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政治危机

　　本书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原著小说，这部剧是国产剧中罕见的神作，是我最喜欢的国产剧，没有之一，怎么爆吹都不过分。小说利用明代中期真实的历史背景虚构了一个名为“改稻为桑”的国策，并以它的推行为线索，叙述了从上到嘉靖皇帝、裕王，以及严嵩徐阶等大臣，下到地方官员及普通百姓以及商人等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虽然最后把持朝政近二十年的严党终于倒台，徐阶等清流派全面执掌朝廷，但依然不能改变大明朝国事日非、百姓困苦的艰难局面。最后，海瑞冒死给嘉靖上了一封后来名垂青史的《治安疏》，矛头直指嘉靖本人，批判嘉靖在位期间实行的种种恶政，明确指出因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才造成了大明朝当前的困境，嘉靖虽然特别愤怒，但后来也有所悔悟，最终没有处决海瑞，而是留下海瑞给裕王登基后要改制时任用。 　　整个故事里面，无论严党还是清流，无论是严党的改稻为桑还是后来清流派推行的生产松江棉布的政策，毫无疑问，都只能先让嘉靖皇帝满意之后才能实行。无论严党如何嚣张，清流如何想清除积弊，都不得不先讨皇帝的欢心，去迎合皇帝的过分要求，才能办事。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名为清静修玄，实则大兴土木，修建各种道教宫观，并搜集天下宝物，供应浩繁，使得财政不堪重负，国库空虚。作为内阁大臣，无论严嵩严世藩，还是徐阶高拱张居正，没有一人敢出来劝阻，反而只有先满足嘉靖皇帝的个人需求，才能把余下财物用于国事。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把持朝政，就是因为他既满足皇帝的挥霍，又能照顾手下官员，同时兼顾国事，就算百姓困苦，只要不出现农民起义等严重事态，就能高枕无忧。嘉靖皇帝表面宅在玉熙宫的精舍里修道，实际一直牢牢掌控大权，特别是财权。整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因为严嵩一党为了弥补国库亏空，才提出改稻为桑，又因为实行的不顺利，才有了后来的毁堤淹田、通倭大案等情节的出现。 　　但既然是实行国策，那为何要祸害百姓呢？难道国策的目的就是祸害老百姓?非也，严嵩说的很明白，桑田比稻田收益更高，改稻为桑上利国家，下利百姓，也就是说国策对老百姓是有利的。无奈的是，即使改种桑田获利更多，老百姓也不愿意改，所以严世藩认为老百姓太刁钻，让先把那九个县给淹了，到时候你们种不成地，也没有粮食，看你们还要不要改。这种逻辑很常见，我这是为了你好，也为国家好，如果你非不听，那就只好强迫你。后来胡宗宪为了赈济受灾百姓，去应天找赵贞吉借粮，赵贞吉却不愿意借，因为无论严世藩还是徐阶，都不愿意让借粮给胡宗宪。这和上面推行国策是一种逻辑。严世藩是想尽快逼迫百姓实行改稻为桑，如果百姓有了粮食就更不愿意改种桑田了，所以所以不让借。而对于徐阶来说，浙江官场都是严党的人，胡宗宪也好，郑泌昌何茂才也好，都是严嵩父子的人，那就不如不借粮食给浙江赈灾，索性就让浙江乱下去，然后就有理由参奏严嵩一党，借此机会把严党彻底铲除。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浙江百姓暂时会受很多苦，但这是为了铲除奸党，为了匡扶朝政，为了以后能对百姓更好，所以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他们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能不能用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因为正义不仅包括结果的正义，也包括手段的正义，而且只有过程是正义的，才能确保最后的结果正义。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手段和目的可以分离吗?至少在当代哲学家陈嘉映看来，是不可以的。在《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陈嘉映阐述了伦理学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并写道:“实践活动的目的本身受到实践方式的调整，没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说”。以行医为例，医生主要的工作是治病救人，但是医生好不好，绝不仅仅是看他能不能治疗疾病，医患关系的紧张，也不只因为庸医误人，更是因为医患之间沟通不畅。除了治疗效果，医生还要考虑很多，比如治疗癌症，尽量保证患癌的器官不被切除，算不算是治疗效果的一部分？是该冒着致死的风险去做手术，还是采取“保守疗法”听任病人被病痛折磨一辈子?此外还得考虑病人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花光家里所有积蓄，把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折腾掉半条命，就为了除掉病根，这样值得吗？显而易见，单纯考虑疗效，强调目的的正当性而不择手段，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医生是要治病救人，但是让患者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患者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对待疾病，这也是医生的责任，行医并不能以医疗效果作为唯一的追求，更不能为了追求医疗效果而不择手段，手段本身就在塑造结果，如果手段不合理，即使医疗效果再好，也不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事实上，人类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不能只追求目的，目的总是跟意义相连的。所以不能用不正义的手段去实行正义。 　　行医如此，治国也是如此。陈嘉映还写道:“一套政治活动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政治传统，无论一开始所设立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它最后更多地要由其实践方式及其传统来定义。”由此，无论严党还是清流，无论他们的目的如何正当，只要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去实施，结果必然是不正当的、有害的。进一步说，中国的历代王朝，在成立之初，几乎都在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皇帝是为了结束战争，拯救斯民于水火，为万民做主，这才统一天下。但是之后呢？王朝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腐败，皇帝越来越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利，完全脱离了当初要为民做主的初心。这样，即便皇帝再怎么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再怎么委过于大臣，再怎么强调自己是万民之主，也无法让人信服，因为他剥削和镇压百姓的手段事实上已经重塑了这个政权的目标，这是赤裸裸的事实，即使他不愿意承认。 　　很明显，大明朝的“病根”在嘉靖皇帝身上，所以海瑞上书要求嘉靖放弃君主独裁，实行“君臣共治”。在那个时代，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孔子要求君主好好对待人民，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像君”，“臣才能像臣”，父慈子孝的关键也是在于“父慈”。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后来，秦汉设立丞相，由其率领百官与皇帝共同处理朝政，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宰相对皇权也有一定制约，就是在宋代，皇帝也是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是到了明代，朱元璋却废除了丞相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也使得“君臣共治”不再成为可能，真正实现了君主独裁。海瑞在《治安疏》里开篇说要“正君道，明臣职”，君道如何不正呢？他说的就是不应该君主独裁。但是他没有明说也不敢明说的一点是，真要实现君臣共治，至少得恢复丞相制度，但是因为朱元璋早就废除了丞相，并规定以后不许再设，有臣子提议再设的要处以极刑，所以他说来说去只能泛泛地说要君臣共治，只能苦口婆心地劝嘉靖以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为重，只能寄希望于嘉靖皇帝自己的“觉醒”，并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好在嘉靖后来似乎也明白了他的用心，所以没有处死海瑞。而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显然没有嘉靖这种操控朝廷的手段，因而君臣共治的条件已经具备，虽然丞相制度不能恢复，但若君主能给予大臣足够的信任，能够不以自己的私利来压制内阁，君臣共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实现。 　　综上，本书最终的主题是借海瑞之口来揭露君主专制之恶，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不过，无论孔子孟子也好，海瑞黄宗羲也罢，他们由于时代的局限只能提出“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是在这里，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地位还是不平等的，百姓只是根本，根本之上是皇帝、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员。而在现代社会里，只有民本思想无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实现，我们需要保护私有财产，保障言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并以民主的形式参政议政。 　　不正义的手段带不来正义的结果，实现不了正义的目的。我们永远不能期望独裁专制的政权会带来好的治理效果，能给人带来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