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到底写了什么

无可否认，简奥斯汀是一个观察力超乎寻常的人，那是不能仅仅用“敏锐”来形容的，因为她的敏锐里多了包容与探寻，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如果你不这样去理解，那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生活相当安稳平淡的女士，却可以遣词造句如此精准。那些以为她只会写点男女情爱的人，只消看看她为伊丽莎白安排的拒绝达西的话语与拒绝柯林斯的有什么不同，就应该明白，论表现内心感受的能力，简奥斯汀绝对和托尔斯泰是一个级别的。

伊丽莎白嚷道：“不瞒你说，先生，我既然话已经说出了口，你还要存着指望，那真太奇怪了。老实跟你说，如果世上真有那么胆大的年轻小姐，拿自己的幸福去冒险，让人家提出第二次请求，那我也不是这种人。我的谢绝完全是严肃的。你不能使我幸福，而且我相信，我也绝对不能使你幸福。唔，要是你的朋友咖苔琳夫人认识我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发觉，我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配做你的太太。”……她打定了主意：倘若他一定要把她几次三番的拒绝看作是有意讨他的好，有意鼓励他，那么她就只得去求助于她的父亲，叫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他。柯林斯总不见得再把她父亲的拒绝，看作一个高贵女性的装腔作势和卖弄风情了吧。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先生的段落

“遇到这一类的事情，通常的方式是这样的：人家对你一片好心好意，你即使不能给以同样的报答，也得表示一番感激。照人情事理说来，感激之心是应该有的，要是我果真觉得感激，我现在就得向你表示谢意。可惜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从来不稀罕你的抬举，何况你抬举我也是十分勉强。我从来不愿意让任何人感到痛苦，纵使惹得别人痛苦，也是根本出于无心，而且我希望很快就会事过境迁。你跟我说，以前你顾虑到种种方面，因此没有能够向我表明你对我的好感，那么，现在经过我这番解释之后，你一定很容易把这种好感克制下来。”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拒绝达西求婚的答话

晚会结束后，吉娣把同列文的那场谈话都讲给她母亲听了……但她上床后好久都睡不着觉。她头脑里一直萦绕着一个景象，那就是列文皱紧眉头、善良的眼睛忧郁地凝望着的脸……“他真可怜，真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的错。”她这样对自己说，内心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她不知道，她后悔的是她当初引起了列文的爱情，还是现在拒绝了他的求婚。

——《安娜·卡列尼娜》中吉娣拒绝列文求婚后的段落

托尔斯泰是“第三人称写作之王”，因此拿上面的例子做对比，不算欺负托翁，而简奥斯汀让人物说完就可以不用再解释她心态的本事，还是显露无疑。那么，既然托翁写女人拒绝求婚和奥斯汀打个平手，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奥斯汀的文学才华了。

当深深折服于奥斯汀的文学才华之时——这是在看过《爱玛》之后，我再重新审视她所选取的题材，突然感到对她更加的敬佩。如果我有她那样的才华，我会写什么？也许我会写一些富有冲击力的故事，从古代历史中取材。也许我会从男士们的谈话中找到一些灵感，比如某某绅士参加了支持废奴的活动，付出了多少代价。也许我会自己编造一个更加跌宕起伏的故事，至少能做到后世侦探小说的水平。这样，我至少不会被形容为只会写女人天天算计的“可嫁性”。可是，奥斯汀没有写这些，她就只写她身边的世界，据说，当时英国的一位王子曾经想让奥斯汀写一些别的题材，但是她明确地拒绝了他。我想，这才是她的自信，正如她不富裕却敢于拒绝不爱的男人向她求婚一样，她知道她的才华配上她写的内容，必定可以完成某种特定的价值呈现。换句话说，滑铁卢就留给那些写不好乡村生活的男人们去写吧，奥斯汀不用和他们抢这个饭碗。而那些指责她不写这个不写那个的评论，实际上应该留给和奥斯汀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拿这些题材好好写一写，然后成为英国文学的典范呢？

我从没见过有人抱怨托尔斯泰写了太多列文的婚姻生活，因为大家都知道，托翁作为伟大的作家，本可以只写“一个出轨的女人的故事”，却一不小心，用精巧的结构，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以及思想动荡，都作为穹顶，去笼罩在一组组人物命运的对比之上。我们也都知道，安娜与伏伦斯基的不幸，和列文在看似幸福的生活中的挣扎，实际上是生活这个深渊所倒映出的不同侧面。所以不管托翁也写了多少青年男女之间的暧昧，我们总是看到俄罗斯那沉重的背影，忘了开篇的第一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草婴译版）。

而对简奥斯汀呢，大家都在讨论她写了什么“婚姻观”，却忽视了她给出了面对生活的深渊的办法——少做让自己后悔的事。生活的深渊难道只发生在帝俄时代的彼得堡吗？当然不是。因此英国人才会说，当一个女孩的床头摆上简奥斯汀时，她就开始长大了。我们可以摆脱桎梏人的社会风俗，可以不必担心社会变革的动荡，可以不用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足够好的时代。可是，我们可以完全避免因为自身的种种失误，而将自己与他人置于种种不幸的煎熬中吗？显然是绝无可能的。这也就是奥斯汀作品中经久不衰的道德主题，那些看不到这些主题的人，我想他们恐怕也很难明白这个道理——道德是用来约束自身的。

道德这个话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把生活谈得更清楚一些。就拿《爱玛》中的贝茨小姐来说吧，她是一个不幸的人，她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她的牧师家庭可以给她带来相当的社会地位，她对任何人表示善意，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小小的“荣幸”。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家庭经济的拮据，她又没能够嫁人，人们开始怜悯她，她向任何对她表示关怀的人表达善意，都被视作是没有其他可以回馈的一种窘迫。在这种窘迫中，她只好不断重复她的感谢和善意，以至于让人厌烦，可是她的确没有任何别的可以给予身边的人。我们当然可以从她身上看到很多值得同情的苦难，看到社会的不平等，看到妇女的选择如此之少，可是这些对于贝茨小姐来说，是她的生活吗？不是！她的生活就是在别人的怜悯与自身的困顿中，还得不断作客、读信、吃饭、聚会、谈话，即使她希望能有一天静一静，好好沉浸在一种痛苦中，思索她生命的意义，她也没那个时间。她得照顾母亲，她得对送来食物的邻居表达感谢，她得尽可能多地知道当地发生了什么，以便在下一次作客时不至于连谈资都没有。要是简奥斯汀花时间去慨叹贝茨小姐的不幸，去批判那个不公平的时代，那么，谁来告诉我们，贝茨小姐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样的生活又该怎么去描写呢？简奥斯汀给出了一个配角版的完美范本。相信很多女性读者在初读奥斯汀的作品时，总是把自己代入女主角的状态中，但对于《爱玛》，我实在没有，我也和毛姆一样不喜欢爱玛的傲慢。可是即便如此，我一开始还是把贝茨小姐当作了一个丑角，就像喜剧里惯常出现的那些言行荒唐的人一样，她实在太啰嗦，连台阶到底是一级还是两级，她都可以说上三遍。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作者对她有点刻薄了，班纳特太太都不至于被这样对待，她的毛病都不至于被写得如此显眼。相比生活优渥、地位崇高、教养良好的爱玛，贝茨小姐就是人人都会碰到且必须忍受的一个“啰嗦八卦又毫无趣味的中年妇女”。可是当我读到奈特利先生对爱玛的指责时——

可是，爱玛，你想想，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她穷；她出生时环境舒适，后来败落下来；如果她活到七老八十，说不定还会继续败落下去。她的处境应该得到你的同情。这件事干得不好，真的！你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她就认识你。当初，受到她的关怀还被看作是一种光荣呢，从那时起她看你长大——而你现在，冒冒失失地凭着兴致，凭着一时傲慢，却嘲笑她，奚落她——还当着她外甥女的面——当着别人的面。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当然是几个）会完全学着你的样来对待她。这对你来说是不愉快的，爱玛——对我来说，很不愉快……

我突然惊奇地发现，我犯了和爱玛一样的毛病，我前两天还把贝茨小姐和另一个真正讨厌的埃尔顿夫人相比，在朋友面前把她奚落了一番，也怪不得已经看完整本书的朋友，对我这个奚落没有太多回应的兴致，而通常来说，我刻薄别人，她总是愿意搭腔的。我突然想起来，贝茨小姐对于自己的毛病深深知道，并且对于别人容忍她的啰嗦总是充满感激，而且她也会意识到别人不喜欢她的某些言行，是她自己的错。可是说到底，她又到底犯了什么错呢？我再回头去看作者对贝茨小姐的描述，很客观，几乎不带褒贬，我对贝茨小姐的嫌弃，完全是因为我自诩言语风趣、知进退、有见识。我可以把这笔账算到奥斯汀头上，都是她写得太好，把这些微小的结构写得太精妙，她要故意反转的。可是我知道，她没有玩弄读者情绪的意思，她肯花时间花精力去把一个简单的心理活动反反复复地写清楚，写出各种层次，就是因为她不想读者跟着人物的情绪走下去，而是想让读者把人遇到各种变故的心理状态体会得更加透彻。

说到底，我对贝茨小姐的愧疚，是因为，如果我生活在海伯利，如果我有幸也遇到奈特利先生教导我，我会产生和爱玛一样的愧疚，简奥斯汀只是把海伯利的生活带到我的眼前而已。而我自己的经历呢？我难道就没有对我的“贝茨小姐”办过类似的事？简奥斯汀深知我们所有人都有固陋，因此她并不过分责备她笔下的人，也不准备让她的读者陷入这种沉重的负罪感中。不管你的负罪感有多重，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你所能做的，只是离那些可能吞噬你心灵的阴影远一些，并且希望，人人在拥有了自知之明后，可以比前一天更幸福一些。爱玛在第二天就向贝茨小姐表达了歉意和悔过的姿态，我们看完书就去对身边那些没犯错但举止不够文雅的人好一些。

这也是奥斯汀为什么喜欢写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哪怕是道德败坏的人，她也不愿意让他们彻底声败名裂，声败名裂的瞬间虽然可以让读者痛快，但在真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带给别人的苦难和他自己的苦难，却不会因读者的痛快而减少。想通了这个，你就会想通班纳特太太为什么会打起精神来迎接骗她女儿私奔的韦翰，只有给韦翰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这对犯下错误的小夫妻，才有可能真正走上正路。生活中的氛围，是无形的道德的力量，每一个曾经历过荒唐事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一点。而托翁笔下的安娜，不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氛围，才最终对一切绝望了吗？大团圆就俗气，就软弱，就是时代和性别（阶层）的局限性？那是因为这么想的人有个“大团圆”的价值观，而简奥斯汀并不认为大团圆就是生活的终点。

类似贝茨小姐的例子在奥斯汀的作品中还有不少，比如韦翰、 詹宁斯太太，读者总是会突然发现，这些熟悉的人物突然有了不同的面貌。那些津津乐道于“人设”和“人物逻辑”的批评家不像我这样肯写如此真实的读后感，因为他们总是不肯承认，所谓的逻辑并不是只有一条通路，你选择哪条，都是基于你看到的部分证据罢了。生活是大于逻辑的，这也是简奥斯汀教会我们的另一个道理，这和道德又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