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惊坐起”——《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书记录

（一篇纯读书记录）

第一章 甲午以前政局概观

1.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

并不是李鸿章不想开启明治维新式的大变革，主要是国内守旧势力强大。守旧势力多来自科举出身士大夫，将对外失败归咎于大臣无能——清议势力的由来（正像明末士大夫拒绝与清谈判）。洋务派也不是不想获得清议支持，但是清议认为向夷人学习，伤凤教。于是清流士大夫大肆攻击洋务三十年来之卖国。

两派观点分歧和甲午有关的在于海防和铁路，核心在于筹饷。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清流首领，属于主战派，同时轻视洋务，所以洋务派筹饷十分困难。

在洋务派中，有些人主和（李鸿章），更有些人主战、态度强硬（张之洞左宗棠）。相对而言强硬派的舆论风评较好。在清流士大夫中，也有主张洋务者，但大都为空谈道理，不切实际，他们是后来清末新政的主力。总之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办洋务不被视为正途。

2.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

洋务自强运动没有形成核心力量，一因在于地方汉人新兴力量崛起，中央集权受到威胁。这可以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出，地方绿营、旗人没有战斗力，汉人地方武装崛起。这种地方武装属于募兵制，而非绿营兵的世袭军户。并且将领不专兵，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关系。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廷的军事武装力量由制度控制转为了私人控制。外重内轻形势逐渐形成。当然，清廷并没有完全放任汉人打击起义军，太平天国运动前期，以及捻军起义前期，打击主力依然是旗人。但是到了后期，汉人军队尤其湘军成为清廷武力支柱（左宗棠湘军、李鸿章淮军灭捻军，左率湘军远征新疆）。

虽然汉人势力崛起，但是并没有形成反抗中央的势力，主因在于汉人势力不能团结、西洋外敌威胁、清廷治术有方。汉人中湘淮两系对立比较突出，淮军李鸿章趋向洋务，湘军趋向保守。淮军后来主要在直隶地区经营，湘军则在西北边防和东南财赋之地经营，两相难以合作。朝廷利用这一点，调兵遣将时常常并不只调遣一支派系的军队。此外，清流士大夫的崛起也被清廷利用，节制地方武装。同时，清廷试图重练八旗新军，但是成效不好。总之，李鸿章始终不能进入政治集团中心，始终被清廷视为外人。

3.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

外廷方面，祺祥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当时恭亲王治理洋务，外剿太平天国，威望日盛，特别引起了拥有“综治之才”慈禧的猜忌。太平天国覆灭后半年，太后开始了第一次对恭亲王的打击，但是当时朝中大多同情恭亲王。最后恭亲王还入军机处，但取消议政王名义。恭亲王势力遭到打击，但其潜势力仍在，而且对外交涉依然需要他。但是后来主战派醇亲王与恭亲王分歧逐渐拉大。

慈安去世后，恭亲王更加孤立。慈禧五十寿诞前，恭亲王及其党羽被彻底罢斥。醇亲王掌握了军机处，间接加强了慈禧对军机大事的控制。由此，缺乏对西洋足够认识的主战派与清流合作，掌握了大局。修三海、颐和园，耗去了大量海军经费和洋务枪炮费用。醇亲王的声势地位越来越大，慈禧不免猜疑。但是醇亲王性格谨慎小心，不敢与慈禧敌对。醇亲王去世后，清廷由礼亲王、庆亲王为外廷领袖。二人庸庸无为、缺乏担当，于是慈禧掌权的趋势越发明显。

在内廷，光绪与慈禧之间分歧也逐渐明显。光绪亲政之后，太后归政，居于颐和园。虽然每逢大事光绪依然需要请示，但是毕竟太后不再直接过问政事，光绪自己有一定自主性。光绪的思想受到翁同龢的影响，趋向于清流士大夫，而与太后不一。同时皇后是太后的侄女，光绪夫妻感情不好也遭到了太后的忌恨。帝党后党逐渐形成。

朝臣士大夫中分歧主要体现在温和主和派和强硬主战派的对立上。尤其是同光中兴，国家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士大夫清议兴起，清流势力壮大。其中清流作为大势力，在光绪时期还分化为南派、北派。南派多来自江南士大夫，多崇尚理学、艺术（翁同龢、潘祖荫等）。北派李鸿藻等，注重理性经济、较为实干。南北派别的对立，和恭醇二王的对立相结合。醇王主政，醇王亲信孙毓汶借太后、醇王之力打击清流。清流日衰，朝廷风气也逐渐腐化。在朝外，孙毓汶也同样打击清流，前期尤其集中于李鸿藻一系，很多外地大员被斥。清流派别之分逐渐合一，一致反对孙毓汶。德宗亲政后，帝党以及清流有复起趋势，甲午一战借机打击主和派李鸿章、孙毓汶等。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慈禧太后。慈禧后期沉迷享乐，虽多主战，但缺乏对时局的正确认识。

第二章 自发端至宣战

1.李鸿章之观点与措施：

朝鲜东学党起义，中国应邀平定，日本随后跟进并且拒绝撤兵。李鸿章心中对中日实力对比比较清楚，北洋水师仅能自保而不能威慑日本。所以北洋水师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有前往朝鲜半岛，并且李鸿章特别要求驻朝清军不能挑起事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因而李鸿章要求北洋水师提高警惕，但并未制定具体的防御计划安排——李鸿章处处小心的目的是好的，但是李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因而使得北洋水师没有能够做好足够的战争准备，又给了清流士大夫乃至后世人以攻击的口舌。

2.主战派士大夫之观点：

清流士大夫强硬、慷慨，如同传统言官的思路，一如明末士大夫的死节。不能容忍李鸿章软弱寻求外国干涉。这种观点，在表面上来源自：北洋水师前期操练的英勇；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地面战争打败法国（中越战争的后续影响）。深层次来源于：对俄国、英国、法国尤其是日本认识不足，信口开河。当然士大夫指责李鸿章未作充足准备是正确的，但是实质上依然是对国际局势不清醒的表现。有趣的是，文廷式上奏提出若干建议，其中内容表明他对英法水师章程有一些了解，对朝鲜地缘形势自有分析，所以士大夫并不是完全对外国没有了解。对国内情形分析也在理：军队受中央遥制较多，派出军队比日本少。（传统阴谋论：李鸿章养敌自重）只是对日本实在是缺乏了解。

士大夫态度的总结：日本不用害怕，但我军数量较少，还需多派军队；北洋水师精锐，但李鸿章胆小如鼠。这种心态影响了后世对于这场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鸿章本人的评价——清廷在对外战争上的接连失败，不是简单用“腐朽”就可以概括的，甲午的失利，这些主战派的过于激进也要对此负责。

3.中枢态度之演变：

中枢受到主战派的影响，对李鸿章态度逐渐强硬。中枢最后的政策方向是“一面和谈一面备战”，争取英国、俄国调停。对于中国的做法，日方“不能忍耐”，丰岛海战爆发。

4.北洋内情：

战争初期，李鸿章总揽内政外交。北洋的实力，大致可以认为是海军实力不足，多为旧式船舰；新的练军训练有素，可守陆上门户——以近防为本，以筹饷为先。洋务幕僚中，主要有盛宣怀、李经方（李鸿章过继长子）、于式枚（主掌文书）、张佩纶（清流之一）、张士珩（总办军械）、德璀琳（德国顾问，影响力十分重大，甚至超越了其他中国幕僚——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日本的轻视与缺乏了解，当时对于远东情形有所了解的西方人例如赫德也认为大清将会获胜。联系日俄战争，可见西方对于日本的极度低估）

第三章 战争初期——一意作战时期

1.主战派之政治攻势：

主要盛行于宣战至阳历9月黄海之败。主战派清流势力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拉拢非淮军系。这是清流崛起的难得机会。清流想要借此战机，调遣湘军北上，改变北洋中淮军系势力较大的境遇。他们找到丁汝昌作为突破口，因为丁作为海军中淮军系将领，其部下并非淮人，他去职后海军就可以部分脱离李鸿章掌握。总之，其手段类似言官的谩骂之法，其攻击“无所不至”。

2.中枢之争议：

开战后丁汝昌不与日人战斗，遭到大肆弹劾。中枢采取折中办法，一方面给丁放宽缓和，一面也要求丁汝昌尽力剿办。后来情势严重，不止丁汝昌而中枢也开始受到清流攻击，不过在太后的默许下，清流打击李鸿章基本无成。丁汝昌得到了带罪自效的处分，并且中枢严令李鸿章斟酌继任人选。但在太后干涉下清流反击浪潮再次平息。

3.前敌人事摩擦之影响军事：

大清陆军实力优于海军，但是在韩军队中日军强于清陆军，同时北洋海军不敌日本海军，不敢进入大同江往平壤运粮。同时北洋此时也无兵可以增援。中枢以及清流对战争形势认识不清，一昧催促。而且，军队内部的门户派系之争也没有停歇，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去统一作战行动，例如周馥、叶志超等都坚辞不受。因中枢压力逐渐传导到下，叶志超“打消辞意”接受任职，但实际情形依然举步维艰，诸将意见不合，遂至平壤大败。而且军队纪律不严，即使是李鸿章自己的嫡系部队，使得增援后路受阻。此时日舰主要任务是护送陆军入韩以及补给，北洋舰队亦然。十月中日舰队相遇，鏖战黄海，北洋舰队大半沉没。

第四章 和战并进时期

1.中枢人事之重要变动与主战派之作为：

平壤战败后，主战派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要求启用恭亲王。恭亲王原本和太后势不两立，且与孙毓汶不和，清流他的出山有利于主战。太后起初反对，但在群臣以及光绪的支持下，恭亲王最终出山。但是令主战派失望的是，恭亲王一直是主和派，即使和慈禧敌对。不过，战事失利使得部分李鸿章派系获罪，人事调动有利于清流势力发展，例如军机中由恭亲王总制，清流主要人物协办。后来刘坤一进京，成为钦差大臣，接管李鸿章统制军权。湘派的刘坤一被朝廷内外寄予厚望，但他就职后动作迟缓。主战派未能拿出有效方案应对战争，前方陆上湘军连连失利，和议之局已定。

2.和议之酝酿及其成熟：

和议参与者——慈禧、恭亲王、李鸿章主持外廷、中枢由孙毓汶、徐用仪、张荫恒。英俄外使联合各国主张谈判，但各国意见不一，日本也拒绝谈判。日本一直坚持中方派人至日本进行无外国干涉的谈判。阳历1月5日清廷正式下诏派张荫恒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谈判，但在清流干涉下，同时清廷不准商谈停战事宜，其希望不要因议和造成停战的事实。后才派李鸿章出使日本。未出发前，日本方面又要求割地，这再次引起朝中争执。主战派坚持不割地，但是不割地即可能迁都，迁都之计未敢言。此时光绪的地位十分尴尬，他是主战派，但也不敢违逆慈禧的意思，此时慈禧称病，将责任推卸给光绪。光绪担当起主和大局，给予李鸿章割地之权。

3.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

和议开始前后，朝中主战派的攻击使得淮军系逐渐失去势力。刚开始慈禧对李鸿章多为宽免，后期朝廷发谕旨有时绕过李鸿章直接指挥前线，削弱了李鸿章的权责，开始对李鸿章有了猜忌之心。后来刘坤一上任，李鸿章成为刘坤一下属，清廷又命王文韶协办北洋事务，但王文韶未到任，威海卫已经陷落。李鸿章威信几乎扫地，慈禧保持之，但李系之人事遭到攻击，在战争中，淮系将领处分较非淮系为重，如淮系叶志超、卫汝贵后被刑讯，即使主要查办的宋庆为其辩护。丁汝昌更惨，连连遭斥，李为其辩护。丁汝昌自杀后，查办的李秉衡对其评价消极（清流一定要踩一脚），造成丁一大冤案。龚照屿、赵怀业、黄仕林、张士珩、刘盛休……被拿问或是不知下落。最后全国地方督抚中几乎无淮系人士，淮军在国内舆论场上也遭到贬斥。

4.军事上之难题与新式陆军之创始：

甲午中陆军部队成分混乱、纪律混乱，一败即溃（尤其湘军系）。当时军队的人员、枪械补给也难以跟上（全国各地督抚派战斗力不强的兵员北上，队伍散漫；在当时丢失制海权的情况下，从外国订购枪械也难以运到东北战场，国内工厂较少，产量低，运送慢，枪械缺口大）——这也是刘坤一为何动作迟缓的原因，指挥不一，后勤难济。刘坤一到达津唐一带后布置防务，但对此无大的信心。战术上，日本士兵轻装前行，西式战术先进（袁世凯深有所感）。军队组织上，湘淮军队组织松散、缺乏灵活性和效率。因此在战争期间清廷就计划创练新军，预计练十万。后胡燏棻开始小规模练新军三营，后扩充为十营，顿于小站，为小站练兵。

5.宫廷问题与政局之关系：

宫廷内有慈禧和珍妃瑾妃之间的矛盾。二妃与文廷式有牵扯，深受光绪喜爱。后二妃被降为贵人，其下属太监、外廷大臣多被斥退。而在清流看来，慈禧如此做是在打击光绪、打击主战派。于是清流开始打击太后亲信如孙毓汶。慈禧不悦，开始着手斥退两妃之兄，废光绪的满汉书房。后安维峻上书要求罢斥李鸿章，其中牵涉到李莲英，于是他凉了，不过他也受到了明代言官般的民间明星待遇。于是宫廷内外矛盾逐渐激化。双方的矛盾在于慈禧辖制了光绪的权力，间接导致主和，并不代表慈禧最初一定是主和派，清流反对的是最高权力，借主和主战将之表面化。慈禧和光绪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那么激烈。

第五章 和议之成与主战派之挣扎

1.议和时期：

对于割让辽东、台湾之条款，中枢乃至太后坚持不让。但日方强硬，且条款缩减，主和派占上风。阳历4月17日李鸿章签字，4月21日送约到京。

2.和约之批准与互换：

反约运动声势浩大，包括地方督抚、乡绅、考生。其主张概括为：南北形势大变；失去人心；外国将效仿；失败在于用人与赏罚不严；赔款过大；日本国力贫弱。和约可以签，但中枢为了快速签约结束战事，和约过于屈辱，反对浪潮认为不能签。于是中枢面临反对大浪潮。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对三国让步，对中国决不让步，不可废约。此时慈禧退居宫中，光绪主持大局，在毁约一战和签约之间摇摆。对内，刘坤一、王文韶在津与将领会商，上中枢表明并无充足作战把握。对外，三国干涉态度并不是强烈维护大清。光绪希望拖延换约时间，来争取三国对“还辽保台”的支持。不过，有趣的是，5月初几日，沿海大风海啸摧毁了海军防御工事及装备，于是光绪在5月2日批准了条约hhh。在三国的催促下清廷于5月8日在烟台与日本换约。5月27日清廷降谕正式公告。

3.和后余波：

主战派最后的挣扎（代表：张之洞、唐景崧、翁同龢），意为和其他国家交换条件保住台湾。联英不成又访法，但在法交涉之龚照玙、王之春各为主和派、主战派，此又有矛盾。德俄政府措辞十分严厉。在张之洞、唐景崧的促使下，台湾决定自行抗争，中枢对此无可奈何。主战派的怒气撒到了李鸿章身上，强烈要求李经方自行去台湾办理割地事宜，好遭唾骂；并且主战派私下联络台湾鼓励独立（台湾民主国！最初的台独之来源？）张之洞希望此时可以借俄国的压力、以及岛内反对日军的“人民战争”来缓解台湾形势。但是形势扭转，唐景崧离台，张之洞不支持刘永福，台湾被彻底放弃，10月29日刘永福离台，台湾反日斗争失败。甲午战事全部结束。

第六章 战后政局新形势

1.北洋局面：

北洋海军几乎覆灭，淮军声誉扫地，李鸿章声名狼藉，舆论要求其隐退或者降罪。李鸿章自此一役而离开政治军事中心，而主办外交。北洋陆军整编，原有淮军主力削减，湘军加入。后北洋调整改编为袁世凯新军。而北洋新总督王文韶同情李鸿章一系，为清流讥讽，后来戊戌政变，荣禄接任北洋总督。

2.中枢政况：

孙毓汶、徐用仪主和派逐渐退出军机，清流基本成为朝堂主流。此时维新风气开始发端。但当时恭亲王年老多病，翁同龢缺乏眼光和才能。甲午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连英国公使都十分痛心。而在后宫，光绪和慈禧的矛盾也在加深，慈禧让珍、谨二妃复位，而罢斥汪鸣銮、文廷式等。翁同龢尤其是恭亲王主要起居中调停的角色。恭亲王威望足够高，戊戌年他死后朝局便为慈禧掌握，戊戌变法很容易遭到了失败。

3.新兴势力之崛起：

旧的北洋势力逐渐退出，新兴势力崛起——康有为维新派、袁世凯新北洋派、孙中山革命派。康有为是涉猎西学较深的士大夫，康的新思想传播，引起了清流士大夫的分歧，由于主张和言论过激而遭到弹压。袁世凯在各派之间游走周旋，获得练兵机会。

结论

“综结言之，甲午以前三十年间，左右大局之政治势力，主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四大集团.其中津沔章所领导之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其中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与代表传统作风之清流势力相凿柚，甲午一战，日军打击之于外，清流打击之于内，乃使此一支势力大为沦落，政治地位丧失殆尽矣。

”甲午以后，淮军式微，清流亦因康梁维新运动之起，而大为分化，于是政局形势全失平衝。而戊戌、庚子诸变相继皆起。是时，稍能对大局有发育权，并成为安定势力者，惟刘坤一領导之湘军而已。戊戌废立之谋，终能打消，颇赖彼之持正，庚子东南互保，又以彼为领袖，盖非偶然也。

“迨至辛丑以降，袁世凯羽毛丰盛，各省新军以次皆起，湘军亦新归淘汰，而革命势力起于海外，又实借新军而发扬滋长,于是南北之形势成,而辛亥革命之基础定矣。

”故曰，甲午一战，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亦实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也。“

附上一些交流会上的讨论与评价

石泉先生：李鸿章和洋务派的同情，来源于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以及他本人的扎实的研究。李鸿章的洋务主张更加切合实际，不过南宋以来的士大夫养成了对外强硬的气节。

李鸿章：甲午一役使得李鸿章声望一落千丈，庚子之役李鸿章挽救大局，李鸿章声望回归。三十年代蒋廷黻和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逐渐抬高。抗日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李鸿章评价因为革命史观标准，因此十分贬低他作为晚清腐朽政府代表的卖国行径。改革开放以来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得我们重新界定对李鸿章，对其有了更为中肯的评价。

清流和浊流：在晚清时期已经存在这种说法。清流像是势力，清议像是看法。清流需要高的科举功名、关心国事而且喜欢发表意见（直言不讳）、实际办事能力差一些、作风相对严谨廉洁（当然陋规照收）。清流和守旧、趋新、洋务等等并不完全对立的派别。随着时间推移，清流越来越支持洋务。但是由于科举出身，清流更加偏向中学。血缘、地缘、学缘等关系结合成了清流。浊流：不一定有科举功名、办事能力强——这逐渐和洋务结合在一起——变革、对西学的坚守较少。淮系和前期清流关系较密，后期疏远。湘系恰恰相反。当然，清流和浊流并不能代表全体官员的情况，更多的普通官员处于清流浊流之间。

主战派：光绪想打了这一仗来立威。但是他们高估了北洋、更低估了日本。而且不像前几次对外战争，甲午战争使得北方首都形势危急。局势和此前不同了。

帝后两党：光绪亲政之后所产生。慈禧将光绪当作亲生儿子抚养，两人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两人分歧主要在于政见不同，光绪学识强于慈禧、经验弱于慈禧，两人之间有权力和政见的差别。慈禧和光绪之间存在着一种无言的默契。但在两人之外的局势就不同，所谓帝党和后党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冲突激烈。因此两人和两党是两个层面的关系。甲午之前局势相对缓和。

中法战争对于朝局的意义：中法战争损失也不小（福建水师打光了），但是已经是表现比较好的战役了。当然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军的动员能力、英德的牵制、湘淮系老将老兵能力强等等。当然朝廷受到了天大的鼓舞。

韩老师：“因此实事求是非常重要，吹牛逼特别害人，千万不能吹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