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历史也需“辨”

昨日读完《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徐冲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16开平装318页，定价78元。本书为“博雅史学论丛”系列丛书之一。

所谓“观书辨音”者，“书”为史书，即史料。中国是历史源远流长的大国，史料纷繁，古人也以作史为好，以求青史留名。这对后来者既是好事，可免史料不足之苦，也是苦事，史料众多，同一事件同段时间说法不一而足，不同史书不同作者，受限于史家之个人史观，同时史家作为社会人，不能在社会真空中写作，尚需叠加是时之官方史观，以及情势下内外力量之博弈，才造就了一卷史册所展示出来的“书的史观”。所谓“辨音”者，就是需要后人进行史料的综合分析、判断，方能辨识出史家通过史书所发出的独有的“声音”。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研究......历史时，将...佚文作为史料库，视自身研究需要加以援引或辩驳，......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p4） 这个论断，对于许多史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针见血之论，也是后来者需时刻警惕之事了。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献帝三书”》篇、《续汉书.百官志》篇和《劝伐河北》篇。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书写进行讨论，与所读的前一本《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可谓是选取了不同阶段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方法论也较为相近，不过优势在于考据更为精当，若说不足，则由于文本跨度较大，内容较散，本来也是作者集不同时期的论文所作而成。于政治史而言，作者把荀彧当作汉魏转换时期的核心人物看待，认为荀彧使命的开始和终结，标志着汉魏时代的转换，这虽然不是新论，但是依然是解读很多汉魏史的不可违阙的一点。其实，从袁、曹两阵营对待流亡的献帝的策略可以看出，双方都有重要人物看出献帝的重要性。袁营中沮授、曹营中荀彧都提出过迎献帝的主张，不管是“奉天子以讨不臣”还是实际操作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正统问题始终是汉末群雄所不能回避的，也就是说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是袁氏阵营中迎接献帝的策略当受到质疑后（以后怎么对待皇帝：远之则怨，臣之则不愿），作为主要主张者的沮授也拿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而荀彧作为心怀汉室的曹营核心人物，则只需要“奉天子”就足够了，至于未来权力如何更替，在当下可能无人思考那么复杂悠远。历史就是这么曲折蜿蜒，谁也不能一下子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所以袁营之人未能想出全盘计划而不行动，曹营却是先行动再筹划后续步奏，棋差一着，就满盘皆输了。当然，这是与本书主题无关的一点余论了。

本书正文之外，尚有三条附录，其中《“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一文甚有启发，尤其是对陈寿《三国志》中出现的一个特别的板块“开国群雄传”进行了精辟的解读，认为这是“通过标示新王权的“驱除”之所在，来最大化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以正当化“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这一论断可谓卓识。稍显遗憾的是，似乎本文未曾关注卫广来先生的《汉魏晋皇权嬗代》一书，稍显遗憾。

最后有趣的是徐冲老师的后记，除了常规的致谢导师、家人以外，也把研究汉魏晋隋唐的大部分专家都鸣谢了一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名人济济一堂，难怪有朋友说这就是徐老师的朋友圈了。哈哈哈。

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