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称单数》试译

一人称单数

文/村上春树

我平时几乎没什么穿西服的机会，充其量一年穿个两三次。我平时不穿，也没有什么必须穿这身儿才能应付的场合。一般就穿休闲装、夹克衫，不需要打领带，也不需要穿皮鞋。这就是我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或者说，最后我也只是过上了这样的人生吧。

不过，虽然有时候并没什么特别的需要，我也会穿西服、打领带。为什么呢？打开衣柜，看看自己都有些什么衣服（如果不这么做，我都不晓得自己有什么衣服）：买是买了、但穿都没穿过的西服，裹着干洗店乙烯袋子的礼服衬衫，看不出曾打过结的领带。一眼看过去，会涌出一股对这些衣服感到万分抱歉的心情，就想要试穿看看。甚至会为了试试看自己是否还记得打领带的方式，要一次性尝试好几种。也会因此笑出酒窝来。我只有独自一人在家时，才做这件事。如果有其他人在，感觉多少要和对方解释缘由。

话说回来，好不容易穿上了一整套西装，立刻脱下来便觉无趣，就想着要出门走一走。于是，我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个人在街上走。心情倒也不坏。表情和走路方式与平时相比多少有些不同，有一种远离了日常、很新鲜的感觉。不过，漫不经心地走了一小时左右，新鲜感也就消耗殆尽了。穿西装打领带还是挺累的，脖子周围痒痒的，让人难受。皮鞋在地面上撞击出的响声，也很刺耳。回家，脱了鞋，换下西装，解开领带，换上运动衫和运动裤，往沙发上一倒，瞬间安心。只不过一小时，倒也无伤大雅——于我而言毕竟是为了避免负罪感的行为——如同一种秘密仪式一般。

那天，我独自在家。妻子外出吃中国菜去了。我从来不吃中国菜（不知道中国菜里使用的香辛料有什么特别，我曾有几次过敏了），她想吃的时候，就会约上好朋友自己出去吃。

我一个人吃完简单的晚餐，一边听许久未听过的乔尼·米切尔的古旧黑胶唱片，一边坐在专门用来读书的椅子上读推理小说。唱片是我很喜欢的一张，书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的新作。但不知怎的，心却静不下来。不论是音乐或是小说，都很难使我集中精神。要不看看之前录下来的电影呢，却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想看的。这种日子总是会有。明明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想着做点儿喜欢的事儿，却实在没什么干劲儿，尽管想做的事情还有不少……当我无所事事地在屋里晃荡的时候，忽然想到，对啊，偶尔换上西装看看吧。

拿出几年前买的保罗·史密斯的西装（虽然是作为必需品买下来的，但只穿过两次），摊在床上，开始搭配衬衫和领带。浅灰色的宽松衬衫，在罗马机场免税店买的杰尼亚佩斯利细花纹的领带。在全身镜前站好，镜子里映出了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模样。挺不错嘛。至少我没看出有任何不妥。

不过，这一天我站在镜子前，却感受到了一丝混杂着愧疚的违和感。愧疚？到底该如何表达才好呢……就好像那种靠着粉饰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生活的罪恶感。并非违反法律，更像是伦理性质的诈欺。人不应该这样做，也知道这是个坏主意，但没有办法停下来，类似的行为会让人不舒服，那种感觉。依靠想象的话，或许和那些隐瞒自己会穿着女装的男人们的感觉很相似吧。

仔细想想，觉得这很不可思议。成人之后，我也经过了漫长的人间岁月。每年按时申报税务，从来没有拖欠过还款，迄今为止，连违反交通规则的犯罪经历都没有，说自己是教养良好的成年人，也完全不算过分。巴尔塔克和斯特拉文斯基到底谁比较早出生，我也凑巧知道（知道这个的人应该不多吧）。而且，我现在全身穿的衣服，都是合法地——至少不是完全非法地——通过日复一日的劳动所得购买的。没有任何值得指指点点的事儿，那么，我为什么会感受到那种伦理性的内疚与不适呢？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吧。姜戈·莱恩哈特也会有无法弹出正确和弦的夜晚，尼基·劳达也有挂挡失误的时候（大概会有吧）。所以，关于这件事，我并未多想。于是，我穿着西装，换上黑色皮鞋，一个人上街了。如果，当时顺着直觉的话，我想我应该做的，是待在家里看电影。

当然，这更像是一种“后知后觉”的论调。

这是个让人心情愉悦的春夜。明亮的满月浮在夜空中，道路两旁的树上也开始冒出绿色的嫩芽。实在是适合散步的天气。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忽然想找家酒吧喝杯鸡尾酒。附近常去的酒吧可不行，得去稍远一点儿的、从来没去过的酒吧。常去的酒吧有认识的调酒师，他一定会说出诸如此类的话：“这是发生了什么？你穿西装打领带可真是太少见了！”。要是详细地解释理由，实在是太麻烦了（因为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不过是黄昏时分，大厦地下的酒吧还很空，只有两位四十来岁的男性客人坐在卡座。看起来像是刚结束工作的工薪族，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带。两人对面而谈，小声地说着什么。桌子上放着些像文件一样的东西。大概是在聊工作吧。也说不定只是在聊赌马的下注。不管聊什么，和我都没关系。我选择了远离那里的吧台，找了个照明足够好的位置（为了读书），向打着领结的中年调酒师点了一杯伏特加吉姆雷特。

把喝起来还有些冷的酒放在面前的纸质杯垫上，从口袋中拿出推理小说，准备接着继续读。离结局大概还有三分之一。正如我先前所说，这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的新作。不过很遗憾，这次的故事，情节并不令人着迷，故事中的人物和人物关系，直到中段也依然令人迷惑。即使如此，半是义务，半是习惯，我继续读着这本小说。在最后时刻，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展开也说不定——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吧。

喝伏特加吉姆雷特消磨时间，也只继续读了二十页。不知道为何，感觉在这里和在家一样，也无法集中精神阅读。这似乎不能仅仅归罪于这本小说并不有趣，也无法怪罪这家酒吧的氛围让人无法安定（不会放多余的音乐，照明也恰到好处，以阅读环境而言可谓完美）。或许是因为从先前那个时刻开始，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违和感吧。有一种微妙的、流离失所的感觉。如果说自己是个容器，那么，现在在那儿装的东西完全不能与这个容器匹配，或者说，本该有的一致性不知道从哪个时刻起被损伤了。有时，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吧。

吧台对面墙壁的架子上，排列着各式各样的酒瓶，后面则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着我的样子。凝神观察，是当然的，镜中的人也在凝视我。这个时刻，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我在某个时刻，或许把人生的电路搭错了。当我盯着那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我自己时，那种感觉逐渐变强。越看越觉得，那个人不是我自己，而我，并不认识他。不过，镜子里的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是我自己——到底是谁呢？

迄今为止的人生——正如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发生过很多犹如分歧点的大事件。右边还是左边，选哪一边都可以。有时候选左边，有时候选右边（会有存在明确的理由、应该选择某一方的时候，但更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寻不到这样的理由。而且，与其说是我自己选择了某条路，倒不如说，是某种可能最终选择了我）。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我。有了作为一人称单数的我这样切实的存在。如果在过去的某一刻选择了另一条路，这个我或许就不存在了。

但是，镜子里映出来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合上书，对着镜子做了几次深呼吸。

意识到的时候，店里已经热闹起来。一个女人坐在我右手边隔了两个空位的凳子上，喝着不知是什么名字的淡绿色鸡尾酒。看上去没有同伴。或许是在等马上就要来的同伴也不一定。我假装看书，借着镜子暗中观察她。她并不年轻，大概五十岁左右。仔细端详，也没有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付出什么努力。大概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吧。身材不高，但很纤细，头发与之相配修剪得短短的。穿着很是洒落。柔软布面质地的竖纹连衣裙，披着褐色羊绒开衫。她并不是特别漂亮，但她周身却弥漫着一种精心构筑的完美氛围。她年轻时一定是惹人注目的女性，大概会有很多男人和她搭话吧。她看似随意的举动中，仿佛有这样的记忆留存下来的痕迹。

我向调酒师要了第二杯伏特加吉姆雷特，吃些腰果，继续读书。不时用手摸摸领带扣，确认它还好好地打着结。

大概十五分钟后，她坐到了我隔壁的座位上。吧台渐渐变得拥挤，不断有新客到来，于是换了位置。我继续在灯下看书，离结束只剩几页了，却依然没有看到故事将变得有趣的迹象。

“不好意思。”她突然和我搭话。

我抬起头，看着她的脸。

“您看起来读得很投入，我想请教个问题。”身材小小的女性，声音却很低沉。也说不上语气冷淡，但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很友好或是很吸引人的声音。

“可以啊。这本书读起来也不怎么有趣。”说着，我把书签夹好，合上书。

“做这种事，有什么愉快的吗？”她问。

她到底想说什么，我完全不理解。我把身体扭过来面对着她，看到了她的正脸。我从没有见过这张脸。我虽然并不是特别能记长相的人，但从没有见过她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确认的。如果曾经见过她，一定会牢牢记住她的脸，她属于这类女性。

“这种事？”我反问道。

“你看上去很有魅力，却一个人坐在吧台喝吉姆雷特，静默地沉浸在阅读里。”

她到底想说什么，我依然完全不理解。这里似乎有不小的恶意，或者说，我感知到了混杂在其中的一些敌意。我看着她的脸，沉默着等待她再说些什么。她的表情没有任何怪异的地方。就好像她不想让情感被对方——也就是我——读到而努力维持着一种安定状态。她也长久地沉默着。大概过了有一分钟。

“伏特加吉姆雷特。”我为了打破沉默说到。

“什么？”

“不是吉姆雷特，是伏特加吉姆雷特。”似乎是没什么用的发言，不过这二者确实有区别。

她摇了摇她小小的、利索的头，就好像是面前飞来一只聒噪的苍蝇，要把它赶走一样。“虽然怎样都无所谓，不过你觉得这样显得你很厉害吗？一种市侩的小聪明？”

我觉得我应该早点儿结账，离开那儿才好。这是我认为对于当时的情况，我所能做的最佳对策。这个女人和我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产生了联系。恐怕还是我引起的。为什么她必须这么做，我也不清楚。或许只是因为心情不好罢了。或者是我身上某个特定的部位，给她的神经带去了某些负性的刺激，让她心情变得很烦躁也不一定。但无论如何，与这样的人交际，产生有利结果的几率接近于零。说了句“不好意思”，我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微笑也是个可选项吧），想要尽快结账离开——这一定是个最聪明的选择。我也没发现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我不是那种不服输的人，也不喜欢争论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沉默的撤退战，于我而言，简直轻车熟路。

不过不知为何，那时我没这么做。有什么在迫使我不这么做。人或许会把这称作“好奇心”。

“不好意思，不过，我是不是认识你？”我有些冒失地问她。

她眯起眼睛，好像看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看着我的脸。眼角的皱纹也随之加深。“认识我？”她拿起自己的鸡尾酒杯（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三杯），呷了一口——不知道喝的什么——之后这么说：“认识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是不是曾经见过这个女人？不，我没见过。无论怎么回想，我和她今日都是初见。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我和其他人搞混了呢？”我说。不过，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妙的干涩感，也欠缺抑扬顿挫，不知为何，我感觉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我自己的。

她小声地冷笑着：“你这么想？”她把鸡尾酒杯放在了面前的杯垫上。

“你的西服，很帅气。”她说，“和你倒不是很相称，就好像你借了谁的衣服来穿似的。而且你的领带和西服一点儿也不搭。领带是意大利的，西服是英式的。”

“你对西装很了解啊。”

“对西装很了解？”她有些惊讶地说道，微微张开嘴，久久地盯着我的脸，“你在说什么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理所当然？

我把认识的服饰从业者，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认识的从业者本来就不多，还都是男性。无论怎么想，她这话都说不通。

怎么就“理所当然”了呢？

我虽然在想，要不要和她解释我今晚穿西装、打领带的原因，但转念一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说明的话，估计她对我的攻击性并不会减弱，反而会火上浇油。

我将杯中残存不多的伏特加吉姆雷特一饮而尽，悄声从椅子上站起来。无论怎么想，这都是应该结束对话的时刻了。

“你可能不认识我。”她说。

我用沉默回应了她。是的，我不认识她。

“我就开门见山了。”她说，“我曾经见过你一次，但因为没怎么说上话，你大概不记得我了。大概是因为那时候你正因别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吧。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

“我是你朋友的朋友。”她安静却干脆的声音持续着，“你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或者说，曾经是很亲密的朋友。我现在因为你感觉很不愉快，大概和她当年因你感到的不愉快程度差不多吧。请好好再想想看。三年前，在某个水边发生的事儿。在那里，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我肯定你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你真丢人啊。”

这是极限了。我条件反射般地去拿我那本还有几页就要读完的书，插进我的西装口袋里。继续读完它的打算也早已烟消云散了。

迅速结账离开那家店。那个女人没再说什么，我离开的时候，她只是盯着我看。我没有回头，但是，她那种一对一的痛烈视线，在我走出门之前，感觉一直在我的上衣背部灼烧着。就好像被那种长而尖锐的针刺到的痛感，我感觉不到保罗·史密斯西服那种高级布料的质感，而只能感受到那种深刻的视线遗迹。

沿着狭长的楼梯上到地面时，我多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念头。

我是不是应该反驳她呢？“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儿呢？”我是不是应该要求她说得再具体些？她所说的是一个完全不当的谴责，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可能是害怕了。实际上，有个不是我的我，三年前在“某个水边”，对某个女性——恐怕我也不认识——犯下了滔天罪行。而且，我身上的那些我自己未曾接触过的东西，或许可能会因为这个女人，拖出而变得可见。遭受那样的视线，漠然地下了位子，没有缘故（至少我想不到）地在严厉的批判中离开，是我选择的结果。

这么做真的好吗？如果同样的事再发生一次，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吗？

而且，“水边”究竟是在哪里啊？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奇妙。是在海边、湖边、还是比起来更特殊的水的集合体呢？三年前，我会在某一个地方接触这样一个联结起来的水体吗？我追踪不到我的记忆。三年前，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也无法把握这一点。她口中的那些言语，好像又具象，却又有些什么象征意义。有些部分似乎是很鲜明的，同时又欠缺了焦点。那些光怪陆离，让我的神经以一种奇妙的角度紧绷起来。

无论如何，口里残存着某种异常厌恶的感触。想囫囵吞下，却不能；想一吐为快，却也不能。或许就是单纯的生气吧。毕竟，这样的不讲理，这样的令人不快的视线，还是第一次遭遇。她对我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的。至少，在她和我搭话前，那都还是一个平和的美好春夜，却不知怎的生气了。除了迷惑之外的感情及逻辑，一时都不知流向何方了。

爬上楼梯，走出这栋建筑，是春天了啊。天空中的月亮未曾消逝，但那条路却已经不是我一直以来所认识的了。道旁的树忽然变得陌生，那些树干就仿佛被粗大而黏腻的蛇包裹缠绕着，看上去很蠢。我似乎能听到它们的鳞片摩擦的声音。人行道上，积满了高达脚踝的纯白灰尘，走过那里的男男女女，脸庞都很模糊，从喉咙深处吐出硫磺一般的黄色气息。空气仿佛冻住一般，忽然，感觉好冷。我立起了西服的衣襟。

“你真丢人啊。”她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