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及文本开外

一 姜涛老师以诗人肖开愚的一首诗《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入手，指出诗中第四节突变的一句诗给他带来的震动：“既而‘巴枯宁的手’一语，带来一种超现实的、乖戾的揭示力。”从而引出中国当代诗歌和现代诗歌的不同，他认为现代诗歌（以卞之琳、穆旦为代表）将历史不断抽象化、玄学化，诗歌的想象作为一种造型与抽象的能力赋予诗人超越性的思考，通过心智的成熟来对抗外部世界。而以《下雨》为代表的当代诗强调了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再延伸批判90年代诗歌的理论和写作实践体现出来的“在保持独立性前提下对历史审慎地开放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认为这种态度有可能发展成为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因为这种“历史的个人化”逃避了诗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和承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姜涛老师的诗学观是建立在呼唤诗歌的启蒙精神、批判力量的基础之上的。 姜涛老师认为肖开愚的诗里边虽然有风景，但是更重要的是风景背后的政治，“他的理想不仅是反集权的，也是反抽象的形式民主和普遍性，他的自由主义是被传统经验过滤过的，他似乎更看中某种地方性中生发出的政治可能”，这种政治与无政府主义有关。而无政府主义虽然在现代中国社会未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家的建构，构成了一种内在性的历史批判力量。我没有看过无政府主义相关的书籍，只在巴金的作品中粗略感受了一下，不好评价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但问题在于，是否只有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介入才是诗歌介入社会现实的唯一途径呢？ 二 后面的几篇文章通过对欧阳江河、骆一禾、海子、臧棣、西川的诗歌写作实践或诗歌批评实践的分析，认为他们的诗体现了90年代诗歌“历史的个人化”与“语言的欢乐”这两大主题。正是这两个主题为诗歌写作实践或诗歌批评实践提供了逃避对社会批判责任的承担。 不过，姜涛老师也指出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两种压力，即“一是针对诗歌写作的纯粹‘审美化’，提出伦理、历史的关怀；一是针对简单的、粗俗的历史判断，仍捍卫诗歌的自律和想象的自由。”换言之，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处理好政治介入和诗的审美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也是困难的，是对现当代诗人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甚至指出现当代诗歌自诞生之日开始，就必然要承担与读者、与历史、与庸俗生活方式的抗辩的历史使命。 姜涛老师强调诗歌的的启蒙精神、批判力量出发点显然是好的。在这样一个被工具理性和技术威权主义支配的时代，太多普通的人尤其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活在被机器和无形的机器控制的深渊，历史很大，个体很小，个体的声音很容易就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呼唤诗歌的批判精神可以让我们关注这些需要关切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事实上，打工诗人的创作实践诗直面社会现实的样本，以郑小琼为例，她对工人、妓女等民众的生存现状的描写无疑具有巨大的力量，如《中年妓女》一诗： 城中村低矮的瓦房 阴暗而潮湿的光线 肮脏而霉味的下水道 她们坐在门口 织毛衣 聊天 打量来去匆匆的男人 她们的眼影 胭脂掩饰不了她们的年龄 三十多岁或者更大 在混杂的城中村 她们谈论她们的皮肉生意与客人 三十块 二十块 偶尔会有一个客人 给五十块 她们谈论手中毛衣的 花纹与颜色 她们帮远在四川的父母织几件 或者将织好的寄往 遥远的儿子 她们动作麻利 有时她们会谈论邻近被抓的同行 罚款四千 她们说每个月交了三百块 给知情人士 虽然这些所谓的保护费 是她们十桩普通生意 她们认为 算被鬼压了十次 虽然这鬼 庞大而虚无 她们有些失落 我想象她们现在的生活 过去的生活 以及未来的生活 就像她们手中的毛衣下 潜藏着一颗母亲的心 妻子的心以及 女儿的心 她们在黑暗中的叹息以及 掩上门后无奈的呻吟 在背后她们是 一群母亲 在门口织着毛衣 这些 中年妓女的眼神有如国家的面孔 如此模糊 令人集体费解

无需华丽的词藻，无需更多的言语，便足以让人感到生活的绝望。 而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来说，也不失是一种对诗歌创作现状的反拨。当代诗坛，有两种倾向的诗歌写作，一是某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或沉迷于修辞与精英化的典故运用之中，或极度追求抽象的形而上的诗歌哲学化，诗歌确实需要语言的创新，诗歌和哲学是近邻，但是诗歌不等于哲学，这些诗歌脱离了真切的生活体验，流于语言的狂欢之中，而且具有根本不可解读的晦涩。另一个倾向是那些将脏话、粗俗的性描写语言带进诗歌之中的口语诗，打着解构崇高的名义，实则让诗歌的语言粗俗不堪，消解了诗歌的精神力量。正是这两种倾向让当代诗歌的创作与语言的生命力受到了致命的损伤。呼唤诗歌的批判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两种极端的倾向。 三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除了“诗言志”之外，诗歌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抒情的功能，我所指的抒情的功能是指抒发个人内心情感、以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特经验对抗宏大叙事的功能，强调诗歌的兴发作用，这些诗歌不一定可以产生深刻的批判作用，但同样可以抒发作者的情感，以个体的独特性丰富观念的合集，打动读者的心灵，让两颗灵魂在诗歌中互相体认和交流，这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再次，有些注重修辞和语言的张力的诗开拓了诗歌语言甚至民族语言的表现力，也不失为诗歌创作的一种风格。 其实，追求诗歌的批判性力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作为“官方”的作协以及作协旗下的纯文学刊物在推动当代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非常巨大，而某些限定也让诗歌的发表成为难上加难之举。同时，当代诗坛较之小说界来说圈子化现象特别严重，每个圈子有着森然的等级秩序以及严重排他的情绪，走出创作的舒适区和真正与其他的圈子进行对话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我也不是为某些人的固步自封和犬儒主义作辩解，只是在这么一个诗歌生存环境逼仄的空间里，很多诗人都过得不容易。 我还是相信，真正的诗人，必将以生命践行诗性的言说，不断地探索生命的奥秘，不断地在创作中追求精神的力量。 四 姜涛老师在最后还运用了拉康的理论、“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总结了现当代诗歌以及批评实践、诗歌史研究的流变，揭示了现当代诗歌的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和体制的建构过程，揭示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编著共同的一个特点，即强调连续性和整体性“对历史的重新讲述，也呼应80年代整体性的文化逻辑，回归五四也好、重写文学史也罢，目的都是通过历史的连续性，重建一个大写的历史主体。”而这种批评实践无疑是推动诗歌创作或营造理论环境的巨大推力，“这种思路应和了80年代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整体叙事，敞开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野，但作为一种期待，它也上升为新诗评价的尺度和内在的演进目的”。姜涛老师意即呼唤学院的诗歌批评实践和研究要关注诗歌的批判性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打破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困境。 姜老师是真正懂诗的学者，其诗歌文本解读非常有活力也极具洞见，他的这本《巴枯宁的手》在各种理论堆砌的新诗论述专著丛林中可谓独树一帜，以自身对诗歌的敏感性开拓解读的维度，提出当代诗歌和社会历史的关系这个命题，也对现代主义的中国本质化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考察。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