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历史也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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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读完《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徐冲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16开平装318页,定价78元。本书为“博雅史学论丛”系列丛书之一。
所谓“观书辨音”者,“书”为史书,即史料。中国是历史源远流长的大国,史料纷繁,古人也以作史为好,以求青史留名。这对后来者既是好事,可免史料不足之苦,也是苦事,史料众多,同一事件同段时间说法不一而足,不同史书不同作者,受限于史家之个人史观,同时史家作为社会人,不能在社会真空中写作,尚需叠加是时之官方史观,以及情势下内外力量之博弈,才造就了一卷史册所展示出来的“书的史观”。所谓“辨音”者,就是需要后人进行史料的综合分析、判断,方能辨识出史家通过史书所发出的独有的“声音”。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研究......历史时,将...佚文作为史料库,视自身研究需要加以援引或辩驳,......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p4) 这个论断,对于许多史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针见血之论,也是后来者需时刻警惕之事了。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献帝三书”》篇、《续汉书.百官志》篇和《劝伐河北》篇。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书写进行讨论,与所读的前一本《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可谓是选取了不同阶段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方法论也较为相近,不过优势在于考据更为精当,若说不足,则由于文本跨度较大,内容较散,本来也是作者集不同时期的论文所作而成。于政治史而言,作者把荀彧当作汉魏转换时期的核心人物看待,认为荀彧使命的开始和终结,标志着汉魏时代的转换,这虽然不是新论,但是依然是解读很多汉魏史的不可违阙的一点。其实,从袁、曹两阵营对待流亡的献帝的策略可以看出,双方都有重要人物看出献帝的重要性。袁营中沮授、曹营中荀彧都提出过迎献帝的主张,不管是“奉天子以讨不臣”还是实际操作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正统问题始终是汉末群雄所不能回避的,也就是说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是袁氏阵营中迎接献帝的策略当受到质疑后(以后怎么对待皇帝:远之则怨,臣之则不愿),作为主要主张者的沮授也拿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而荀彧作为心怀汉室的曹营核心人物,则只需要“奉天子”就足够了,至于未来权力如何更替,在当下可能无人思考那么复杂悠远。历史就是这么曲折蜿蜒,谁也不能一下子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所以袁营之人未能想出全盘计划而不行动,曹营却是先行动再筹划后续步奏,棋差一着,就满盘皆输了。当然,这是与本书主题无关的一点余论了。
本书正文之外,尚有三条附录,其中《“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一文甚有启发,尤其是对陈寿《三国志》中出现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开国群雄传”进行了精辟的解读,认为这是“通过标示新王权的“驱除”之所在,来最大化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以正当化“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这一论断可谓卓识。稍显遗憾的是,似乎本文未曾关注卫广来先生的《汉魏晋皇权嬗代》一书,稍显遗憾。
最后有趣的是徐冲老师的后记,除了常规的致谢导师、家人以外,也把研究汉魏晋隋唐的大部分专家都鸣谢了一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名人济济一堂,难怪有朋友说这就是徐老师的朋友圈了。哈哈哈。
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