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
《城堡》至少拥有两套当局：真实存在的当局，以及众人想象中的当局。然而真实存在的当局过于庞大，且几乎从不现身，想象中的当局甚至更为庞大，其基础仅仅建立在对真正当局雪泥鸿爪式的议论之上。至少在村子里，对当局的议论是如云雾般全面笼罩下来的猜测的集合体，而这种层层铰接起来的猜测，反而起到了真正当局理应实现的功用。当然，以当局惯用的逻辑来解释的话，这项事实本身亦是官员们早就布置好的计划——因为当局是绝不犯错的，我们只是对现状缺乏理解。
真实存在的当局仍然要再分裂为两种，其一为原文中的Behörden，指的是整个官方系统、整套公共权力机构，虽为泛指，但却由于卡夫卡本人创造出的“城堡”概念，意外地集合到了一处。那么城堡是不是等同于这个当局呢？显然也不是，因为城堡似乎只是办公地点的集合，是无穷无尽的办公室，而当局却至少是官员们的集合。然而，城堡这个地点加上官员这个群体，却也还是“城堡”（或许可以称之为“城堡当局”，但文中角色还是习惯简称其为“城堡”），所以单就词语本身而言，它同时也具有了当局的象征意味。至于地理意义上的城堡除了是办公地点之外还是什么，文中则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依稀知道，那里恐怕也是韦斯特维斯特伯爵大人的住所，因为施瓦策尔曾在午夜时分当众向K.宣称过，此时去找伯爵索求在领地过夜的相关许可，是大不敬的行为。
但伯爵是否真住在城堡里，施瓦策尔却并未明说，他只是不允许K.去找伯爵而已。而当时K.所说的也仅仅是一句气话，并没有打算真去找他。作为读者，虽然依稀觉得“有城堡便有领地，有领地便有贵族”这样的观念似乎是合情合理，但若想要找到韦斯特维斯特确实住在城堡里的实证，那也是自始至终都找不到的。况且，这位名字纯属虚构、拥有当地最高权力的人物，只是短暂地现身于三言两语的交谈之中，之后便再也无人提及了。但施瓦策尔这个角色的出现，却第一次牵扯出了城堡里的权力架构：他自称为“伯爵手下的公职人员”——事实上，在城堡及其对应领地内履行公职的人是很多的，如克拉姆、索尔提尼这样的官员自不必说，还有莫姆斯这种同时为两位官员办事的村务秘书，以及貌似兼职的村长，和实质上充当了村长秘书的妻子。官员们在城堡的办公室里办公，口述机要，自然就要配备抄写员，而消息的传递又需要信使，所以才会催生出“阿玛莉亚侮辱信使”这起在本书中占据了不少篇幅的公案。官员公务繁忙，所以要有大批仆人们伺候着，办事方面也需要秘书们来代劳，但秘书的身份同样种类庞杂，除了上述的村务秘书莫姆斯外，尚有埃尔兰格这样的首席秘书。话说回来，埃尔兰格也只是首席秘书之一，而且恐怕还是要再来细分等级的：毕竟，根据桥头旅馆老板对施瓦策尔的描述，他那位作为城堡总管的父亲，身份只是城堡副总管，而且还是副总管当中身份排在最后面的。书中曾经指名道姓地提起过一位名为弗里茨的城堡副总管，还曾描述过桥头旅馆内悬挂着的、城堡总管的肖像画，但这些总管级别的人物之后就没再出现过了。
城堡总管究竟是做什么的？或许正如字面意思一般，是那些负责对城堡内部具体事务进行管理的人物，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堡领主必须提供的职位。书中之所以不提及他们，大概是因为与主角K.的行为之间并未产生任何交集：他们可能是进入城堡之后才需要真正接触到的人物，而且很可能是跟伯爵本人相关的。可是K.终究连克拉姆都见不到（就连从门上小孔中成功窥探到他，都是借助了角度与灯光的协助），也就更不必提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了。
最开始时出现的公职还有办公室主任，这也是借施瓦策尔之口表述出来的。根据前后文的逻辑，此项职务正式的名称应为“中央办公室主任”——这一名称的神秘程度堪比后文中的“X.执行委员会”。相比之下，X.执行委员会的存在倒更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包括“中央办公室”和“城堡副总管弗里茨”这样的提法，全是K.在偷听电话时得来的，但这样的说法已经被村长明确否定掉了，甚至连“桥头旅馆的电话能够联络到城堡”这件事都是假的，变成了一种提供给公职人员的消遣，当然，这种消遣同样也别有深意，诚如村长的那句反问“来自城堡的公职人员，提供的信息怎么可能全无深意？”考虑到村长也可能出于某些尚不得而知的目的说了假话，或者至少半真半假的话，想给出明确判断的决心就更显得荒唐了。反观“X.执行委员会”这几个字，至少是以印戳的形式，盖在了白纸黑字的公函上，总归比虚无缥缈的偷听与信口开河的解释更具把握些。讽刺的是，K.在这件事上曾经十分仰赖的一项证据，也即公函是由克拉姆的信使亲自送来这件事，在全书临近结尾时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反转——信使巴纳巴斯只是在冒充公职人员，他的目的与K.基本相同，都是想通过接触城堡来为自己讨回公道，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为全家人，而后者只为自己。可是，尽管巴纳巴斯的信使身份有可能是假的（因为并不能排除他拿到公函后马上转正的可能），他拿来的却是克拉姆的亲笔信；尽管信中全是官僚惯用的套话，但至少被村长认证为货真价实的私人信件；尽管这封来信原本的目的可能已被掩盖，但它到底还是能够抓在手中的真实。说到这里，部分读者可能已经被这种一环套一环的假设、否定与反驳给弄糊涂了：全书充斥着密不透风的推理与毫无意义的结论，K.的各种行为看似也是彼此矛盾甚至不可理喻的，那么——《城堡》的真实究竟在哪里？
合适的回答之一：这就是真实，只是被放大了。
与卡夫卡创作《审判》的年代相比，在他创作《城堡》时，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轰然倒下，自1918年10月起，帝国境内各个民族地区陆续宣布独立。11月11日，一战正式结束，君主制寿终正寝，以德语为母语的原奥匈帝国组成了“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然而协约国害怕奥地利在“民族自决”浪潮影响下并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从而无法完成削弱德意志的目的，不止禁止奥地利并入德国，还强行将原奥匈帝国内的部分德语地区划归了捷克和意大利。1919年9月的《圣日耳曼条约》签署后，一切尘埃落地，布拉格市民卡夫卡就这样从一位原奥匈帝国公民，正式变成了说德语的捷克人。
作为现代人，尤其是出生于长期大一统和平年代下的中国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帝国分崩离析后，个体长期悬置在毫无安全感状态下的感受的。上溯至唐朝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割据、边疆不稳，经营多年的西域逐渐被吐蕃蚕食，情况便与卡夫卡创作《城堡》时的背景有些许相似。于是，当潼关失守，杜甫辗转各地，终于弃官入川时，才能吟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种空寂且哀丧的诗句。《春望》的精神内核亦能在《城堡》中窥出相似来，唯独《城堡》以冗长与荒诞的形式堆砌，将这种历史背景的提炼隐藏得更深了些。甚至“浑欲不胜簪”式的细节，《城堡》里也是一样不缺的。
还是暂且将目光聚焦回卡夫卡——早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已经患上了结核病。战争期间哥萨克骑兵对加利西亚的扫荡，给布拉格带来了大批犹太难民，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在接触、救济难民的过程中，也从中汲取了波兰犹太神秘主义的一些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哈西德主义。关于哈西德主义，若是读过伍迪艾伦所著的《门萨的娼妓》，应该能够有一些直观的了解。下面引述一则典型的哈西德教派故事：
教徒长途跋涉，去请教当时一位地位最高的拉比问题。
虽然这位拉比地位最高，但也可能是最愚蠢的人。
教徒见到拉比后，问他如何才能寻得内心的安宁。
拉比先是仔细审视了此人，然后让他马上回头看自己身后。
教徒听话地转过身去，结果拉比用烛台敲打了此人的后脑勺。
并且反问他是否已经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在另一则故事里，教徒认为自己的女儿和鲱鱼之间没有区别，先知却坚持要弄清具体是跟哪种鲱鱼长得一样。
这些故事与《城堡》的叙述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并非寓言性这种宽泛的东西，而是淹没在荒诞中的理性。哈西德式故事省却了长篇大论的解释，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否认歧义之中隐藏着的逻辑与哲理。1917年9月，卡夫卡曾在给布罗德的信中明确指出，哈西德故事中所传达的犹太性，能够令他立刻感受到自由状态。倾听犹太复国主义人士长达数小时之久的激烈辩论，也令他对“反驳一切”产生了某种具象——作为某种需要挣脱的形式，这种性格特征在《城堡》里的K.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卡夫卡终身未能实现的梦想，是去耶路撒冷图书馆负责装订图书，是去特拉维夫当一名餐厅服务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经极端厌恶布拉格这个城市，但却无法逃离那里，无法“回归以色列”。《城堡》集中完成于1922年春夏两季，秋季搁笔。1921年时，他几乎整年都住在普列索夫州的马特里阿尼，那里有一间结核病疗养院，由福尔贝格夫人创办，主治医生名叫施特雷林格。包括卡夫卡在内的三十多位结核病人住在这个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膳宿公寓的地方，三餐都在配套的公共食堂里吃饭，除了病人们之外，附近部队医院的军人们也会过来用餐。从1920年12月18日一直到1921年8月26日，长达八个半月的时间里，卡夫卡就一直住在这里。施特雷林格的治疗采取保守且自由放任的态度，病人们醒着时除了休息和聊天外，就只剩下一天五杯牛奶、测七次体温、交唾液样本、定期称量体重这四件事情可做——百年以前欧洲这种对结核病人进行半隔离的治疗思路，令人不觉联想起集中营或疯人院，当然待遇上确实要好得多。与卡夫卡一同疗养的病人们是典型的前朝遗民，理所当然地说着捷克语、匈牙利语和德语，除了犹太人外都有着轻微的反犹主义倾向，于是众人聊天时又会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对于无聊至极的人们而言，只要开口，就是以反驳和驳倒为荣的，这当然也进一步丰满了尚未开始创作的《城堡》中、主角K.的具体形象。
甚至连《城堡》的男二号——信使巴纳巴斯这一角色，其很大一部分特征也是来自卡夫卡在福尔贝格夫人疗养院的真实经历。1921年2月，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21岁犹太孤儿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住进了疗养院。这名因为结核病而被迫离开医学院的小伙子对卡夫卡极度亲近，作家本人对他的描述是“很难分清在他内心起作用的力量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不管是哪种，这种力量都异常强大。倘使是在中世纪，人们肯定会以为他是着了魔。他这样一个年轻人，才刚刚21岁，高大又强壮，肩膀宽阔，脸颊粉嫩，非常聪明且毫无私心，但又极度敏感。”——这几乎就是现实版的巴纳巴斯。克洛普斯托克对卡夫卡的崇拜，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也很想成为作家，但卡夫卡逐渐看清他的本质，认为他本可以成为一流的医生，但当作家却必定是三流的。由于施特雷林格的无作为，克洛普斯托克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卡夫卡私人医生的角色，因为结核病伴随的支气管炎、肠胃炎等等，这位布达佩斯医学院的高材生恰好懂得如何处理。另一方面，一大群前朝遗民中出现了这位明显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也给日渐消沉的作家带来了些许心理上的支撑。与克洛普斯托克的关系越密切，卡夫卡就越认为自己对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布拉格与柏林的各种关系，几番辗转之后，终于让克洛普斯托克回到了医学院。卡夫卡去世后，这位现实中的巴纳巴斯最终成为了肺病专家。
然而，让年轻人重返医学院的过程，对于卡夫卡而言却是艰辛的。重返布拉格之后，卡夫卡与克洛普斯托克之间通过书信进行沟通。克洛普斯托克的诉求仍在成为作家或是医生之间摇摆，他在多封信中言辞激烈地指责卡夫卡，认为他离开后便对自己过于冷漠，并没有全力帮助他，但随后又极其恳切地主动道歉，说自己不够体谅，同时自卑地表示出放弃的态度。在《城堡》中，K.对巴纳巴斯始终抱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好感，尽管他多次令K.失望，但希望仍被寄托在他的身上，诚如现实中的卡夫卡充满耐心地忍受住了克洛普斯托克长期的责难，并且最终帮助了他一样。
至于疗养院所在地马特里阿尼，本身是个位于塔特拉山脚下的捷克小镇，这里是一处类似阿尔卑斯的山地气候疗养圣地，山岳湖泊、云杉灌木、冰斗溶洞，无尽的绿地包围着泉水。1921年的疗养接近尾声时，卡夫卡已经康复到能够在山林间徒步观景的程度。恐怕正是眼前这些带有歌德式自然主义特征的场景，令K.回想起了自己写作《审判》之前完成的一些小说片段——那是在191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定名为《村中诱惑》的段落。在这些后世认为对《城堡》的创作有所启发的片段中，主角在夏日傍晚来到一座陌生的村子里，被这里的清新舒适所吸引，然而这里的村民们却并不待见他，他们冷落、侮辱他，令他感觉格格不入，直到“几个孩子从花园跑进来”之后，气氛逐渐舒缓，描写也再度变得和谐温婉。
可是，乡村生活果真诱惑了他吗？在写作《村中诱惑》的同一时期，卡夫卡在给格蕾特·布洛赫的信中明说了自己看待乡村、大自然与城市的态度：“在乡间时我总感觉抑郁。如此广阔的天地，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去感受啊。相反，在柏林的街道上，我只需要一瞬间，便能看完所有的景致。”卡夫卡对广阔天地是自卑的，对城市又是蔑视的，所以他在两方面都没有容身之处——这一判断极为契合地展现在了《城堡》所呈现出的主题当中：K.必须找到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留在村子和前往城堡都同样重要。但是，最好的选择却正如弗里达所说的，是要“移居海外”，然而这却已经是个无法达成的选择了。
《城堡》的冬日乡村场景，来自1922年1月底、他受自己的主治医生赫尔曼邀请，前往什平德莱鲁夫姆林山区度寒假时的体验。这个位于波兰和捷克边境的高纬度小镇的冬天极度寒冷，各处都被冰雪所覆盖，人们使用雪橇车作为交通工具出行。《城堡》中大量自然主义描绘，包括开篇时眺望远山与城堡轮廓的部分，以及对旅馆、学校、街道、民居等场景的细致描写，都可以在现实中的什平德莱鲁夫姆林找到痕迹。但城堡本身却不在这里——城堡是布拉格。因为在短短三周神清气爽的寒假过后，回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再度陷入痛苦与绝望，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灵感也爆发了：3月15日，他在布罗德面前朗读了《城堡》的第一章；6月7日，他申请了退休，进入集中创作阶段；6月23日，他去了捷克南部的普拉纳小镇避暑。夏天的普拉纳是个田园诗般美丽的地方，但这里却格外喧闹，卡夫卡抱怨了噪音，抱怨那些说话声、锤击声和碰杯声，这些声音最后也都被收纳到《城堡》第十七章赫伦霍夫旅馆走道的那一扇扇房门后面。到八月底《城堡》的写作被最终放弃前，由于年迈父亲的疝气手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作家多次往返普拉纳和布拉格。最后的最后，宣布放弃《城堡》也是在普拉纳——他在9月11日的信中写道“写于普拉纳的部分并不像你所知道的部分那样糟糕”。但实际上《城堡》的写作已经完结了，根据卡夫卡记录在笔记本当中那些后继残章的内容来看，这些章节被弃之不用也自有其道理：它们陷入到了某种无限延续的循环当中，单从残章的无论哪一部分的收尾来看，都达不到本书第十八章“然后门就关上了”这个结尾所能达到的、简洁又深刻的高度。毕竟关门这个动作本身，也同时含有“锁上”的意味，而“城堡”这个词在德语中，与“锁”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皆为Schloss。
本书译本的原本是卡夫卡身后，由布罗德根据遗稿整理而来的最初版，也即慕尼黑的Kurt Wolff出版社版本，问世于1926年。虽然有少数几处明显的拼写错误（正文中亦有标注），但就译者比较各版本得出的结论来看，这一版本实际上才是最符合卡夫卡原教旨主义的原本。虽然本书并未附上笔记本中《城堡》后继的残篇草稿，但却可在此将相应内容简略描述一番：K.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首席秘书埃尔兰格，但对方只是让他尽快离开弗里达，赫伦霍夫旅馆里的众人都在指责他，因为他是不被允许呆在走道里的——他最多只能到酒吧间为止。于是，K.回到酒吧间，见到仍在那里的佩皮，对方向他讲述了弗里达的大量消息，说她之所以和K.在一起，然后又离开他，全是为了向上爬而施行的奸计，又说K.在这里的地位已经低下得不能再低下，但K.还是照旧全盘否定。随后弗里达又出现了，但并未理会K.什么。接着，本书正文中曾一笔带过的赫伦霍夫旅馆老板娘再次出现，K.指出她的衣服过分华丽，结果她带K.去看她类似的大量衣服，似乎是在暗示她有着与表象不同的身份，也仿佛K.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除此之外，笔记中对本书的第十四章亦有少许添加，是针对女教师吉萨小姐的一些详细描写。
这个残篇结局远逊于1926年版结局的地方在于：第一，弗里达的描绘过于确定了。本书第十八章对于弗里达的未来其实是语焉不详的，她虽然口口声声告诉K.，说自己将会回到酒吧间，担任原先的工作。但这些话语却暗藏着说谎的蛛丝马迹，也有可能她并不是在代班客房女佣，而是直接被降职为客房女佣了，只是在K.面前逞强不说而已。后继残篇完全否定了这一重想象，看似丰富了弗里达形象，实则削薄了她的形象。
第二，埃尔兰格的要求虽然绝望且讽刺，却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其作用无非是让K.陷入新一轮的循环而已，反而削减了当局的神秘，这就等同于削减了当局的权威性。
第三，赫伦霍夫旅馆老板娘这一角色所起的作用，不仅与汉斯的母亲似有重复，而且其塑造上远不如汉斯母亲立体。
第四，根据目前已有的残篇内容来看，增加对吉萨的描写属于闲笔，若非为进一步创作（比如由施瓦策尔引入至城堡总管圈内）埋下伏笔，则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选择往残篇的写作方向继续发展，卡夫卡自然就不打算将散开未解的几条人物线在短时间内再度聚拢，然而作家当时的灵感和精力都不足以将《城堡》写成如老陀《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鸿篇巨著：再加入新的人物与关系纠缠，倒不如尽快了结。有理由相信，本书的结局至少是卡夫卡认为勉强达到可完结水平的，他只是仍不满意而已，但他已没有时间了。
如上所述，在了解《城堡》与现实之间的几乎全部重要羁绊后，我们便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真实存在的当局。泛指的当局即Behörden已基本说透——在本书中，为了更好地区分它与某个特定当局也即Amt之间的区别，我选择将前者的译法替换为“组织机构”这一近义词。卡夫卡本人的遣词造句是极讲究的，诚如“您”与“你”、“仆人”与“奴才”在感情色彩上的区别，不能以单独的中文词汇来统一取代那样，原文中那些细致入微的区别也不应被忽略。实际上，为了迁就这种原教旨式的翻译主张，而不是那种因为想直接向读者们解释清楚作者的言下之意、便有意无意地更偏向意译的态度，我在文中加入了不少解释性质的注释：此类注释在书的前半段极其之多，究其原因，是为了在不冒渎原文的前提下，向读者们解释那些属于基础理念的作者逻辑。进行到书的后半段，在习惯了卡夫卡的行文逻辑之后，类似的解释注释自然越来越少，结尾时就几乎不再有了。敏锐的读者们或许根本用不上这些注释，或许只是偶尔需要用上，但注释方式除了不影响原文还原外，亦基本不会减损阅读的流畅度，故此，对于我这个愚钝的译者来讲，这应该是可供选择的最佳方式了。
Amt作为具体的、特异化的“当局”，在本书中享有“当局”的名分——这个决定同样不是随意而为之。查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的《刺复》一篇，其中有云“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可能是“当局”这个词在中文书面记载中最早的出处。它本身是比喻身当其事的，换句话说，是面对着具体事务的。在中文语境中，凡提及当局时，即便宏大如“中国当局”这样的大词，在使用时也基本是针对着某项具体事务的：它至多只是在形式上笼统而已。说起《城堡》当中与Amt这个当局概念最接近的人物，应该是村长口中提到的索尔蒂尼，这位与官员索尔提尼名字相似的人物，其身份乃是一名事务负责人——这个在德语中名为Referent的、实际存在于德奥官僚体系当中的身份，简直是与Amt天然匹配的运转齿轮。与高高在上的官员索尔提尼截然不同，Referent代表着中层公务员，下属尽是如信使这样的底层办事员。索尔蒂尼们没有多少可滥用的权力，在村民中显然也缺乏与威权相关的形象，他们就是在局里某个部门内负责具体而微的种种事务的人。而且——他还是个意大利人。《审判》和《城堡》里都有意大利人，其作用仿佛是充当“误会”的代名词：在《审判》中，与意大利人的会面存在一个“十点”还是“十一点”的经典误会，如今文学界仍是众说纷纭；而在《城堡》中，索尔蒂尼和索尔提尼这种仅有一个字母之差的角色，若说卡夫卡这样写没有任何用意，恐怕也无人相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角色皆非一笔带过的人物：索尔蒂尼作为对“当局”概念的范例式解释，显露出了非同小可的能量；索尔提尼自然更不会是一个文学玩笑，因为自阿玛莉亚开始介入到情节中之后，小说的时间尺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阿玛莉亚家所发生的一切，正是索尔提尼造成的。虽然索尔提尼在K.进入时间线时早已不知去向，但恰恰是他，左右了K.在小说中所经历的一切——尽管前提是奥嘉并未信口开河，因为索尔提尼这个名字，根本只存在于奥嘉的讲述当中。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难免会对K.速朽的地位产生疑惑：土地测量员究竟重不重要？如果相信村长的说法，那么土地测量员在本地的出现就是一个错误；如果相信施瓦策尔的电话，那么土地测量员的身份简直举足轻重；如果相信桥头旅馆老板娘，那么土地测量员恐怕会是某个阴谋下的棋子；如果相信残篇里佩皮的讲述，那么土地测量员几乎就是地位最低下的蛮人。他为什么会被分配助手？为什么会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和监视？助手是伽拉特派来的——这个体重很沉的官员曾经出现在奥嘉对赫伦霍夫旅馆失火的一次描述中，时间是三年前。他冒充克拉姆派遣助手到K.身边的意图又是什么呢？作为读者，我们一路深陷到想象中的当局所构筑的悖论漩涡当中，无法从所有似是而非、相互矛盾、不辨真伪的证据和证词中发掘出任何真相，甚至开始质疑真相本身，或者质疑起K.的真实身份：他真的是土地测量员吗？他莫非是逃犯，莫非是第二半国际的激进人士？诚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创造的观念，在卡夫卡的虚构与现实当中也分别存在着“想象的共同体”：卡夫卡对于自身犹太人的观念是想象的，卡夫卡对于非K.角色们的观念同样是想象的。尤其是后者，若将当局视作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本书在期盼着的显然不是它的茁壮，而是它的消解。
——本文为本书译后记，完成时间约为2019年9月前后。以今日视角回顾全篇，似乎更增添了一重对照性，故选择公开发布。（文泽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