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中的《管维编》
虽然20多年前也买过一本《说文解字注》(并且也是影印的),但鄙人对古文字学的确没有什么修养,甚至即使今文字的修养也很有限,上小学时最怕的是汉字听写,因此对于本书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说实话,对本书的不少内容我是将信将疑的,怀疑其中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除了作者是个业余的之外,本书的语言风格也缺少学术著作的那样一板正经,甚至有些嬉笑怒骂。 尽管如此,也还是不妨碍我对此书暗暗惊服,将其视为小学中的《管锥编》。钱氏的《管锥编》是以时间为经、以思想为纬,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总梳理,也可以算是一种古典文化指南吧。而本书则是把中国汉字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一遍,即使有一些牵强附会,也算是高明的牵强附会了。这种工作的难度在于难以集体完成,也难以以人工智能完成(至少以当前的水平,将来谁知道呢?),象《四库总目提要》是可以分工合作集体完成的,解释一个字和解释100个字,基本上需要相同的知识储备。 本书的作者原本是以诗闻名的,确切的说是因为一首诗被毛主席批判而闻名,他的搞古文字研究,与沈从文之搞古代服饰研究很有些类似,但在作者《自述》中,说自己初中一年级时受语文老师影响即对汉字构成颇有兴趣,但这似乎并不能证明其古文字研究为童子功。在其《正体字回家》中说“以苦役余暇研习甲骨文和金文以及《说文解字》”。古文字研究本来离政治较远,但由于作者在那个年代被政治压迫太久太重,致死也不能释然,即使在这个领域也可以借助于简化字而时不时的指桑骂槐。 本书所涉及的学问被称之为“小学”,之所以是小而不是大,是因为它像猜谜断案一样,只要找出答案就行了,彼此都是孤立的个案,并且文字不过就是一种记号,至于是这样还是那样,是圆的还是方的,本来就是一种规定,没有必然性。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被称为清代“绝学”之一,这种“绝学”是带有奇技淫巧的意味的,不能经世致用。曾国藩分学问为义理、词章、考据,单纯的文字学则似乎是考据中的考据、为考据而考据了。 但如果完全将文字学视为一种“小”学,就有点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这“小学”里边还是有些许大义存焉。 在现代学术体系里面,有一门学问叫语言学,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这语言学就不能称之为“小学”,它的主要内容不是考据训诂,基本不考虑单个字的意义。语言与文字关系自然非常密切,广义的语言应该包含文字(如书面语言),即使是狭义的语言(说话),也仿佛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过一面是用耳朵听的,一面是用眼睛看的,不能将二者割裂开处理。 但起源于西方的语言学来到中国便有些水土不服。西方语言的所谓文字基本都是表音的符号,因而如果不考虑语法等问题,西方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音学,西方语言学没有文字学,这在中国只能算音韵学。而中国语言学向来对音韵学不怎么看重,而更看重的是那些与声音无关的部分,也就是文字学。 汉字与拼音的区别很复杂,比如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处理图形与处理字母串的神经机制是不太相同的,甚至各属于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这就意味着学习汉字与学习拼音会有不同的中枢神经资源配置。读中文书与读英文书的信息神经处理机制也可能不尽相同,读英文书可以先将文字转化成语音,再转化成语义,读中文书则不一定需要这样,常常不知道文字的读音也不妨碍阅读。早期的甲骨文,大概读书跟看连环画差不多。 当然汉字与汉语不可能没有关联,只是这种关联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如影随形般密切,汉字中也有大量形声字,但即使是形声字,也仍然有表意的形旁。当中文遇到英文,在翻译问题上,如果都是活语言尚且易办,如果有一种是死语言就难办了,但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拼音文字已死,那就无解了,如果已死的是象形文字,尚能猜测。但即使如此,对已死的玛雅文字的解读也尚难完全成功,仅仅一知半解。对古埃及文字的解读,多亏拿破仑的士兵找到了一块石碑,上面有两种古埃及文和一种希腊文的对照,但即使如此,法国人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才找到线索。在象形文字中,古中文相当于钢笔画,纯用点线,相对更加抽象。 再比如语言的演化问题。拼音文字将连续的语言离散化为音位,用字母表示,这样语言的演化就相当于遗传物质DNA的演化,是完全随机的也可以说是民主的突变,然后经过语义的自然选择,一些重要位置的语音相对比较稳定,而一些次要位置的语音则更容易发生漂变。汉字的演化却并不容易这样自由随便,常常需要官方集中主导,比如小篆的使用,汉字的简化,或者由权威人士的引导,如隶书、楷书的出现,至少与拼音文字相比,劳动人民普罗大众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汉字的这种稳定性自然与民族统一文化传承有很大关系。 由此可见,怎么能说“小学”里面没有大学问呢?
本书有目录,却没有索引,殊为遗憾。如果加上索引,就可以当工具书用了。
本书及《正体字回家》都曾提到薪火相传的事,汉字乃华夏文明显性基因,但愿此火勿灭,勿使活火变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