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影响全球史：现代医学能否战胜瘟疫？
本文节选自《瘟疫与人》读后感系列，完整版可在我的公众号「斜阳浪游记」里看
这次疫情来势汹汹，让国内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深重冲击。其实在历史上，这些瘟疫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卫生和医疗条件远不如今天的古代，一场瘟疫甚至对王朝的兴衰，文明的进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读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朋友一定对一小撮西班牙人搞定整个印加帝国印象深刻。在这场战争中，从欧洲带过来的天花病毒就起了不小的作用。
许多历史研究者习惯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从文化、制度、经济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古今状况的变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小的寄生虫或细菌、病毒竟也对人类宏观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上世纪末写下了《瘟疫与人》这样一本开创性的专著，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将疫病纳入到历史诠释的范畴。书中有很多极富想象力的猜想和推论，当然部分还有待更完备的证明，但毫无疑问，麦克尼尔所讲述的内容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和今天遭遇疫情的我们，都是极有启发的。
我们知道引发传染病的寄生虫或微生物，都是以一种寄生的状态存活于宿主体内。最为成功的病原体，既能逃过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也不会让宿主快速死亡，这样才能达到稳态，让自己安然长存。麦克尼尔将其称为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顺着这个逻辑，他提出了一个牛逼的洞见，就是在微寄生物的生存机制中找到了与人类社会的共性，从而创造出了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这个概念。说白了，这巨寄生物就是人类自己，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群体而言的。例如征服者从被征服者那里攫取钱财粮食，统治阶级从广大农民群体中收税，这两者就都是巨寄生物，在这样的「寄生」关系中寻找平衡的稳态，既要让自己得利，但又不能压榨弱者太狠，以防引起大规模死亡或反抗。这种寄生方式贯穿着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调节着人口的平衡，也成为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因素。
进入近代，人类的科技发展确实在抑制传染病上立了大功。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新作物的传播和疫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引发了一波人口大增长，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而欧洲则要等到 19 世纪晚期。
首先是农业耕种方式的变化。耕地的扩展，侵蚀了穴居啮齿动物的栖息地，从而降低了鼠疫的传播。北欧牲畜的大量养殖，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蛋白质，还无意中打断了疟疾在当地的传播（疟蚊喜爱牲畜的血，但疟原虫并不把牲畜视为合适的宿主）。还有英国的「圈地运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牲畜实施的隔离，降低了牲畜间疫病的传染。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其对传染病的抑制也就此成为近代城市化的推动力之一。
其次，疫苗的出现，让许多传染病杀伤力大为减轻。18 世纪末，爱德华·詹纳发明的针对天花的牛痘接种，迅速传遍了全球。尤其是拿破仑在 1805 年命令军队接受这种接种术，使得疫苗不再由宫廷贵族独享，欧洲大陆的天花死亡率急剧下降。说到这里，军队的卫生管理在 18 世纪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现代医护部队的建立，干净水源的供应和一些传染病的隔离措施。毕竟当时的军队战斗力往往决定着统治者的命运。往后一直到 20 世纪，为新兵接种疫苗，士兵通过灭虱站消毒，使用抗生素等新药物，逐渐成为军队的惯例。在 19 世纪，病亡士兵多于战死士兵的情况还经常出现，到了 20 世纪就很少了。许多防疫方法也是先在军队中使用，有效之后再延伸扩展到整个社会。
最后，则是人们对致病原因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许多医生认为疫病是由死尸或腐烂物上的瘴气带来的，对许多传染病的传播链条也并不清楚，这都导致疫病防治一直没有太好的效果。直到 19 世纪，巴斯德、科赫等人才通过显微镜和实验确证了传染病的病原菌，尤其是霍乱弧菌。当时霍乱正在欧洲不少地区肆虐，这一结果让人们意识到了霍乱与肮脏环境的关系，更加注重城市卫生，尤其是水源。为此，许多欧洲的城市都进行了城市供水的净化和下水道的改造。
最终这些因素导致了欧洲人口的急速增长，到了 20 世纪，城市人口也终于不再依赖农村移民而能维持自我增长。城市对外来人口需求的减弱，削弱了社会流动性，这导致了传统城乡关系的转型，贫富差距也成了 20 世纪后愈演愈烈的问题。疫病平衡的改变对人类的思想文化也一直有巨大影响，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基督教兴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近代这一波对疫病的控制也与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相辅相成。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在全球发挥了日渐重要的作用，许多往日可怕的传染病都逐渐衰退。但同时，随着人类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一些新的流行病又变得强势起来，比如流感。1918 年的大流感席卷全球，感染了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 5 亿人，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当时许多名人因此丧生，尤为可怕。流感病毒变异快，并没有特效药，疫苗也往往只能管一时。直到今天，每年仍然有数十万人死于流感。
只要人口在增长，流动性在加强，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在加剧，那潜在的全球性传染病就是未引爆的火药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今天的我们看似拥有发达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也确实消灭了不少传染病，但人类与微寄生物的关系、人类在地球生态中的位置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
在人与瘟疫的斗争中，医学与科技绝不是万能的，一切仍要依赖平衡。无论是微寄生物系统还是巨寄生物系统，一旦脱离平衡就要陷入动荡。在书的最后一章中，麦克尼尔做出了我们将面临一系列激烈变化和突发震荡的预言，并且指出「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今年的 COVID-19 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社会转向，正应验了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