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总结

黄宗智可谓是农业领域的祛魅大师，将马克思的阶级主义、舒尔茨的经济形式主义、波兰尼的实体主义三种农业分析范式、和施坚雅的共同体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确信、集体化的批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誉等等历史观念全部打碎在华北和长江两个农业领域。分析出中国小农是在极度过密化和阶级分化基础上形成的生存导向的农业结构。

这本书比《华北》丰富的部分在于对长江三角洲农业特点的总结和对建国后农业发展的分析。

“直率地将，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

商品化非但没有削弱小农家庭生产存在的基础，反而刺激了这一生产，并使之成为支持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化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妇女和其他农民家庭成员进入生产领域。而长江三角洲的经营式农业由于商品化城市化经济带来的充分就业机会、当地的多层次劳动结构（妇女的工作隔离）及经商和读书的更高收益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相对高昂而逐渐衰落。而对比之下，长江三角洲的农业高度家庭化，家中妇女老幼辅助劳动力劳动力参与经营，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和低成本。“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农业和手工业的收入下降时，两者的结合只能是越来越强。两者只有相互依靠，才能使小农家庭维持生计。这就形成了小农家庭赖以支撑生活的双拐”

农民参与市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缴租、支付生产开支、出售和纳税，这些都是为了生存的理性行为而非追求利润，这种商业关系“不是城乡交换的互惠关系，而是受剥削和为活命挣扎。部分贸易是由农村剩余向城镇的单向度流动构成的，其主要形式是纳租而非交换。“”小农买卖的大部分产品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小商品’一类的生活必需品。土地市场很大程度上仍为不可转让的原则支配。信贷市场为互惠原则和维持生计所支配，而长工劳动力市场则为社会关系所支配。女工、童工的生产劳动力供给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差距，说明并证实了农村存在着就业不足和剩余劳动力的事实。“

“这种生存边缘的经济可能支持高度的商品化，但这样的商品化只带来极其有限的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它主要出于剥削和谋生，不应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俱来的商品化，后者伴随着创造剩余、并为投资生产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兴起。西方近代早期及近代，市场发展和资本主义化的关联实际上是偶然的，甚至是例外的。我们不能以这种模式去了解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的所有商品化进程”

帝国主义的入侵并非像二元论者认为的只影响城市地区，帝国主义引起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出现，把城市工业的发展通过商人的中介与农村的过密化联结到一起，农户的生产总值甚至人均生产总值增加了，但或曰的手工织布业只是在减低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情况下提供了额外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家庭化农业也使长江农业土地具有高度稳定性。

土改之后，旧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定购定销定产的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还将农民推向了集体化道路，但集体化形式之下仍是原有过密化和集约化农业形式，瞎指挥和官僚主义并未像印象中的对农业产生过显著的错误作用。在集体化时期，妇女加入了生产队伍，而家庭副业仍以自留地、养猪和手工业的形式存续下来，并在改革后产生了新的副业形式。

集中化时期通过农业劳动力来源的增加、政策协调下的水利建设、现代农业投入的增加，农业得到了大规模的稳定发展，但属于边际效益递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生产形式没有得到现代化变革，仍是低人均生产率的“过密化集约农业”，“从这一角度看，30年的集体化的经历缩短和重复了自1350至1950年6个世纪中没有发展的农业增长情况。”

而80年代小城镇工业的兴起使大量村民转入农业，过剩劳动力投入了各种农业外就业，农业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量提升，但个人生产率提高及化肥使用规模提升带来的几年增长剩余，使“改革的拥护者把这些进展大多归功于他们心目中家庭农业的积极性”，而水利设施的缺乏维修，滥用化肥和难以满足专业化耕作需求导致的农业总产量的停滞和下降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一种“没有增长的发展”，是农村工业而非市场化的家庭农业带来了真正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不是首先在小型乡村工业中发生，而是在城市工厂中产生，进而将磨损的设备和低收入的经营逐渐转入小城镇和农村。“半工半耕村庄”主要是国家政权下的强制产物，被户籍制度强制约束在内，官僚制度下农村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农民有机会摆脱农业生产过密化而提高人均生产率，然而却将农民地位降低到官僚制度强加的社会经济阶层最底层。

“农业与手工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不但没有出现，农业与手工业在小农家庭中的结合反而加强了；商人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商人资本也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他们依然与生产相分离，仍依赖于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来牟利”

“庞大的劳动力供应抑制了为节约劳动而资本化的动机，并迫使农业朝过密化方向演变”

“我猜测:以多子继承制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使早婚和普遍结婚的习俗长期延续，由此促成了较高的生育率；近代欧洲人口变化主要取决于生育率，而中国人口变化则决定于死亡率”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就是中国能比中世纪欧洲供养更大和更复杂城市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