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蔡登山︱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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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又文（1896-1978）一生多采多姿，跨政、军、学三大领域，详情可见新编《简又文回忆录》，在此不再赘述。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于太平天国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全史》与《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而所发议论亦有不少独到之处，被学界公认为当代太平天国史权威。
洪秀全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广西金田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太平军起义后，瞬即获得各地人民响应，不久席卷不少省份，定都南京。其后因为诸王内讧，及清朝获得列强支援，太平天国终在1864年灭亡，历时十四年之久。在晚清数十年中，太平天国的史迹和史料被视为禁忌，焚毁破坏，荡然无存，许多重要的文献、文物甚至被外国人带到他们的博物馆中。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萧一山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带回多种太平天国印书及有关文献，而学者王重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发现太平天国官书十种，这些都成为日后研究太平天国极重要的史料。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鼻祖，首当推巴色会（即今日崇真会）教士韩山文牧师（Rev. Theodore Hamberg），他早在1854年就据洪仁玕述辞写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出版，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最为可信，简又文说他曾搜寻十余年而未得。直至八十年后（1934）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洪业（煨莲）教授以英文原本交其翻译，他改题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于1935年出版。其后他将译文及以前著译有关太平史料之作九篇，汇编为《太平天国杂记》，这是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第一本著作。
其实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的起因，始于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神学时，得老师的指导和提点，以研究太平天国为职志，并且采用“圣经批评学”的方法去研究太平天国史，所以在史学方法应用上较为新颖和突出。
简又文自1939年起立志撰述太平天国全史，1944年出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即为全史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首义史》出版后十八年，《太平天国全史》印行。太平一朝之始末和大事，自此得有系统陈述。他的另一巨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内容更加丰富精详，对太平朝典章制度思想政策之考证研究，允称赅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尤为深入，史学价值更出《全史》之上。1965年他则综合《全史》和《典制通考》，以英文写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书，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在英语世界影响极大，1975年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The John K. Fairbank Prize）。
简又文是首先利用西文资料以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国学者。他从太平天国时期出版的英文报纸杂志，如《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和其他出版物中搜集了许多资料，加以翻译利用，大大开阔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简又文除了有中英文专书多部外，还有论文数十篇，晚年诸多文章则散见于《大陆杂志》《思想与时代》等刊物，并未结集成书。其中仅《太平天国与中国文化》小册于1968年由香港南天书业印行过，但市面上亦是难寻。而《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七万言，原载于1964年《香港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中，是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研究，诚如他所说：“兹篇之作，是要将数十年来海内外学人辛勤努力研究太平天国史之成绩，分期摘要举列出来，试作一次总结算。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作详细之述评，惟其有特殊贡献或比较重要者，则为之表彰或叙述出来。此是一种‘文献学’（或‘历史学’），亦可作此一专门历史的历史读也。”
因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亲笔供辞手稿本的影印出版，简又文特别写了《忠王亲笔供辞考误》《忠王亲笔供辞之初步研究》《关于忠王亲笔供辞》《也谈李秀成——李秀成伏诛之谜读后》几篇相当重要的文章，有很多精彩的新发现，甚至推翻前人的说法。
当年曾国藩之杀李秀成事先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同意，曾氏兄弟为了某些私下的顾忌，擅自处决了李秀成。曾国藩为了平息外界各种不利于己的谣诼，将李秀成的亲笔供辞删定并找人缮写。《曾文正公日记》七月初七日谓：“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此称为《李秀成自述》“折进本”。同时在七月十一日，也就是李秀成被杀后的第五日，曾国藩以“折进本”寄往安庆，着其子曾纪泽立即刊刻发行，此称为《李秀成自述》“安庆本”。李鸿章在同年八月十七日在苏州已得见“安庆本”。它与“折进本”是否全同，抑又有所删改，学者杨家骆认为以“折进本”至今尚未在故宫档案中发现，因此无从悬揣。但“安庆本”有曾国藩的批记曰：“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其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其余虽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两江总督曾批记。”
曾国藩虽然把李秀成的手稿本请人誊写后又删改并刊刻了，但仍难杜悠悠之口，各种谣言和揣测不胫而走，人们并不相信他所删去的仅仅是这些，而是认为，一定有某些不利于曾国藩及其所统湘军的重要供证被删去了。于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多达二十种不同的《李秀成自述》版本，其中乱删妄增、任意窜改之处则更多。当年清史研究专家孟森（1868-1938）就曾经表示：希望曾国藩后人“善彰世德”，把《李秀成自述》手稿本真迹公之于世。但曾氏的后人并没有接受此建议，而这份《李秀成自述》手稿本就转入家府富厚堂藏书楼密藏，后被带至台湾，在曾国藩逝世九十周年的1962年，其曾孙曾约农才把这册珍藏将近百年的手稿本拿出来，交与世界书局影印问世。
简又文认为，《李秀成自述》手稿本是中西史学界硏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并不是字字句句无讹，也不是人人事事真实的。于是他逐页逐行指出其错误之处，先引原文，后加注释订正。简又文是极其重视史料的历史学者，对此次《李秀成自述》手稿本的出版，他自己也承认受到蒙蔽与误导，从而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幸的受累至甚者，因为当年他所撰《太平天国全史》内有些资料采自梁峪庐钞录之“吕集义本”（因坚信其为完全真品），而后始得读这“真迹影印本”，因而发现“吕氏本”的数处漏略，竟令《太平天国全史》几个结论陷于重大的错误，而今又无法补救，不禁惊愤交集。他在文中严辞批评吕集义：“粗心疏忽不能尽职。他既不遵命将全部原文摄影（只拍照十多张），而其‘补钞’之大部分又不字字尽钞，竟尔脱漏了二千八百余字，更未将曾氏所后加之字句删去，乃即以此不完备之摄影滋漏遗之补钞本携归桂林，销差塞责。以后‘罗钞本’及‘梁钞本’均照此转录面世。二十年来，使举世误信为真正原供全文焉。若无此次台湾之‘真迹影印本’及时刊出，则一般世人与历史家几何不永被蒙蔽与误导，而历史真相亦将永被湮灭耶？这大罪过，吕氏理当负其全责的。”简又文作为历史学者的求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其他如《太平天国琐录》《郭士立与太平军》《洪秀全从学朱九江事再研究》《洪秀全之死》《太平天国新史料——干王遗墨》诸文，都是有新材料、新发现、新观点的重要文章。承蒙简又文哲嗣简幼文医师的授权，由我编成《简又文谈太平天国》一书，甚为感谢，我觉得这将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也是简又文晚年对太平天国最后的论定与考辨。
在编辑之前，我从没想过黄旭初和简又文这两人会有任何交集，但在1942年秋，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曾聘简又文为省政府顾问，邀其考察太平军史迹及整理史料。简又文继而亲到太平军起义地金田等十三县，作实地考察及调查，并抄录各私人与省立图书馆所藏有关太平战役的文件、函牍、诗文等资料，一一加以考证，写成《金田之游及其他》一书，并由黄旭初作序，用省政府编译处名义出版。
晚年黄旭初和简又文都寓居香江，1964年简又文又完成《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长篇论文，他不忘感念二十多年前老友黄旭初对他研究上的协助，于是寄上此一小册，其中亦提到当年之事。黄旭初在1964年8月6日回函称赞：“昔司马温公以编年体作《资治通鉴》，又有刘邠、刘恕、范祖禹诸通儒硕学助其事，历十九年而杀青。今先生以个人精力四十年光阴，成四百万言三编巨著，两者之难易，相去远矣！弥纶一代成真史，其价值实超《通鉴》而上之。旭对此伟大工程出力尚不及挑土运石之微，而大笔乃纪功不遗毫末，与有荣焉。”其中三编巨著当指《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及《洪秀全载记增订本》（又名《洪秀全史传》）。可惜的是，这封信在简又文去世后，连同许多文件信函都流落在外，并不在后人手中。承蒙香港友人从收藏者手中拍照给我，为纪念两位我所景仰的史料工作者，并志此一段因缘，我将此信收入我编的《简又文谈太平天国》中，也是珍贵文献之一。在此感谢此信的收藏者，让我获得“拾遗”的机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1970年起，简又文陆续将搜集珍藏多年之太平天国的史料、文物，全部寄交给耶鲁大学图书馆珍藏。影响所及，历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率先充分利用了简又文的资料，然后又亲自到广西金田等地做实地调查，最后以生花妙笔写成名著《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于1996年出版。这也是简又文让其研究材料继续为世人所用，无私无我而遗爱人间的另一方式，令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