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念群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2000年，我所读的版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书同时也列入了作者主编的“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在“正统观念”的名义下，分别追溯其时中国史研究两大基本取向即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取向（整体论）和精细实证考据取向（复原论）的形成渊源，对前者而言，极易陷入以论带史的尴尬，使得“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昭显这种本质而不是为了解释不定历史情境的变动”（31）；对后者而言，在这一取向指导下的工作“往往只是在对研究前提不加批判性审视的史学传统上又增添了一个实例”（36），作者进而提出“对历史对象的经验性追踪，是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纯客观的复原主义基础上的”（37）。因此，出于对此二种取向束缚的挣脱和超越，作者认为应当在宏大理论和摹仿乾嘉学术的考据学方法之间“寻求到一种兼顾二者平衡的有效路径”（42），在两者之间的中层环节建立行之有效的解释框架，他因此从社会学借来“中层理论”（Merton）这一概念，试图用以指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发展方向。

第二章分析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思想史界问题意识的演变路径，实际上是对在此时代所聚焦的问题是否具有中层的解释能力的反思，在作者看来，似乎当讨论者们运用所谓“启蒙话语”“激进与保守的对立框架”乃至“现代性”等问题模式去思考时，便自然而然的失去了中国本土语境下的中层话语能力，重新陷入两大取向的桎梏之中，在自西徂东的理论旅行，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常常只反映了言说者在他人话语体系下对自我宏大文化价值的提振心理，这可能并非提出和解决实在问题的应有之义。

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其时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分析概念“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士绅支配”“地方自治”。前者是舶来概念，后者是本土概念，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层意味，但也都有一定的问题。就前者而言，事实上难以确切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作者指出“所谓中国式的公域始终在总体目标下与国家保持着某种同构状态”（122），认为“哈贝马斯强调的是‘公域’状态下的私人自主性，而中国传统的‘公域’空间恰是以‘去私’为前提的”（124），在历史资料中硬要寻章摘句附会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概念，不仅不能反映历史事实，反而还易陷入“韦伯式圈套”为他人做嫁衣裳。但作者也提出了中国式市民社会研究的发展前景，即“注重探寻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129），以此成为本土化的中层理论。就后者而言，作者既指出50年代以来的士绅研究具有“大叙事风格”（140），又指出当下研究中似乎又过于强调高层级主体与低层级主体的紧张对立状态，由此更为关注个体人的具体活动方式，但这种关注所带来的感悟“具有相当强烈的即时性和随机性特征，所以很难把它转化为某种中层分析概念”（173）。

第五章和第六章具体探讨中层理论的建构导向和方法，以及如何运用中层理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在先行分析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导向意义及其为何没有突破“范式危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限制，之后重点介绍了作者自己的儒学地域化理论和围绕其所展开的种种争鸣，作者并未明确指明他的理论就是典范意义上的中层理论。最后一章对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探讨，反映了作者相当核心的观点和建构本土话语下的中层理论的深层目的，即“尽量恢复中国社会与文化在被纳入‘欧洲性东方’体系之前所呈现出的实际面貌”（217）“东方社会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要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在以‘现代性’画地为牢的规定之外，发现自己曾经存在的独特生活线索和空间形式”，并指出如果抛弃中国的本土传统，则“我们就极易把全球资本主义以对象化的方式确定自我位置的策略，误读为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现代化过程中所同样应采取的方式”（219）。作者把自己的中层理论建构视为在后现代浪潮下的一种反馈，事实上他或许并不针对现代性本身，只是借用后现代的概念工具反思西方主导下的现代性话语对中国史研究本土话语之背离的影响而已。这可能也是作者此后拒绝为自己贴上后现代历史学者标签的原因之一。

我的两点疑惑是，其一，如柯文强调“历史事实”并非“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这一点似乎与“社会事实”的涂尔干定义截然相反，那么出于对社会事实探讨而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否能移植于历史事实的讨论？其二，作者运用中层理论，但似乎在从默顿处借来之后，便不在社会学体系下进行演绎了，这种借用是否只是托古立言，没有从帕森斯以降的结构功能主义整体传统下去考量理论的运用是否合于其本旨？但是这些疑惑于我看来可能也并不十分的重要，关键还是在于所论之真切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本书核心概念其实只要把握两个，一个是“中层”，一个是“本土”（或“传统”）。前者只是个方法论问题，后者涉及的问题则更为深刻，作者现在就在讨论这些深刻的问题。重估传统价值，重新建构解释话语，重新认识中国，似已有蔚然成风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