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惊坐起”——《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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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将唐史视为极重要,立足现实,回应现实。 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贵。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亡的政治问题,可惜谁得鮮人。
(一篇纯读书记录)
第一章 甲午以前政局概观
1.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
并不是李鸿章不想开启明治维新式的大变革,主要是国内守旧势力强大。守旧势力多来自科举出身士大夫,将对外失败归咎于大臣无能——清议势力的由来(正像明末士大夫拒绝与清谈判)。洋务派也不是不想获得清议支持,但是清议认为向夷人学习,伤凤教。于是清流士大夫大肆攻击洋务三十年来之卖国。
两派观点分歧和甲午有关的在于海防和铁路,核心在于筹饷。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清流首领,属于主战派,同时轻视洋务,所以洋务派筹饷十分困难。
在洋务派中,有些人主和(李鸿章),更有些人主战、态度强硬(张之洞左宗棠)。相对而言强硬派的舆论风评较好。在清流士大夫中,也有主张洋务者,但大都为空谈道理,不切实际,他们是后来清末新政的主力。总之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办洋务不被视为正途。
2.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
洋务自强运动没有形成核心力量,一因在于地方汉人新兴力量崛起,中央集权受到威胁。这可以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出,地方绿营、旗人没有战斗力,汉人地方武装崛起。这种地方武装属于募兵制,而非绿营兵的世袭军户。并且将领不专兵,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关系。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廷的军事武装力量由制度控制转为了私人控制。外重内轻形势逐渐形成。当然,清廷并没有完全放任汉人打击起义军,太平天国运动前期,以及捻军起义前期,打击主力依然是旗人。但是到了后期,汉人军队尤其湘军成为清廷武力支柱(左宗棠湘军、李鸿章淮军灭捻军,左率湘军远征新疆)。
虽然汉人势力崛起,但是并没有形成反抗中央的势力,主因在于汉人势力不能团结、西洋外敌威胁、清廷治术有方。汉人中湘淮两系对立比较突出,淮军李鸿章趋向洋务,湘军趋向保守。淮军后来主要在直隶地区经营,湘军则在西北边防和东南财赋之地经营,两相难以合作。朝廷利用这一点,调兵遣将时常常并不只调遣一支派系的军队。此外,清流士大夫的崛起也被清廷利用,节制地方武装。同时,清廷试图重练八旗新军,但是成效不好。总之,李鸿章始终不能进入政治集团中心,始终被清廷视为外人。
3.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
外廷方面,祺祥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当时恭亲王治理洋务,外剿太平天国,威望日盛,特别引起了拥有“综治之才”慈禧的猜忌。太平天国覆灭后半年,太后开始了第一次对恭亲王的打击,但是当时朝中大多同情恭亲王。最后恭亲王还入军机处,但取消议政王名义。恭亲王势力遭到打击,但其潜势力仍在,而且对外交涉依然需要他。但是后来主战派醇亲王与恭亲王分歧逐渐拉大。
慈安去世后,恭亲王更加孤立。慈禧五十寿诞前,恭亲王及其党羽被彻底罢斥。醇亲王掌握了军机处,间接加强了慈禧对军机大事的控制。由此,缺乏对西洋足够认识的主战派与清流合作,掌握了大局。修三海、颐和园,耗去了大量海军经费和洋务枪炮费用。醇亲王的声势地位越来越大,慈禧不免猜疑。但是醇亲王性格谨慎小心,不敢与慈禧敌对。醇亲王去世后,清廷由礼亲王、庆亲王为外廷领袖。二人庸庸无为、缺乏担当,于是慈禧掌权的趋势越发明显。
在内廷,光绪与慈禧之间分歧也逐渐明显。光绪亲政之后,太后归政,居于颐和园。虽然每逢大事光绪依然需要请示,但是毕竟太后不再直接过问政事,光绪自己有一定自主性。光绪的思想受到翁同龢的影响,趋向于清流士大夫,而与太后不一。同时皇后是太后的侄女,光绪夫妻感情不好也遭到了太后的忌恨。帝党后党逐渐形成。
朝臣士大夫中分歧主要体现在温和主和派和强硬主战派的对立上。尤其是同光中兴,国家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士大夫清议兴起,清流势力壮大。其中清流作为大势力,在光绪时期还分化为南派、北派。南派多来自江南士大夫,多崇尚理学、艺术(翁同龢、潘祖荫等)。北派李鸿藻等,注重理性经济、较为实干。南北派别的对立,和恭醇二王的对立相结合。醇王主政,醇王亲信孙毓汶借太后、醇王之力打击清流。清流日衰,朝廷风气也逐渐腐化。在朝外,孙毓汶也同样打击清流,前期尤其集中于李鸿藻一系,很多外地大员被斥。清流派别之分逐渐合一,一致反对孙毓汶。德宗亲政后,帝党以及清流有复起趋势,甲午一战借机打击主和派李鸿章、孙毓汶等。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慈禧太后。慈禧后期沉迷享乐,虽多主战,但缺乏对时局的正确认识。
第二章 自发端至宣战
1.李鸿章之观点与措施:
朝鲜东学党起义,中国应邀平定,日本随后跟进并且拒绝撤兵。李鸿章心中对中日实力对比比较清楚,北洋水师仅能自保而不能威慑日本。所以北洋水师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有前往朝鲜半岛,并且李鸿章特别要求驻朝清军不能挑起事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因而李鸿章要求北洋水师提高警惕,但并未制定具体的防御计划安排——李鸿章处处小心的目的是好的,但是李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因而使得北洋水师没有能够做好足够的战争准备,又给了清流士大夫乃至后世人以攻击的口舌。
2.主战派士大夫之观点:
清流士大夫强硬、慷慨,如同传统言官的思路,一如明末士大夫的死节。不能容忍李鸿章软弱寻求外国干涉。这种观点,在表面上来源自:北洋水师前期操练的英勇;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地面战争打败法国(中越战争的后续影响)。深层次来源于:对俄国、英国、法国尤其是日本认识不足,信口开河。当然士大夫指责李鸿章未作充足准备是正确的,但是实质上依然是对国际局势不清醒的表现。有趣的是,文廷式上奏提出若干建议,其中内容表明他对英法水师章程有一些了解,对朝鲜地缘形势自有分析,所以士大夫并不是完全对外国没有了解。对国内情形分析也在理:军队受中央遥制较多,派出军队比日本少。(传统阴谋论:李鸿章养敌自重)只是对日本实在是缺乏了解。
士大夫态度的总结:日本不用害怕,但我军数量较少,还需多派军队;北洋水师精锐,但李鸿章胆小如鼠。这种心态影响了后世对于这场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鸿章本人的评价——清廷在对外战争上的接连失败,不是简单用“腐朽”就可以概括的,甲午的失利,这些主战派的过于激进也要对此负责。
3.中枢态度之演变:
中枢受到主战派的影响,对李鸿章态度逐渐强硬。中枢最后的政策方向是“一面和谈一面备战”,争取英国、俄国调停。对于中国的做法,日方“不能忍耐”,丰岛海战爆发。
4.北洋内情:
战争初期,李鸿章总揽内政外交。北洋的实力,大致可以认为是海军实力不足,多为旧式船舰;新的练军训练有素,可守陆上门户——以近防为本,以筹饷为先。洋务幕僚中,主要有盛宣怀、李经方(李鸿章过继长子)、于式枚(主掌文书)、张佩纶(清流之一)、张士珩(总办军械)、德璀琳(德国顾问,影响力十分重大,甚至超越了其他中国幕僚——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日本的轻视与缺乏了解,当时对于远东情形有所了解的西方人例如赫德也认为大清将会获胜。联系日俄战争,可见西方对于日本的极度低估)
第三章 战争初期——一意作战时期
1.主战派之政治攻势:
主要盛行于宣战至阳历9月黄海之败。主战派清流势力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拉拢非淮军系。这是清流崛起的难得机会。清流想要借此战机,调遣湘军北上,改变北洋中淮军系势力较大的境遇。他们找到丁汝昌作为突破口,因为丁作为海军中淮军系将领,其部下并非淮人,他去职后海军就可以部分脱离李鸿章掌握。总之,其手段类似言官的谩骂之法,其攻击“无所不至”。
2.中枢之争议:
开战后丁汝昌不与日人战斗,遭到大肆弹劾。中枢采取折中办法,一方面给丁放宽缓和,一面也要求丁汝昌尽力剿办。后来情势严重,不止丁汝昌而中枢也开始受到清流攻击,不过在太后的默许下,清流打击李鸿章基本无成。丁汝昌得到了带罪自效的处分,并且中枢严令李鸿章斟酌继任人选。但在太后干涉下清流反击浪潮再次平息。
3.前敌人事摩擦之影响军事:
大清陆军实力优于海军,但是在韩军队中日军强于清陆军,同时北洋海军不敌日本海军,不敢进入大同江往平壤运粮。同时北洋此时也无兵可以增援。中枢以及清流对战争形势认识不清,一昧催促。而且,军队内部的门户派系之争也没有停歇,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去统一作战行动,例如周馥、叶志超等都坚辞不受。因中枢压力逐渐传导到下,叶志超“打消辞意”接受任职,但实际情形依然举步维艰,诸将意见不合,遂至平壤大败。而且军队纪律不严,即使是李鸿章自己的嫡系部队,使得增援后路受阻。此时日舰主要任务是护送陆军入韩以及补给,北洋舰队亦然。十月中日舰队相遇,鏖战黄海,北洋舰队大半沉没。
第四章 和战并进时期
1.中枢人事之重要变动与主战派之作为:
平壤战败后,主战派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要求启用恭亲王。恭亲王原本和太后势不两立,且与孙毓汶不和,清流他的出山有利于主战。太后起初反对,但在群臣以及光绪的支持下,恭亲王最终出山。但是令主战派失望的是,恭亲王一直是主和派,即使和慈禧敌对。不过,战事失利使得部分李鸿章派系获罪,人事调动有利于清流势力发展,例如军机中由恭亲王总制,清流主要人物协办。后来刘坤一进京,成为钦差大臣,接管李鸿章统制军权。湘派的刘坤一被朝廷内外寄予厚望,但他就职后动作迟缓。主战派未能拿出有效方案应对战争,前方陆上湘军连连失利,和议之局已定。
2.和议之酝酿及其成熟:
和议参与者——慈禧、恭亲王、李鸿章主持外廷、中枢由孙毓汶、徐用仪、张荫恒。英俄外使联合各国主张谈判,但各国意见不一,日本也拒绝谈判。日本一直坚持中方派人至日本进行无外国干涉的谈判。阳历1月5日清廷正式下诏派张荫恒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谈判,但在清流干涉下,同时清廷不准商谈停战事宜,其希望不要因议和造成停战的事实。后才派李鸿章出使日本。未出发前,日本方面又要求割地,这再次引起朝中争执。主战派坚持不割地,但是不割地即可能迁都,迁都之计未敢言。此时光绪的地位十分尴尬,他是主战派,但也不敢违逆慈禧的意思,此时慈禧称病,将责任推卸给光绪。光绪担当起主和大局,给予李鸿章割地之权。
3.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
和议开始前后,朝中主战派的攻击使得淮军系逐渐失去势力。刚开始慈禧对李鸿章多为宽免,后期朝廷发谕旨有时绕过李鸿章直接指挥前线,削弱了李鸿章的权责,开始对李鸿章有了猜忌之心。后来刘坤一上任,李鸿章成为刘坤一下属,清廷又命王文韶协办北洋事务,但王文韶未到任,威海卫已经陷落。李鸿章威信几乎扫地,慈禧保持之,但李系之人事遭到攻击,在战争中,淮系将领处分较非淮系为重,如淮系叶志超、卫汝贵后被刑讯,即使主要查办的宋庆为其辩护。丁汝昌更惨,连连遭斥,李为其辩护。丁汝昌自杀后,查办的李秉衡对其评价消极(清流一定要踩一脚),造成丁一大冤案。龚照屿、赵怀业、黄仕林、张士珩、刘盛休……被拿问或是不知下落。最后全国地方督抚中几乎无淮系人士,淮军在国内舆论场上也遭到贬斥。
4.军事上之难题与新式陆军之创始:
甲午中陆军部队成分混乱、纪律混乱,一败即溃(尤其湘军系)。当时军队的人员、枪械补给也难以跟上(全国各地督抚派战斗力不强的兵员北上,队伍散漫;在当时丢失制海权的情况下,从外国订购枪械也难以运到东北战场,国内工厂较少,产量低,运送慢,枪械缺口大)——这也是刘坤一为何动作迟缓的原因,指挥不一,后勤难济。刘坤一到达津唐一带后布置防务,但对此无大的信心。战术上,日本士兵轻装前行,西式战术先进(袁世凯深有所感)。军队组织上,湘淮军队组织松散、缺乏灵活性和效率。因此在战争期间清廷就计划创练新军,预计练十万。后胡燏棻开始小规模练新军三营,后扩充为十营,顿于小站,为小站练兵。
5.宫廷问题与政局之关系:
宫廷内有慈禧和珍妃瑾妃之间的矛盾。二妃与文廷式有牵扯,深受光绪喜爱。后二妃被降为贵人,其下属太监、外廷大臣多被斥退。而在清流看来,慈禧如此做是在打击光绪、打击主战派。于是清流开始打击太后亲信如孙毓汶。慈禧不悦,开始着手斥退两妃之兄,废光绪的满汉书房。后安维峻上书要求罢斥李鸿章,其中牵涉到李莲英,于是他凉了,不过他也受到了明代言官般的民间明星待遇。于是宫廷内外矛盾逐渐激化。双方的矛盾在于慈禧辖制了光绪的权力,间接导致主和,并不代表慈禧最初一定是主和派,清流反对的是最高权力,借主和主战将之表面化。慈禧和光绪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那么激烈。
第五章 和议之成与主战派之挣扎
1.议和时期:
对于割让辽东、台湾之条款,中枢乃至太后坚持不让。但日方强硬,且条款缩减,主和派占上风。阳历4月17日李鸿章签字,4月21日送约到京。
2.和约之批准与互换:
反约运动声势浩大,包括地方督抚、乡绅、考生。其主张概括为:南北形势大变;失去人心;外国将效仿;失败在于用人与赏罚不严;赔款过大;日本国力贫弱。和约可以签,但中枢为了快速签约结束战事,和约过于屈辱,反对浪潮认为不能签。于是中枢面临反对大浪潮。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对三国让步,对中国决不让步,不可废约。此时慈禧退居宫中,光绪主持大局,在毁约一战和签约之间摇摆。对内,刘坤一、王文韶在津与将领会商,上中枢表明并无充足作战把握。对外,三国干涉态度并不是强烈维护大清。光绪希望拖延换约时间,来争取三国对“还辽保台”的支持。不过,有趣的是,5月初几日,沿海大风海啸摧毁了海军防御工事及装备,于是光绪在5月2日批准了条约hhh。在三国的催促下清廷于5月8日在烟台与日本换约。5月27日清廷降谕正式公告。
3.和后余波:
主战派最后的挣扎(代表:张之洞、唐景崧、翁同龢),意为和其他国家交换条件保住台湾。联英不成又访法,但在法交涉之龚照玙、王之春各为主和派、主战派,此又有矛盾。德俄政府措辞十分严厉。在张之洞、唐景崧的促使下,台湾决定自行抗争,中枢对此无可奈何。主战派的怒气撒到了李鸿章身上,强烈要求李经方自行去台湾办理割地事宜,好遭唾骂;并且主战派私下联络台湾鼓励独立(台湾民主国!最初的台独之来源?)张之洞希望此时可以借俄国的压力、以及岛内反对日军的“人民战争”来缓解台湾形势。但是形势扭转,唐景崧离台,张之洞不支持刘永福,台湾被彻底放弃,10月29日刘永福离台,台湾反日斗争失败。甲午战事全部结束。
第六章 战后政局新形势
1.北洋局面:
北洋海军几乎覆灭,淮军声誉扫地,李鸿章声名狼藉,舆论要求其隐退或者降罪。李鸿章自此一役而离开政治军事中心,而主办外交。北洋陆军整编,原有淮军主力削减,湘军加入。后北洋调整改编为袁世凯新军。而北洋新总督王文韶同情李鸿章一系,为清流讥讽,后来戊戌政变,荣禄接任北洋总督。
2.中枢政况:
孙毓汶、徐用仪主和派逐渐退出军机,清流基本成为朝堂主流。此时维新风气开始发端。但当时恭亲王年老多病,翁同龢缺乏眼光和才能。甲午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连英国公使都十分痛心。而在后宫,光绪和慈禧的矛盾也在加深,慈禧让珍、谨二妃复位,而罢斥汪鸣銮、文廷式等。翁同龢尤其是恭亲王主要起居中调停的角色。恭亲王威望足够高,戊戌年他死后朝局便为慈禧掌握,戊戌变法很容易遭到了失败。
3.新兴势力之崛起:
旧的北洋势力逐渐退出,新兴势力崛起——康有为维新派、袁世凯新北洋派、孙中山革命派。康有为是涉猎西学较深的士大夫,康的新思想传播,引起了清流士大夫的分歧,由于主张和言论过激而遭到弹压。袁世凯在各派之间游走周旋,获得练兵机会。
结论
“综结言之,甲午以前三十年间,左右大局之政治势力,主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四大集团.其中津沔章所领导之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其中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与代表传统作风之清流势力相凿柚,甲午一战,日军打击之于外,清流打击之于内,乃使此一支势力大为沦落,政治地位丧失殆尽矣。
”甲午以后,淮军式微,清流亦因康梁维新运动之起,而大为分化,于是政局形势全失平衝。而戊戌、庚子诸变相继皆起。是时,稍能对大局有发育权,并成为安定势力者,惟刘坤一領导之湘军而已。戊戌废立之谋,终能打消,颇赖彼之持正,庚子东南互保,又以彼为领袖,盖非偶然也。
“迨至辛丑以降,袁世凯羽毛丰盛,各省新军以次皆起,湘军亦新归淘汰,而革命势力起于海外,又实借新军而发扬滋长,于是南北之形势成,而辛亥革命之基础定矣。
”故曰,甲午一战,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亦实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也。“
附上一些交流会上的讨论与评价
石泉先生:李鸿章和洋务派的同情,来源于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以及他本人的扎实的研究。李鸿章的洋务主张更加切合实际,不过南宋以来的士大夫养成了对外强硬的气节。
李鸿章:甲午一役使得李鸿章声望一落千丈,庚子之役李鸿章挽救大局,李鸿章声望回归。三十年代蒋廷黻和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逐渐抬高。抗日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李鸿章评价因为革命史观标准,因此十分贬低他作为晚清腐朽政府代表的卖国行径。改革开放以来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得我们重新界定对李鸿章,对其有了更为中肯的评价。
清流和浊流:在晚清时期已经存在这种说法。清流像是势力,清议像是看法。清流需要高的科举功名、关心国事而且喜欢发表意见(直言不讳)、实际办事能力差一些、作风相对严谨廉洁(当然陋规照收)。清流和守旧、趋新、洋务等等并不完全对立的派别。随着时间推移,清流越来越支持洋务。但是由于科举出身,清流更加偏向中学。血缘、地缘、学缘等关系结合成了清流。浊流:不一定有科举功名、办事能力强——这逐渐和洋务结合在一起——变革、对西学的坚守较少。淮系和前期清流关系较密,后期疏远。湘系恰恰相反。当然,清流和浊流并不能代表全体官员的情况,更多的普通官员处于清流浊流之间。
主战派:光绪想打了这一仗来立威。但是他们高估了北洋、更低估了日本。而且不像前几次对外战争,甲午战争使得北方首都形势危急。局势和此前不同了。
帝后两党:光绪亲政之后所产生。慈禧将光绪当作亲生儿子抚养,两人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两人分歧主要在于政见不同,光绪学识强于慈禧、经验弱于慈禧,两人之间有权力和政见的差别。慈禧和光绪之间存在着一种无言的默契。但在两人之外的局势就不同,所谓帝党和后党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冲突激烈。因此两人和两党是两个层面的关系。甲午之前局势相对缓和。
中法战争对于朝局的意义:中法战争损失也不小(福建水师打光了),但是已经是表现比较好的战役了。当然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军的动员能力、英德的牵制、湘淮系老将老兵能力强等等。当然朝廷受到了天大的鼓舞。
韩老师:“因此实事求是非常重要,吹牛逼特别害人,千万不能吹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