明的殿堂。”
“哦，老师，在你所说的这一切之中，忠诚、牺牲、克己、相互关怀、仁爱放在什么地方呢？使一切平衡是很好，使一切和谐就更好。比天平更高的还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国把人量一量，称一称，随后加以调整；我的共和国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里。这就是定理和雄鹰之间的区别。”
“你迷失在云层里了。”
“而你迷失在计算里了。”
“和谐里包含着幻想。”
“代数里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得造成的人。”
“我呢，”郭万说，“我倒更喜欢荷马造成的人。”
西穆尔丹带着严肃的笑容定定地瞅着郭万，仿佛要使这颗心灵凝滞不动。
“诗歌。你可得提防诗人。”
“是啊，我听过这种话。你可得提防清风，你可得提防阳光，你可得提防芳香，你可得提防鲜花，你可得提防星座。”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吃。”
“你怎么知道呢？思想也是食粮。想就是吃。”
“别说这种抽象的话。共和国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等我给了每个人他应该得到的一份……”
“你还要把每个人不应该得到的一份给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个人对于全体和全体对于个人的那种范围广范的互让，这种互让就是整个社会生活。”
“在严厉的法律之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有。”
“我只看到正义。”
“我却看得更高。”
“还有什么比正义更高吗？”
“公道。”
“好吧。你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可是和谁打仗呢？和别的人打仗。我呢，根本不要兵役，而要和平。你希望穷苦的人得到救助，我却希望消灭贫穷。你希望实行比例税，我却希望什么税都没有。我希望公共财政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用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支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首先消灭一切寄生现象，像教士、法官、士兵等的寄生现象。其次利用你们的财富；你们现在把肥料扔在阴沟里，应该把肥料扔在庄稼地里。现在四分之三的土地是荒地，应该在全国开垦荒地，取消无用的牧场，平分市镇的土地，使每个人有一块地，每块地都有人耕种。这样社会的产品就可以增加百倍。现在法国每年只能给农民吃四天肉；要是土地耕种得法，法国就可以养活三亿人，也就是整个欧洲。应该利用大自然，这个受到忽略可以提供巨大帮助的助手。让所有的风力，所有的瀑布，所有的磁流都为你们服务。地球内部有一个脉络网，这个网里有大量的水、油和火在来回流动。把地球的脉管刺穿，让水喷出来成为你们的水池，让油喷出来供你们点灯，让火喷出来供你们生炉子。想一想大海汹涌的波涛，潮涨潮落，潮汐的来去吧。海洋是什么？是白白浪费的巨大动力。这世界多么愚蠢！竟不去利用海洋！”
“你完全是在做梦。”
“就是说完全在现实世界里。”
郭万又说：
“还有女人呢，你怎么安排她们？”
西穆尔丹答道：
“和现在一样，仍然是男人的女仆。”
“行，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男人要做女人的男仆。”
“你这么想吗？”西穆尔丹嚷道，“男仆！绝对不行。男人是主人。我只承认一种君主制度，家庭里的君主制度。男人在自己家里就是国王。”
“行，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女人成为家里的王后。”
“换句话说，你主张男人和女人……”
“平等。”
“平等！你这么想吗？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我是说平等。我并没有说相同。”
“哦，老师，我们两种乌托邦的区别就在于：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希望他变得令人生畏，我希望他善于思考。你要建立一个使用利剑的共和国，我要建立……”
他停顿了一下说：
“我要建立一个理智的共和国。”
西穆尔丹看着地牢地面上的石板，问道：
“那么你现在要什么呢？”
“就这样子。”
“这么说你并不责怪眼下这个时刻？”
“是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的目标永远是明确的。一棵橡树被雷击倒，许多森林却得到净化！文明染上了瘟疫，这场大风为它消除瘟疫。也许大风没有充分地选择。可是它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它担负了如此艰巨的清扫使命！在可怕的疫气面前，我理解风为什么刮得那么猛！”
郭万接着说道：
“况且，只要我有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有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
被挤在中间没活路的悲惨大众：
“有了穷人和有钱人，事情就变得一团糟，引起了无数的祸乱。至少，这是我的感受。穷人想变成有钱人，有钱人不愿意变成穷人，大概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可不管这些事。发生什么事变都由它去。我既不支持债主，也不支持欠债的人。我只知道有笔债正在偿付。如此而已。我也希望他们别把国王杀掉，可是我很难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想。于是有人便会反驳说：可是从前，他们平白无故就把人吊在树上！对了，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他有老婆和七个孩子，就因为开枪错打了国王的一只麅子，而被活活吊死。两边都有理由可说。”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接着说：
“你明白，我对这些事不很清楚，一批人来了，一批人又走了，事变接连发生。而我呢，却始终呆在星星底下。”
“你瞧，公民，就是这么回事。在各个城市和大城镇，我们都拥护革命，而在乡间，人们都反对革命。也就是说，城里的是法兰西人，乡下的是布列塔尼人。这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战争。他们管我们叫蠢货，我们管他们叫乡巴佬。贵族和教士都站在他们一边。”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是“一个暴政代替了另一个暴政吗？”面对一个绵延1500年的惯性无限大的老制度，矫枉过正的革命是不是必须的？
拉图尔格是过去时代的不幸的产物：这种产物在巴黎称作巴士底狱，在英国称作伦敦塔，在德国称作施皮尔堡，在西班牙称作埃斯居里亚宫，在莫斯科称作克里姆林宫，在罗马称作圣天使城堡。
拉图尔格凝聚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包括中世纪、藩属时代、采邑时代、封建制度；断头台只包含了九三年一年的历史；而这十二个月却丝毫不亚于那一千五百年。
拉图尔格就是君主制度，断头台就是大革命。
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