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许不具备莱维将手术刀对准幸存者自身的勇气和冷峻 他也许不具备莱维将手术刀对准幸存者自身的勇气和冷峻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元素周期表》用21种化学元素作为章节名，每种元素对应一个和它相关联的故事，其中“铁”这一章讲的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桑得多，“慷慨、敏感、执着、勇敢”，不爱说话，是攀岩高手，用很多文字描写这个有魅力的小伙儿。

末尾一段话交代桑得多的命运：1944年被法西斯俘虏，拒不投降，被儿童行刑队打穿脖子，曝尸马路很多天，禁止别人埋葬。

只是描述这种描述方式就让我觉得心惊肉跳（想起百度百科曾经有位女性的条目，基本在说她和丈夫非常恩爱，而最后突然一句：200X年死于XX监狱，这个条目现在看已经改了）。更可以预料的方式是：用“纪念我的朋友桑得多”作为标题，先说死法，然后追忆少年相处时光。

实际上《元素周期表》是关于法西斯大屠杀的书，但包括上面这个故事在内总共只有两处直接描写法西斯暴行。我没看过这书，以上所知来自凌越《见证者之书》里对莱维作品的书评。

还有博罗夫斯基也擅长这种技巧，比如描述焚尸炉时，文字非常“冷静”，没有指控泣诉，但读起来触目惊心。他在踢球当守门员的时候，背对集中营的车站，捡个球的工夫抬头一看，一车三千人送进了毒气室。没有咆哮体和感叹号。“文学形式的轻盈将会使严肃的主题更具分量，而不是相反”。

除了“冷峻”之外，犹太人的集中营文学还有不少思辨，除了指控竟然还有对幸存者甚至遇害者的反思，更甚至还有对纳粹的“辩护”。虽然我们中国人接受辩证法教育，但毕竟传统文化里舞台上的角色看脸谱就能辨忠奸，黑白分明。

莱维批评的分寸掌握得很好，他以反对简化事实为横轴，以纳粹党徒极端的恶为竖轴，在这个坐标系中，他给每一个集中营里的角色勾画了准确的位置，在善恶的无情角力中，人们最广泛地分布在中间广袤的灰色地带。

有什么“灰色地带”呢，比如灭绝营里的特遣队，他们的任务是维持囚犯秩序、把尸体送出毒气室、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监视炉体运转、清理骨灰。特遣队员能活下来吗？可以多活几个月，然后下一批特遣队员光荣接班。

博罗夫斯基还描述一个场景：在分配囚犯的车站，一个年轻漂亮的犹太女人在快走试图摆脱一个三四岁小女孩，“这不是我孩子，不是我的”（我不懂，可能是生育过的犹太女人要立即处死），这时（和作者博罗夫斯基一样）负责接货任务的俄国水兵安德烈“义愤填膺”，抡起胳膊砸向她双腿，揪着她头发“犹太臭娘们儿，连亲生孩子都不要！”，然后将她扔到驶向毒气室的卡车。在这个场景纳粹帮凶安德烈成了绿林好汉式的侠客，犹太女人则是遭到报应的腹黑心机婊。

当然博罗夫斯基是雅利安人，所以他这么写可能没有犹太人来描述那么硬核朋克。后来他在1951年因为接受不了波兰的现实和自己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差距，开煤气自杀。连集中营都经历过，是因为失望的杀伤力比恐惧大吗？我也不知道，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二战后，博罗夫斯基重返波兰，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他作为杰出作家天然携带的观察力之间存在着鸿沟，最终这鸿沟将博罗夫斯基带入死亡——讽刺的是，他曾经在集中营绞尽脑汁试图逃脱这死亡”。

当然还有一类犹太作家像威塞尔没那么理性，他一生都竭力维护犹太人声誉。

他也许不具备莱维将手术刀对准幸存者自身的勇气和冷峻，但在一个显著的恶都有可能被模糊被篡改的世界上，威塞尔的热情将被持续地证明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当威塞尔试图理性地分析问题时，他在深度上是不及他的犹太同胞阿伦特和莱维的，他更像是所有犹太人的守护者，他不忍心去分析哪些饱受伤害的同胞，他无条件地站在幸存者这一边，他为他们做的只是恳求。

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歇斯底里，比如他描述一件亲历的事：五十岁左右的查希特夫人在车厢里蜷缩在一角，终于失去理智，一直在呻吟，周围人的态度逐渐从同情转为厌烦，到第三天为了让她闭嘴，几个年轻人捆住她，堵住她的嘴，还狠揍她脑袋。

这跟祥林嫂的命运有点相似。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似乎普遍信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华大姐嘲笑庞培奥的方式是说他像祥林嫂。我原本以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阿Q的精神性格，都是民族苦难的见证，没想到华大姐能跟莱维一样“举重若轻”地嘲笑一个老外像祥林嫂？

《阿Q正传》主演严顺开说“拍这部片子时，我心里常常是空落落的，常常流泪，阿Q就像我的父辈或者祖辈，我太同情他的遭遇了”（我当年看到这段话也流过泪），鲁迅的本意肯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写的是喜剧形式的悲剧，民族悲剧。

华大姐的表现，大概就类似于以色列抨击伊朗成天叽叽歪歪又不敢真怎么的，就说伊朗像集中营里那个可怜的查希特夫人，自取其辱……当然也许华大姐早就站在第五层，是用莱维那样冷峻思辨的目光审视祥林嫂，我没有跟上这个格局。

想起张宏杰的书上写元末时期各路义军到处抢劫杀戮（没有稳定的财政手段），朱元璋只是严令士兵抢女人只能抢未婚的，已婚的要放回去，百姓就奔走相告感激涕零。这种非常魔幻的场景，其实已经不需要在书上写“可见中国的百姓是多么容易满足”点题了，添上反倒多余。

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人的苦难，可不比犹太人深重的多吗？史书上不计其数的“人相食”、明清传教士、特使和记者的见闻笔记，同样有冷峻残酷的笔触，比如马戛尔尼的笔记、白修德的1944，但承受的苦难跟所作的见证，和犹太人相比似乎还是不成比例。

以上是读凌越《见证者之书》的感想，其实还有一些想说的，是关于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观点，他将屠杀机器的高效运转跟现代技术理性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我说不好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在感性上，我认为持类似观点的人，或多或少是把古代社会太过美化，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可以用来是古非今，但我觉得推导不出多少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