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许不具备莱维将手术刀对准幸存者自身的勇气和冷峻 他也许不具备莱维将手术刀对准幸存者自身的勇气和冷峻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元素周期表》用21种化学元素作为章节名,每种元素对应一个和它相关联的故事,其中“铁”这一章讲的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桑得多,“慷慨、敏感、执着、勇敢”,不爱说话,是攀岩高手,用很多文字描写这个有魅力的小伙儿。
末尾一段话交代桑得多的命运:1944年被法西斯俘虏,拒不投降,被儿童行刑队打穿脖子,曝尸马路很多天,禁止别人埋葬。
只是描述这种描述方式就让我觉得心惊肉跳(想起百度百科曾经有位女性的条目,基本在说她和丈夫非常恩爱,而最后突然一句:200X年死于XX监狱,这个条目现在看已经改了)。更可以预料的方式是:用“纪念我的朋友桑得多”作为标题,先说死法,然后追忆少年相处时光。
实际上《元素周期表》是关于法西斯大屠杀的书,但包括上面这个故事在内总共只有两处直接描写法西斯暴行。我没看过这书,以上所知来自凌越《见证者之书》里对莱维作品的书评。
还有博罗夫斯基也擅长这种技巧,比如描述焚尸炉时,文字非常“冷静”,没有指控泣诉,但读起来触目惊心。他在踢球当守门员的时候,背对集中营的车站,捡个球的工夫抬头一看,一车三千人送进了毒气室。没有咆哮体和感叹号。“文学形式的轻盈将会使严肃的主题更具分量,而不是相反”。
除了“冷峻”之外,犹太人的集中营文学还有不少思辨,除了指控竟然还有对幸存者甚至遇害者的反思,更甚至还有对纳粹的“辩护”。虽然我们中国人接受辩证法教育,但毕竟传统文化里舞台上的角色看脸谱就能辨忠奸,黑白分明。
莱维批评的分寸掌握得很好,他以反对简化事实为横轴,以纳粹党徒极端的恶为竖轴,在这个坐标系中,他给每一个集中营里的角色勾画了准确的位置,在善恶的无情角力中,人们最广泛地分布在中间广袤的灰色地带。
有什么“灰色地带”呢,比如灭绝营里的特遣队,他们的任务是维持囚犯秩序、把尸体送出毒气室、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监视炉体运转、清理骨灰。特遣队员能活下来吗?可以多活几个月,然后下一批特遣队员光荣接班。
博罗夫斯基还描述一个场景:在分配囚犯的车站,一个年轻漂亮的犹太女人在快走试图摆脱一个三四岁小女孩,“这不是我孩子,不是我的”(我不懂,可能是生育过的犹太女人要立即处死),这时(和作者博罗夫斯基一样)负责接货任务的俄国水兵安德烈“义愤填膺”,抡起胳膊砸向她双腿,揪着她头发“犹太臭娘们儿,连亲生孩子都不要!”,然后将她扔到驶向毒气室的卡车。在这个场景纳粹帮凶安德烈成了绿林好汉式的侠客,犹太女人则是遭到报应的腹黑心机婊。
当然博罗夫斯基是雅利安人,所以他这么写可能没有犹太人来描述那么硬核朋克。后来他在1951年因为接受不了波兰的现实和自己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差距,开煤气自杀。连集中营都经历过,是因为失望的杀伤力比恐惧大吗?我也不知道,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二战后,博罗夫斯基重返波兰,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他作为杰出作家天然携带的观察力之间存在着鸿沟,最终这鸿沟将博罗夫斯基带入死亡——讽刺的是,他曾经在集中营绞尽脑汁试图逃脱这死亡”。
当然还有一类犹太作家像威塞尔没那么理性,他一生都竭力维护犹太人声誉。
他也许不具备莱维将手术刀对准幸存者自身的勇气和冷峻,但在一个显著的恶都有可能被模糊被篡改的世界上,威塞尔的热情将被持续地证明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当威塞尔试图理性地分析问题时,他在深度上是不及他的犹太同胞阿伦特和莱维的,他更像是所有犹太人的守护者,他不忍心去分析哪些饱受伤害的同胞,他无条件地站在幸存者这一边,他为他们做的只是恳求。
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歇斯底里,比如他描述一件亲历的事:五十岁左右的查希特夫人在车厢里蜷缩在一角,终于失去理智,一直在呻吟,周围人的态度逐渐从同情转为厌烦,到第三天为了让她闭嘴,几个年轻人捆住她,堵住她的嘴,还狠揍她脑袋。
这跟祥林嫂的命运有点相似。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似乎普遍信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华大姐嘲笑庞培奥的方式是说他像祥林嫂。我原本以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阿Q的精神性格,都是民族苦难的见证,没想到华大姐能跟莱维一样“举重若轻”地嘲笑一个老外像祥林嫂?
《阿Q正传》主演严顺开说“拍这部片子时,我心里常常是空落落的,常常流泪,阿Q就像我的父辈或者祖辈,我太同情他的遭遇了”(我当年看到这段话也流过泪),鲁迅的本意肯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写的是喜剧形式的悲剧,民族悲剧。
华大姐的表现,大概就类似于以色列抨击伊朗成天叽叽歪歪又不敢真怎么的,就说伊朗像集中营里那个可怜的查希特夫人,自取其辱……当然也许华大姐早就站在第五层,是用莱维那样冷峻思辨的目光审视祥林嫂,我没有跟上这个格局。
想起张宏杰的书上写元末时期各路义军到处抢劫杀戮(没有稳定的财政手段),朱元璋只是严令士兵抢女人只能抢未婚的,已婚的要放回去,百姓就奔走相告感激涕零。这种非常魔幻的场景,其实已经不需要在书上写“可见中国的百姓是多么容易满足”点题了,添上反倒多余。
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人的苦难,可不比犹太人深重的多吗?史书上不计其数的“人相食”、明清传教士、特使和记者的见闻笔记,同样有冷峻残酷的笔触,比如马戛尔尼的笔记、白修德的1944,但承受的苦难跟所作的见证,和犹太人相比似乎还是不成比例。
以上是读凌越《见证者之书》的感想,其实还有一些想说的,是关于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观点,他将屠杀机器的高效运转跟现代技术理性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我说不好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在感性上,我认为持类似观点的人,或多或少是把古代社会太过美化,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可以用来是古非今,但我觉得推导不出多少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