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该如何变得宜居？这位小哥提出的微改造，厉害了！
李昊，中国城市规划院规划师，今年35岁，从事城市规划近10年，最近出了一本书《城归何处》。一座城市怎样设计才是“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敌”？改进哪些细节，就能让城市变得宜居？
我们在城市规划中曾经走过弯路，大而无当的广场，比广场还宽的马路，几十万人蜗居的睡城……2019年底，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60%，接下来我们要更多地考虑普通人的需求和生活体验。今年5月，一条去北京专访了李昊，跟着他漫游北京，“城市空间是不是成功，不是说在图纸上看起来酷炫，最重要的是有人去使用它，有人气。”自述 李昊 编辑 倪蒹葭
2012年底开始，我在北京定居，对北京感情比较复杂。从宜居性的角度，我自己更喜欢南方沿海的中小规模的城市。我感觉北京就像一个大集市，类似新疆的大巴扎，汇聚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奇怪的人，这可能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我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比如回龙观、学院路、长安街附近。现在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会经过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要两次穿过汽车飞驰而过的机动车道，非常危险。有时候想在旁边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地图上看只是一个对角线，但摸不着该从什么地方走，穿越这个迷宫太难了。对于行人非常不方便。
这其实是我们的城市规划走过一个弯路的体现，90年代是为汽车来建造城市，修了非常多立交桥、快速路，方便汽车的通行，以及城市向四周摊大饼式的蔓延。我的小学课本上还有篇课文《北京立交桥》，讲了北京不同特色的立交桥，都是很赞美的评价，觉得非常宏伟，我家乡河南郑州当时也是修了四桥一路，小学生写作文经常会提到它，是城市特别值得骄傲的名片。直到最近的十年，我们开始向人本尺度的城市转型，包括欧美也都在进行这样的转型，越来越考虑到城市不应该是那种宏大尺度，而应该是一种人的尺度，方便市民步行和骑车，市民漫步在城市中应该是非常惬意的。这次一条来北京采访我，我就想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城市里一些比较好的、以人为尺度的设计，以及曾经走弯路留下的痕迹。
一条自行车道带来的幸福感我在清华规划院上班的时候，在回龙观居住过一年半，它是北京五环外的一个新城，因为房价房租便宜，吸引非常多的年轻人，上下班时候，地铁站乌泱泱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睡城，就是回来睡个觉，它只提供了居住空间，没有就业空间，年轻人每天挤地铁去城里上班，挤好几次不一定能挤上，回龙观出去的路口也少，打车经常路上堵一两个小时。当时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把父母从老家接来，一起住在回龙观，父亲突发心脏病，回龙观医院也少，他们在送医院的路上被堵住，父亲没来得及到医院就去世了。新城的生活服务设施非常不完善，满大街都是一些馄饨店大排档，没有任何夜生活，没听说过有酒吧咖啡馆剧院，夜晚特别寂静，我晚上下班之后，直接在马路上跑步，不会有汽车。无数小镇青年来京漂，发现自己是从一个县城来到另一个县城。后来因为房租涨了，我自己也买了房子，2014年离开回龙观。这种新城，是为汽车建造城市、摊大饼蔓延的结果，和美国历史上的弯路相似，美国的一些郊区，到了晚上或者人们都去市里上班的时候，整个地方像鬼城一样，完全没有人气。
2016年，我和同事对北京的很多问题做了数据分析，发现回龙观很多人是在西边的上地工作，上地被称为“码农的宇宙中心”，是互联网公司的基地，上地的交通也特别拥堵，因为它南北向的交通发达，东西向交通特别不完善，我们就建议强化上地到回龙观地区的交通，并鼓励把自行车出行和地铁换乘连接起来。2018年，在北京市规划院和北京市市政院的规划设计下，一条从回龙观到上地的自行车专用道开始建设，2019年建成之后，码农的出行方便多了，半小时就能骑过去上班，最好的是你能控制自己的时间，没有堵车，还锻炼了身体，绿色低碳。这是全国首条在城市中建立的快速自行车道。它像高架桥一样，在上面骑车，能感受到城市不同的风光，一开始的设想只是用来上下班通勤，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会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骑自行车。
前几天我去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那也是一个新城，但漫步在里面，有种漫步在花园城市的感觉，有居住区，也有就业区、商务中心，有宜人的景观绿化，还提供了很多生活服务，这样的空间会成为未来新城的一个样板。
不是人让车，而是车让人：把道路中央还给市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改造案例，是2001年建成的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这个案例是将近20年前了，现在看来仍是大手笔。公园位于古城的皇城东侧城墙遗址上，自北向南从平安大街到长安街，延伸了几公里。这种设计在国内城市非常少见，等于说把整个公园放在了路中央，两侧是自行车道，再往外侧是机动车道。这种道路设计其实是最大程度上把路让给了行人，而不是汽车。是为人而不是为车来做的城市建设。
这种案例我以前在欧洲很多城市见过，比如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街，被称为欧洲最美街道，它也是把道路的中央还给市民，宽阔的步行道位于路中间，种植了悬铃木，两侧是单向机动车道，占的空间较少。实际上也代表了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
公园设计的景观也很不错，富有变化的景观序列，还穿插了很多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很多居民在这里下棋遛狗，老城的生活氛围浓厚。这个带状公园，在地理上为市民保留了皇城根的记忆。曾经的皇城城墙虽然没了，但是这种城市边界却以带状公园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据最新的城市规划，这里还要重新展现出曾经的古运河的水景。我猜想可能会像韩国首尔的清溪川那样，把地下的河流重新挖出来展现一段，营造一个和市民互动的滨水空间，值得畅想。
大拆大建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接下来要做“微改造”过去20年，我们城市规划的重点放在回龙观这样的新城，不断往外扩张。但是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新城新区不会再扩张那么多，城市规划的重点越来越放到老城区的微改造。比如北京的崇雍大街，这条路其实元代开始就是商业街，是北京古城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轴线，南起崇文门，北至雍和宫桥，连接天坛和地坛。这条街的改造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从2018年开始规划设计，我们没有沿袭以前改造古街的办法，大拆大建。原本每个门店是五颜六色乱糟糟的样子，现在进行一些修缮，拆掉栏杆，让整体的风格保持统一，步行环境也改善了很多。
传统的胡同没有公园、广场这类公共空间，所以这条街上的几个节点，利用不大的空间建了几个街心公园，其中一个就是在雍和宫旁边，种上了竹子，人们平时可以在长凳上坐着，视线对着雍和宫正殿山墙。
在方家胡同口，我们也利用不大的道路，种植玉兰、萱草，增设了小节点空间。哪怕是坐在这么小的街角广场，居民也可以坐在花草旁，展开交流。
北京杨梅竹斜街整治提升，是由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和场域建筑共同设计，它和2005年全面翻修的南锣鼓巷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南锣鼓巷是一条完全商业的街区，看不到居民的生活，而且和全国其他旅游城市的景区差别不大。杨梅竹斜街，并不是整条街都改造成服务游客的商店，而是保留了很多历史文化遗迹，比如沈从文住过的酉西会馆，清末民初高级娱乐场所青云阁，民国时期的书局等等。新植入的主要是文化创意的小店，而且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达成一种平衡，过程中，没有搞大拆大建。它现在是一条有市井生活气息的老街，更能代表未来旧城改造的趋势。
“理想城市”在变化我们过去是把城市作为工厂来建设的，相当长时期，我们称城市为“生产的机器”，只考虑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多少的GDP，不太考虑城市为市民带来怎样的生活体验。从石景山首钢附近的桥路过，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景象，山顶上的古塔等历史文化遗迹、园区的烟囱等老工业建筑遗产、冬奥会建设的体育设施同时出现在眼前，是不同历史的拼贴。曾经的首都钢铁厂搬迁后，这里在建设冬奥广场和公园，反映了现在理想的城市不是工厂，是生活的家园。
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北京建了三栋社会主义大楼，也叫共产主义大楼，当时大楼里面，每户家庭只有卧室，厕所厨房浴室都是公用的，幼儿园、公共澡堂、供销社都在一幢楼里，所有设施都是集体公用。它代表了一代人对理想城市的憧憬。现在，只剩唯一一幢安化楼还在使用。
北京的样貌，和城市在历史上发展的特点有关，特别是当年苏联专家的影响。对比上海来说，上海的城市骨架是租界区，特别是原法租界。原法租界地区延续了欧洲城市的传统特点，小街区、密路网，在慢行交通上有非常好的体验，适合骑自行车。北京则是路网稀疏，马路特别宽，有时候要冲刺着去过一条马路。上海在城市建设上，有比较好的底子。
我们应该是平衡大家利益的角色其实我大学本科学的是经济学，因为喜欢城市规划，硕士学了区域经济。后来决定做城市规划师，还去加拿大学习了城市规划。经济学强调理性，用数学模型来描绘整个社会。但是城市规划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不是追求一个最优解，而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是多方利益的平衡，所以我一开始的思维转变有些痛苦。城市规划应该是集中了最多理想主义者的行业，很多人抱有改造世界的理想辛苦工作，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设计经常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就像在崇雍大街上做那么小的街心公园，就要和商铺、居委会、街道各方面反复沟通。我们信息中心的同事做了小程序，让居民可以在上面评议，家门口哪些地方设施不完善，哪些地方脏乱差，然后做一些工作坊，收集意见。有时候当地老人对于胡同改造说出来的看法，比我们从学术角度提的意见更好。
皇城根遗址公园一角在西方，城市规划师是协调性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做设计，是去开不同的听证会，和不同人、不同利益团体交流。在中国，规划师更多的是做设计，但现在也越来越多需要做这样的平衡工作，近几年也开始成为一种流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