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描”文本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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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冲击，历史学也不例外。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政治史、经济史受到厌弃，导致史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将目光放在了过去忽视的问题上，比如文化、社会生活等和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其中，20世纪70、80年代新文化史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代表着历史学发展的新的主流。而新文化史学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而在诸多有关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 。本文试图对格尔茨的著作中“深描”文本的解读，来考察这种由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产生的文本如何会成为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对象的。
格尔茨的著作之所以称为“文化的解释”，目的就是在解读文化的时候使用一种新的解读方法，那就是解释（interpretation）。对于何为文化的问题，和许多核心概念一样，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定论。格尔茨的著作里面，所谓的文化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semiotic）。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46－1920）曾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格尔茨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由此，对于文化的分析不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他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 。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人类文化的发展乃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便是人类学将目光放在文化上的原因。而对于文化的解释，格尔茨认为，就是人类学研究文化的重要途径。
那么，什么是格尔茨所谓的解释呢？解释，亦被译为阐释，词源来自拉丁语interprese，意为两者间的掮客或谈判调停者。解释的这种认识方式最早是用于不熟悉其背景的、年代久远湮灭的文献，或者是异己的外来文化的材料。近代的解释学研究，还加入了符号学和语义、认知诸学的成分。解释学最早是被用于圣经文本的解读中，试图用历史和逻辑作为依据，来解决宗教和哲学文本中的晦涩难懂的含义。至近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以后，这种解读的方法就渗透到了神学、文学批评、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范畴。其中18世纪末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43）开创了圣经阐释批评学，这是现代阐释学真正兴起的标志。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对于阐释强调一种心理感知性的理解（psychological feeling/understanding），这种理解允许阐释者从跨文化、跨历史乃是超验的本质方面去阐释叙述的本质。他提出：不同文本、不同文化中阻隔作者和读者间的历史距离（亦可以是文化的距离）只能通过批判性的阐释和再置来加以克服 。在他的理论的启迪下，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和20世纪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阐释学理论推向文化和社会学的研究上。尽管不同时期都借用了阐释的方法，但是对于阐释的本质仍然有些不同 。而格尔茨对于阐释学的发展，便是在于使高层次的普同化和人类学的细节的往还中借助社会学话语对复杂的纠结在一起的符号进行理解。这种对于符号的理解无法达到重塑别人的目的，只是借助别人在解释的时候使用的符号和概念去完成自身对于他者的理解。也就是说，阐释者的身份是一个中介者，阐释者的理解就是自己构筑的别人对其自身和其同侪对自己的认识。格尔茨利用解释的目的，是使得文化成为一种可以被理解的表述。
格尔茨利用解释文化的方法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阐释人类学”，具体的操作就是“深描”的方法。最早使用深描一词的是人类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他借由那个著名的例子——对两个男孩挤眼睛和眨眼睛的描写的比较——来阐述何为深描：描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特殊的视角和细致的分析，展示当事人的语言、行为、信仰等等，甚至是他们的“自我”的概念，由此对当事人的文化进行分析，深描的文本要使其描述的动作和行为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并且，这种描写是在文本（context）的影响下的，有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可以以小见大，管中窥豹。深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超越emic/etic的内部观念和外部观念的界限，尽管描述者本身存在一个立场，而深描要做的就是让他者使用本体的符号，对于已经有的解释进行再解释的过程。社会科学要做的就是将难以理解的解释加以解释，使得新的解释更加容易理解，这就是阐释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阐释人类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对于人类学家而言陌生或者熟悉的文化，借由中介者的角色使得阅读者了解到这种文化。
通过深描产生的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文本会为什么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这可以从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的一段描述中找到答案，他说道，“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 史学的人类学化的本质是让史学回归到历史上去，这就是文化史所要做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关注的是精英的历史，导致了下层的失语、女性的失语、弱势文化的失语。政治经济史可以提供的一个时期的面貌并不能代表整个时期，而通过深描产生的新的文本，可以提供更加细致、全面的信息，并且这些鞭辟入里的信息，可以形而上的透析，亦可以形而下的认知。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 由阐释人类学发展而来的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在反叛了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以后，还使得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这就是历史学关注阐释文本的原因。
正因为阐释的文本具有如上所述的特点，于是学者开始借由对文化的阐释来理解历史。而阐释本身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面临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塑造以及对自我认识的矫正。全球化使得人类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明显增加，在遭遇他者的过程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开始建构自身的形象。西方建构的东方或许更多地为人所知，东方人建构的西方可能只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无论建构最后通过怎样的方式呈现，这种建构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对于他者建构，东西方各种文化无论大小，都对于自身有了认识。而那些原本已经源远流长的文明在遭遇全球化的时候开始了对自我认同的矫正，在新的力量出现的时候，原本的权威要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如何使得自己保有权威成为了这些文化面临的问题，由此他们开始了对自我认同的矫正——比如满清从一个绝对的专制王朝渐渐转型为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度”。而建构和矫正最早都是在各个文化内部进行的，最早只是由本体出发的一种对他人的认识，而后转变成为更加广泛的对于既有的一切认知的反思，诸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涌现。阐释人类学亦是在这一思潮澎湃的时候出现的。在其产生之后，用深描的方式对于地方性的研究，对于一些文化个案的考察，从根本而言，都是对全球化的进一步解答。这是因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世界的多元化。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中，各个文化都要面临自我认同进一步塑造的问题，尽管这对于多元文化本身来说是一个悖论，但深描作为一种解读的视角，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必然会带来新的惊喜。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 。其目的则是借由对细节的认知和考察，最终实现对大世界的认知。在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 。
但是深描的文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阐释的解读方式也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阐释者必须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深描，因为其既不在emic的立场，也不在etic的立场，其立场中立是阐释的前提。但是这种前提是很难实践的。尽管就此问题，人类学已经作出了很多的探索，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阐释中涉及到的诸多符号，如小男孩的眨眼、挤眼，一旦对于符号的解读发生错位，那么对于整个阐释体系来说有致命的破坏。解释过多依赖符号，尽管可以使得解释深刻，但是也容易使得解释的过程变成空中楼阁，没有足够的支持。
第三，阐释本身是对于解释的再解释，可以说是对既有阐释的放大，甚至可能会对原意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改变。并且，阐释所使用的文本在所有读者的眼中会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含义，就像100个人看《神雕侠侣》心中会有100个小龙女的形象一样。解释之后的解读带有更多的个人化的色彩，于是，通过阅读文本而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这或许也是阐释的文本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这种过于庞大的阐释，是不是会把一个已知的苦难变成更大的困难？会不会使得研究本身走向碎片化？这些都是阐释的文本面临的问题。
诚如彼得•伯克所言，“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帮助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并进而去理解过去的‘他性’(other- less)。……首先，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看到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存在问题的，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因而要摆脱所谓‘身在庐山的盲目’(home blindness)；其次，它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疏离的问题，通过将之放到一个可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对于社会史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小规模社会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模式”。
新文化史的潮流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从史学角度的价值来说，深描的文本、禅师人类学的理念给新文化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然而其本身的悖论，也带入了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如何趋利弊害，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二版
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一版
4、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载《河北学刊》，2004年11月，第24卷第6期
5、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
2005年12月
而在诸多有关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 。本文试图对格尔茨的著作中“深描”文本的解读，来考察这种由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产生的文本如何会成为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对象的。
格尔茨的著作之所以称为“文化的解释”，目的就是在解读文化的时候使用一种新的解读方法，那就是解释（interpretation）。对于何为文化的问题，和许多核心概念一样，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定论。格尔茨的著作里面，所谓的文化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semiotic）。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46－1920）曾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格尔茨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由此，对于文化的分析不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他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 。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人类文化的发展乃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便是人类学将目光放在文化上的原因。而对于文化的解释，格尔茨认为，就是人类学研究文化的重要途径。
那么，什么是格尔茨所谓的解释呢？解释，亦被译为阐释，词源来自拉丁语interprese，意为两者间的掮客或谈判调停者。解释的这种认识方式最早是用于不熟悉其背景的、年代久远湮灭的文献，或者是异己的外来文化的材料。近代的解释学研究，还加入了符号学和语义、认知诸学的成分。解释学最早是被用于圣经文本的解读中，试图用历史和逻辑作为依据，来解决宗教和哲学文本中的晦涩难懂的含义。至近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以后，这种解读的方法就渗透到了神学、文学批评、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范畴。其中18世纪末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43）开创了圣经阐释批评学，这是现代阐释学真正兴起的标志。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对于阐释强调一种心理感知性的理解（psychological feeling/understanding），这种理解允许阐释者从跨文化、跨历史乃是超验的本质方面去阐释叙述的本质。他提出：不同文本、不同文化中阻隔作者和读者间的历史距离（亦可以是文化的距离）只能通过批判性的阐释和再置来加以克服 。在他的理论的启迪下，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和20世纪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阐释学理论推向文化和社会学的研究上。尽管不同时期都借用了阐释的方法，但是对于阐释的本质仍然有些不同 。而格尔茨对于阐释学的发展，便是在于使高层次的普同化和人类学的细节的往还中借助社会学话语对复杂的纠结在一起的符号进行理解。这种对于符号的理解无法达到重塑别人的目的，只是借助别人在解释的时候使用的符号和概念去完成自身对于他者的理解。也就是说，阐释者的身份是一个中介者，阐释者的理解就是自己构筑的别人对其自身和其同侪对自己的认识。格尔茨利用解释的目的，是使得文化成为一种可以被理解的表述。
格尔茨利用解释文化的方法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阐释人类学”，具体的操作就是“深描”的方法。最早使用深描一词的是人类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他借由那个著名的例子——对两个男孩挤眼睛和眨眼睛的描写的比较——来阐述何为深描：描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特殊的视角和细致的分析，展示当事人的语言、行为、信仰等等，甚至是他们的“自我”的概念，由此对当事人的文化进行分析，深描的文本要使其描述的动作和行为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并且，这种描写是在文本（context）的影响下的，有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可以以小见大，管中窥豹。深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超越emic/etic的内部观念和外部观念的界限，尽管描述者本身存在一个立场，而深描要做的就是让他者使用本体的符号，对于已经有的解释进行再解释的过程。社会科学要做的就是将难以理解的解释加以解释，使得新的解释更加容易理解，这就是阐释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阐释人类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对于人类学家而言陌生或者熟悉的文化，借由中介者的角色使得阅读者了解到这种文化。
通过深描产生的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文本会为什么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这可以从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的一段描述中找到答案，他说道，“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 史学的人类学化的本质是让史学回归到历史上去，这就是文化史所要做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关注的是精英的历史，导致了下层的失语、女性的失语、弱势文化的失语。政治经济史可以提供的一个时期的面貌并不能代表整个时期，而通过深描产生的新的文本，可以提供更加细致、全面的信息，并且这些鞭辟入里的信息，可以形而上的透析，亦可以形而下的认知。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 由阐释人类学发展而来的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在反叛了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以后，还使得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这就是历史学关注阐释文本的原因。
正因为阐释的文本具有如上所述的特点，于是学者开始借由对文化的阐释来理解历史。而阐释本身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面临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塑造以及对自我认识的矫正。全球化使得人类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明显增加，在遭遇他者的过程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开始建构自身的形象。西方建构的东方或许更多地为人所知，东方人建构的西方可能只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无论建构最后通过怎样的方式呈现，这种建构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对于他者建构，东西方各种文化无论大小，都对于自身有了认识。而那些原本已经源远流长的文明在遭遇全球化的时候开始了对自我认同的矫正，在新的力量出现的时候，原本的权威要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如何使得自己保有权威成为了这些文化面临的问题，由此他们开始了对自我认同的矫正——比如满清从一个绝对的专制王朝渐渐转型为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度”。而建构和矫正最早都是在各个文化内部进行的，最早只是由本体出发的一种对他人的认识，而后转变成为更加广泛的对于既有的一切认知的反思，诸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涌现。阐释人类学亦是在这一思潮澎湃的时候出现的。在其产生之后，用深描的方式对于地方性的研究，对于一些文化个案的考察，从根本而言，都是对全球化的进一步解答。这是因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世界的多元化。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中，各个文化都要面临自我认同进一步塑造的问题，尽管这对于多元文化本身来说是一个悖论，但深描作为一种解读的视角，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必然会带来新的惊喜。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 。其目的则是借由对细节的认知和考察，最终实现对大世界的认知。在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 。
但是深描的文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阐释的解读方式也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阐释者必须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进行深描，因为其既不在emic的立场，也不在etic的立场，其立场中立是阐释的前提。但是这种前提是很难实践的。尽管就此问题，人类学已经作出了很多的探索，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阐释中涉及到的诸多符号，如小男孩的眨眼、挤眼，一旦对于符号的解读发生错位，那么对于整个阐释体系来说有致命的破坏。解释过多依赖符号，尽管可以使得解释深刻，但是也容易使得解释的过程变成空中楼阁，没有足够的支持。
第三，阐释本身是对于解释的再解释，可以说是对既有阐释的放大，甚至可能会对原意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改变。并且，阐释所使用的文本在所有读者的眼中会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含义，就像100个人看《神雕侠侣》心中会有100个小龙女的形象一样。解释之后的解读带有更多的个人化的色彩，于是，通过阅读文本而得到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这或许也是阐释的文本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这种过于庞大的阐释，是不是会把一个已知的苦难变成更大的困难？会不会使得研究本身走向碎片化？这些都是阐释的文本面临的问题。
诚如彼得•伯克所言，“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帮助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并进而去理解过去的‘他性’(other- less)。……首先，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看到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存在问题的，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因而要摆脱所谓‘身在庐山的盲目’(home blindness)；其次，它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疏离的问题，通过将之放到一个可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对于社会史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小规模社会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模式”。
新文化史的潮流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从史学角度的价值来说，深描的文本、禅师人类学的理念给新文化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然而其本身的悖论，也带入了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如何趋利弊害，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二版
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一版
4、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载《河北学刊》，2004年11月，第24卷第6期
5、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
200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