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中的《管维编》

虽然20多年前也买过一本《说文解字注》（并且也是影印的），但鄙人对古文字学的确没有什么修养，甚至即使今文字的修养也很有限，上小学时最怕的是汉字听写，因此对于本书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说实话，对本书的不少内容我是将信将疑的，怀疑其中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除了作者是个业余的之外，本书的语言风格也缺少学术著作的那样一板正经，甚至有些嬉笑怒骂。 尽管如此，也还是不妨碍我对此书暗暗惊服，将其视为小学中的《管锥编》。钱氏的《管锥编》是以时间为经、以思想为纬，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总梳理，也可以算是一种古典文化指南吧。而本书则是把中国汉字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一遍，即使有一些牵强附会，也算是高明的牵强附会了。这种工作的难度在于难以集体完成，也难以以人工智能完成（至少以当前的水平，将来谁知道呢？），象《四库总目提要》是可以分工合作集体完成的，解释一个字和解释100个字，基本上需要相同的知识储备。 本书的作者原本是以诗闻名的，确切的说是因为一首诗被毛主席批判而闻名，他的搞古文字研究，与沈从文之搞古代服饰研究很有些类似，但在作者《自述》中，说自己初中一年级时受语文老师影响即对汉字构成颇有兴趣，但这似乎并不能证明其古文字研究为童子功。在其《正体字回家》中说“以苦役余暇研习甲骨文和金文以及《说文解字》”。古文字研究本来离政治较远，但由于作者在那个年代被政治压迫太久太重，致死也不能释然，即使在这个领域也可以借助于简化字而时不时的指桑骂槐。 本书所涉及的学问被称之为“小学”，之所以是小而不是大，是因为它像猜谜断案一样，只要找出答案就行了，彼此都是孤立的个案，并且文字不过就是一种记号，至于是这样还是那样，是圆的还是方的，本来就是一种规定，没有必然性。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被称为清代“绝学”之一，这种“绝学”是带有奇技淫巧的意味的，不能经世致用。曾国藩分学问为义理、词章、考据，单纯的文字学则似乎是考据中的考据、为考据而考据了。 但如果完全将文字学视为一种“小”学，就有点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这“小学”里边还是有些许大义存焉。 在现代学术体系里面，有一门学问叫语言学，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这语言学就不能称之为“小学”，它的主要内容不是考据训诂，基本不考虑单个字的意义。语言与文字关系自然非常密切，广义的语言应该包含文字（如书面语言），即使是狭义的语言（说话），也仿佛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过一面是用耳朵听的，一面是用眼睛看的，不能将二者割裂开处理。 但起源于西方的语言学来到中国便有些水土不服。西方语言的所谓文字基本都是表音的符号，因而如果不考虑语法等问题，西方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音学，西方语言学没有文字学，这在中国只能算音韵学。而中国语言学向来对音韵学不怎么看重，而更看重的是那些与声音无关的部分，也就是文字学。 汉字与拼音的区别很复杂，比如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处理图形与处理字母串的神经机制是不太相同的，甚至各属于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这就意味着学习汉字与学习拼音会有不同的中枢神经资源配置。读中文书与读英文书的信息神经处理机制也可能不尽相同，读英文书可以先将文字转化成语音，再转化成语义，读中文书则不一定需要这样，常常不知道文字的读音也不妨碍阅读。早期的甲骨文，大概读书跟看连环画差不多。 当然汉字与汉语不可能没有关联，只是这种关联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如影随形般密切，汉字中也有大量形声字，但即使是形声字，也仍然有表意的形旁。当中文遇到英文，在翻译问题上，如果都是活语言尚且易办，如果有一种是死语言就难办了，但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拼音文字已死，那就无解了，如果已死的是象形文字，尚能猜测。但即使如此，对已死的玛雅文字的解读也尚难完全成功，仅仅一知半解。对古埃及文字的解读，多亏拿破仑的士兵找到了一块石碑，上面有两种古埃及文和一种希腊文的对照，但即使如此，法国人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才找到线索。在象形文字中，古中文相当于钢笔画，纯用点线，相对更加抽象。 再比如语言的演化问题。拼音文字将连续的语言离散化为音位，用字母表示，这样语言的演化就相当于遗传物质DNA的演化，是完全随机的也可以说是民主的突变，然后经过语义的自然选择，一些重要位置的语音相对比较稳定，而一些次要位置的语音则更容易发生漂变。汉字的演化却并不容易这样自由随便，常常需要官方集中主导，比如小篆的使用，汉字的简化，或者由权威人士的引导，如隶书、楷书的出现，至少与拼音文字相比，劳动人民普罗大众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汉字的这种稳定性自然与民族统一文化传承有很大关系。 由此可见，怎么能说“小学”里面没有大学问呢？

本书有目录，却没有索引，殊为遗憾。如果加上索引，就可以当工具书用了。

本书及《正体字回家》都曾提到薪火相传的事，汉字乃华夏文明显性基因，但愿此火勿灭，勿使活火变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