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片段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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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保皇党:
“你为什么管我叫爵爷?”
“因为你是一个领主。这是很明显的。”
“你呢,你有领主吗?”
“有的。而且是一个大领主。一个人活着能没有领主吗?”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离开了故乡。他就是德·朗德纳克侯爵,德·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的亲王。他是七片森林的领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仍然是我的主人。”
“要是见到他,你会听他的话吗?”
“当然了。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不成了一个异教徒了!我们应该服从上帝,其次服从王上,因为王上和上帝一样,再次服从领主,因为领主和王上一样。但是,目前的问题跟这一切没有关系,你杀了我哥哥,我也应该把你杀了。”
你相信上帝,对吗?那么,你知道上帝这会儿心里非常难受。那是因为他的最虔诚的儿子法国国王,那个像圣婴耶稣一样还是一个小孩的法国国王,现在被关在圣殿塔楼里。上帝也为他的布列塔尼的教堂感到难受,为他的受到亵渎的大教堂,他的被撕毁的《福音书》,他的被侵占的修道院感到难受;上帝也为他的那些遇害的教士感到难受。我们坐了现在正在沉没的那条船到这儿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援救上帝。假如你哥哥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假如他忠实地尽到一个聪明有用的人的责任,大炮的祸事就不会发生,军舰就不会失去控制,不会偏离航线,也不会陷入这支该死的舰队的包围圈,这时我们已经在法国登陆,我们全体勇敢的战士和水手,手拿军刀,打着迎风飘扬的百合花徽的旗帜,人多势众,既高兴,又快活,去帮助旺代的忠实的农民拯救法国,拯救王上,拯救上帝。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要做的事,是我们原来要干的事,也是我这个惟一的幸存者要干的事。可是你不让我去干。在这场不信宗教的人对抗教士、弑君的人对抗王上、魔鬼对抗上帝的斗争中,你站在魔鬼一边。你的哥哥做了魔鬼的第一个帮手,你是第二个帮手。他开了头,你来收场。你帮助弑君的人反对王权,你帮助不信宗教的反对教会。你剥夺了上帝最后的指望。因为要是没有我这个代表王上的人,一座座村庄就会继续受到焚烧,一个个家庭就会继续哭泣,教士就会继续流血,布列塔尼就会继续受苦,王上就会继续呆在监狱里,耶稣基督就会继续受难。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你。下手吧,这是你的事。我原来指望你做完全相反的事。我错啦。
要了解旺代,就得想象这样一场对抗:一边是法国大革命,另一边是布列塔尼的农民。一边是一些无与伦比的事变: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受到巨大的威胁,文明的汹涌怒潮,进步的狂热过激,难以理解的巨大的改良,另一边却是一个严肃而古怪的野蛮人。这个人目光明亮,头发很长,靠牛奶和栗子生活,只在自己的茅屋、篱笆和沟渠以内活动,依靠钟声来辨别附近的每个村庄,只是为了解渴才去用水,背上披着用丝线绣有阿拉伯式图案的皮外套,看上去没有教养,却穿着绣花衣裳,衣服上刺着花,就跟他的祖先克尔特人在脸上刺花一样;他尊敬虐待他的主人,说着过时的语言,等于为他自己的思想造了一座坟墓;他驱赶牛群,磨快镰刀,在黑麦地里刈除杂草,自己做荞麦饼;他崇敬的头一样东西是他的犁,其次是他的祖母;他相信圣母和白衣女神,崇拜圣坛和矗立在荒野里的那块神秘的巨石;他是平原上的庄稼汉,海岸边的渔人,丛林里的偷猎者,热爱国王、领主、教士和身上的虱子;时常在开阔、荒凉的海滩上沉思,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神色忧郁地倾听着大海的涛声。
我们不禁暗自寻思,这样一个盲人忍受得了如此强烈的光线吗?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要保持一个伟大的王国;保持古老的法兰西,保持一个治理得很完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受到尊重的,首先是至圣的君王,即国家的绝对主人,其次是亲王,统领王国陆军、海军、炮队的军官,主管财政的官员,再次是各级司法官员,接着是管理盐税和一般税收的官吏,最后是分成三级的王国警察官吏。这一切都很完善,显得尊卑有序。你们却把这一切都破坏了。你们破坏了省的体制,真是些可怜的傻瓜,你们甚至连省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法兰西的特性是由我们这个大陆的特性本身构成的,法兰西的每个省都代表欧洲的一种美德;庇卡底显示出德意志的坦诚,香槟显示出瑞典的慷慨,勃艮第显示出荷兰的勤劳,朗格多克表现出波兰的活力,加斯科涅表现出西班牙的严肃,普罗旺斯表现出意大利的智慧,诺曼底表现出希腊的精明,多菲内表现出瑞士的忠实。这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只会打破、击碎、砸烂、捣毁,心安理得地充当野蛮的禽兽。哼!你们不再要贵族了!好啊,再也不会有贵族了。你们可以死心了。你们再也不会有骑士,再也不会有英雄了。再见吧,昔日的伟大人物。
噢,对了,真不错,我同意,进步是美好的事情,你们取消了军队里对喝醉酒的士兵连续灌水三天的处罚;你们有限价政策,有国民公会,有戈贝尔主教,有肖梅特先生和埃贝尔先生;从巴士底狱到旧历法,你们把过去完全根除;你们用蔬菜代替圣人。好吧,公民先生们,当主人吧,统治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尽情地享乐吧,不要拘束。可是尽管有了这一切,宗教依然是宗教,王权依然在我们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年,法兰西的古老贵族,即使砍了脑袋,依然比你们高贵。
激进左派:
九三年就是欧洲反对法国,法国反对巴黎的战争。什么是革命呢?就是法国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国。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所有其他时刻都伟大。
欧洲攻打法国,法国攻打巴黎,这种局势真是再悲惨不过了。这是一场具有史诗规模的悲剧。
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暴风骤雨在这时候变得最猛烈、最壮观。西穆尔丹在暴风骤雨中却感到怡然自得。这种狂热、野蛮而又壮观的环境正宜于发挥他的才智。这个人像只海鹰,看上去爱好冒险,内心却非常沉静。某些凶猛而沉静的有翅膀的生物天生宜于在狂风中翱翔。爱好狂风暴雨的人确实存在。
国民公会在散播革命的同时,也在创造文明。它是一个大火炉,一个可以炼铁的炉子。这个炉子里虽然翻腾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从那片混乱的阴影中,从那些汹涌飘逝的浮云中,射出万道光芒。这些光芒如同永恒的法则,在地平线上闪耀,始终在人民的天空中清晰可见,这些光芒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和爱。国民公会宣布了这样一条伟大的真理:“公民之间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这句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国民公会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供养;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人应该得到赔偿。国民公会谴责贩卖黑奴,废除奴隶制。它宣布公民团结互助。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建立起国家的教育系统,巴黎有师范学校,各省城有中心学校,各乡镇有小学。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统一法规,统一度量衡,用十进制统一计算单位。它建立起法国的财政,用公众的信用代替君主政府长期破产的信用。它为通讯提供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国家补助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院。它既是本国的,又是世界性的。
国民公会表现出一种意志,那是全体的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遏制的庞大的思想,它在阴暗的天空高处呼啸,我们把它称作革命。这种思想经过的时候,有的人给推倒,有的人给托起;这一个被带到浪花的顶上,那一个却在礁石上撞得粉碎。这种思想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推着面前的旋涡滚滚向前。把革命归咎于人,就等于把潮汐归咎于波浪。
革命是未知之神的行动。向往未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但是你可别把它说成是别的什么造成的。革命仿佛是各种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
革命是从各个方面压迫我们的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把这种内在现象称作必然。
在这种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善行和痛苦面前,耸立着“为什么?”这个历史的问号。
“因为”这种一无所知的人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的人的回答。
在这些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关键性的灾变前面,很难对某一细节的是非作出评判。根据结果去责备或称赞某些人,那简直无异于根据总数去责备或称赞一个个数字。该发生的事总得发生,要刮的风也不会不刮。永远晴朗的天空不会受到这些寒风的影响。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有繁星密布的天空。
“郭万,你要知道,必须和女人打仗,如果这个女人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必须和老年人打仗,如果这个老年人名叫教皇庇护六世;必须和孩子打仗,如果这个孩子名叫路易·卡佩。”
革命有一个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对旧世界就要冷酷无情;正如外科医生也有一个敌人,就是坏疽,外科医生对坏疽也得冷酷无情。革命就是要消灭国王来铲除君主制度,消灭贵族来铲除贵族阶级,消灭军人来铲除专制政府,消灭僧侣来铲除迷信,消灭法官来铲除野蛮,总之,就是要消灭暴君来铲除暴政。这个手术是可怕的,革命很有把握地在做这个手术。至于得牺牲多少健康的肌肉,请去问问博埃哈夫是怎么想的吧。哪有切除肿瘤而不流一滴血的?哪有扑灭火灾而不拆除一点房屋的?这些可怕的非做不可的事就是成功的本身条件。一个外科医生好似一个屠夫;一个为人治病的人看上去会像一个刽子手。革命就献身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工作。革命切割毁伤,但是挽救了生命。怎么!你要为病毒向革命求情吗?你希望革命对有害的东西表示宽大吗?革命不会听你的。革命抓住过去,要把过去消灭。革命在文明身上切开一道很深的口子,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道口子里产生。你痛苦吗?当然痛苦。这要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手术所需要的时间。而后你就能活下去了。革命在为世界开刀。所以才有这流血的九三年。
“对,”西穆尔丹回答。“从这种暂时的状态将产生永久的状态。所谓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并存,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切平均化,没有任何偏向,而凌驾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之上的,就是那条直线:法律。那是绝对的共和国。”
一个彩蛋flag: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难得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的医生叫我常常洗澡,”马拉回答。
“别太相信洗澡,”夏博说,“塞内加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死的。”
左派的温情面AKA人性: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给这些信条一个吓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争取各个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当使他们感到害怕。恐吓有什么用呢?恐吓不能吸引各个民族,正如稻草人不能引诱鸟雀一样。为了行善就不应该去作恶。推翻王位并不是为了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过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温和的思想并没有被严酷无情的人好好贯彻。我认为‘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不过,我只会打仗,只是一个军人。可是,如果人们不能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争取胜利。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
郭万是一个共和党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且也的确如此。可是刚才出现一种更高的绝对真理。
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
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丧失天性吗?革命就是为了破坏家庭、扼杀人道吗?根本不是。一七八九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至高无上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否定它们。推翻封建堡垒,是为了解放人类;废除封建制度,是为了建立家庭。创造者是权力的起点,权力就蕴藏在创造者的体内,除了创造者,就不存在什么别的权力;因此蜂王的地位是合法的,她创造了她的人民,她既是母亲,就应该是蜂王;因此,人类的国王是荒谬的,国王既不是创造者,就不能当统治者;因此应该废除国王,实行共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就是人道,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归根结底,人民就是人。
“伟大的事物正在酝酿之中,目前革命所做的事情是神秘的。在看得见的工作后面,有看不见的工作。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工作是残酷的,看不见的工作是崇高的。眼下这会儿,一切我都看得非常清楚。这真奇特而美丽。必须要利用过去的遗产。不平凡的九三年,就是从过去的遗产中产生的。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一座文明的殿堂。”
“哦,老师,在你所说的这一切之中,忠诚、牺牲、克己、相互关怀、仁爱放在什么地方呢?使一切平衡是很好,使一切和谐就更好。比天平更高的还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国把人量一量,称一称,随后加以调整;我的共和国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里。这就是定理和雄鹰之间的区别。”
“你迷失在云层里了。”
“而你迷失在计算里了。”
“和谐里包含着幻想。”
“代数里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得造成的人。”
“我呢,”郭万说,“我倒更喜欢荷马造成的人。”
西穆尔丹带着严肃的笑容定定地瞅着郭万,仿佛要使这颗心灵凝滞不动。
“诗歌。你可得提防诗人。”
“是啊,我听过这种话。你可得提防清风,你可得提防阳光,你可得提防芳香,你可得提防鲜花,你可得提防星座。”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吃。”
“你怎么知道呢?思想也是食粮。想就是吃。”
“别说这种抽象的话。共和国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等我给了每个人他应该得到的一份……”
“你还要把每个人不应该得到的一份给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个人对于全体和全体对于个人的那种范围广范的互让,这种互让就是整个社会生活。”
“在严厉的法律之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有。”
“我只看到正义。”
“我却看得更高。”
“还有什么比正义更高吗?”
“公道。”
“好吧。你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可是和谁打仗呢?和别的人打仗。我呢,根本不要兵役,而要和平。你希望穷苦的人得到救助,我却希望消灭贫穷。你希望实行比例税,我却希望什么税都没有。我希望公共财政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用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支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首先消灭一切寄生现象,像教士、法官、士兵等的寄生现象。其次利用你们的财富;你们现在把肥料扔在阴沟里,应该把肥料扔在庄稼地里。现在四分之三的土地是荒地,应该在全国开垦荒地,取消无用的牧场,平分市镇的土地,使每个人有一块地,每块地都有人耕种。这样社会的产品就可以增加百倍。现在法国每年只能给农民吃四天肉;要是土地耕种得法,法国就可以养活三亿人,也就是整个欧洲。应该利用大自然,这个受到忽略可以提供巨大帮助的助手。让所有的风力,所有的瀑布,所有的磁流都为你们服务。地球内部有一个脉络网,这个网里有大量的水、油和火在来回流动。把地球的脉管刺穿,让水喷出来成为你们的水池,让油喷出来供你们点灯,让火喷出来供你们生炉子。想一想大海汹涌的波涛,潮涨潮落,潮汐的来去吧。海洋是什么?是白白浪费的巨大动力。这世界多么愚蠢!竟不去利用海洋!”
“你完全是在做梦。”
“就是说完全在现实世界里。”
郭万又说:
“还有女人呢,你怎么安排她们?”
西穆尔丹答道:
“和现在一样,仍然是男人的女仆。”
“行,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男人要做女人的男仆。”
“你这么想吗?”西穆尔丹嚷道,“男仆!绝对不行。男人是主人。我只承认一种君主制度,家庭里的君主制度。男人在自己家里就是国王。”
“行,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女人成为家里的王后。”
“换句话说,你主张男人和女人……”
“平等。”
“平等!你这么想吗?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我是说平等。我并没有说相同。”
“哦,老师,我们两种乌托邦的区别就在于: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希望他变得令人生畏,我希望他善于思考。你要建立一个使用利剑的共和国,我要建立……”
他停顿了一下说:
“我要建立一个理智的共和国。”
西穆尔丹看着地牢地面上的石板,问道:
“那么你现在要什么呢?”
“就这样子。”
“这么说你并不责怪眼下这个时刻?”
“是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的目标永远是明确的。一棵橡树被雷击倒,许多森林却得到净化!文明染上了瘟疫,这场大风为它消除瘟疫。也许大风没有充分地选择。可是它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它担负了如此艰巨的清扫使命!在可怕的疫气面前,我理解风为什么刮得那么猛!”
郭万接着说道:
“况且,只要我有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有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
被挤在中间没活路的悲惨大众:
“有了穷人和有钱人,事情就变得一团糟,引起了无数的祸乱。至少,这是我的感受。穷人想变成有钱人,有钱人不愿意变成穷人,大概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可不管这些事。发生什么事变都由它去。我既不支持债主,也不支持欠债的人。我只知道有笔债正在偿付。如此而已。我也希望他们别把国王杀掉,可是我很难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想。于是有人便会反驳说:可是从前,他们平白无故就把人吊在树上!对了,我亲眼看见一个人,他有老婆和七个孩子,就因为开枪错打了国王的一只麅子,而被活活吊死。两边都有理由可说。”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接着说:
“你明白,我对这些事不很清楚,一批人来了,一批人又走了,事变接连发生。而我呢,却始终呆在星星底下。”
“你瞧,公民,就是这么回事。在各个城市和大城镇,我们都拥护革命,而在乡间,人们都反对革命。也就是说,城里的是法兰西人,乡下的是布列塔尼人。这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战争。他们管我们叫蠢货,我们管他们叫乡巴佬。贵族和教士都站在他们一边。”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是“一个暴政代替了另一个暴政吗?”面对一个绵延1500年的惯性无限大的老制度,矫枉过正的革命是不是必须的?
拉图尔格是过去时代的不幸的产物:这种产物在巴黎称作巴士底狱,在英国称作伦敦塔,在德国称作施皮尔堡,在西班牙称作埃斯居里亚宫,在莫斯科称作克里姆林宫,在罗马称作圣天使城堡。
拉图尔格凝聚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包括中世纪、藩属时代、采邑时代、封建制度;断头台只包含了九三年一年的历史;而这十二个月却丝毫不亚于那一千五百年。
拉图尔格就是君主制度,断头台就是大革命。
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