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卡门·玛丽亚·马查多：我感觉自己从未离那个超现实的世界太远
劳伦·凯恩 | 采写
《派对恐惧症》是卡门·玛丽亚·马查多的第一部小说集，但马查多并非新手：她的写作十分高产而且风格多样，从有关高等教育和消费主义的随笔，到关于灵视能力、来世生活的小说，还有针对利奥诺拉·卡林顿画作和《权力的游戏》的评论。在《派对恐惧症》里，马查多的多才多艺变换为另一种形式，她笔下的人物穿行在瘟疫叙事和鬼故事的语境中，在爱、性、悲伤的情感地图上游移。在这部书的八个故事里，马查多都使用了幻想元素，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Q：我们从头开始谈吧。是什么最早促使你开始写作的？
A：基本上，我一生都在写。我的家人以前给我读过很多书，我的祖父是古巴人，因此我们家里人一直很喜欢讲故事。我通过这种口头传统了解到许多故事，当我刚开始可以拿笔，我就开始写“书”和“小说”了，并把它们投给出版社。我在《保姆俱乐部》这部书里找到了出版商Scholastic的地址，然后写了一封信说：“这里有我小说的一个篇章。如果你们有兴趣看更多，请联系我。”
我不停地写，诗和散文。有段时间我想做医生，但那只是因为我读了很多有关医生的书。我长大一些以后，有一阵子想做记者。但是我总是回过头来写小说。这是我人生里非常稳固的一件事，而且幸运的是这对我来说非常自然。但我感觉，自己真正决定做一个作家是很晚的事，我是指，真正决定把它当作一种身份，而不只是去“平时写写东西”。
Q：你早期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引导？有没有什么作家和书给你特别明显的影响？
A：哦，我的老师是很多的。我在上十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玛丽莲·斯坦堡。我总是对课程要求的阅读材料感到暴躁。我很不喜欢课上必须看的书，因为我们要读很多海明威，而我很讨厌海明威。然后有一天她从她自己的藏书里拿出一些书给我，她觉得我会喜欢——《百年孤独》、格洛里亚·内勒的《母亲日》、凯特·肖邦的《觉醒》，还有些亨利·詹姆斯的书。我回家读了这些书，头脑仿佛炸裂开来。在大学，我上了写作课，有一位很棒的老师，哈维·格罗辛格，他告诉我，我的作品很有意思、我很有潜力。即使在毕业后，他和我还保持邮件往来，他会给我正在写的小说提些意见。后来我进入了艾奥瓦作家工作坊，每个人都那么坦诚、慷慨和温柔，也非常给人鼓励，非常聪明。
Q：一个故事是怎么开始在你脑子里成型的？
A：可以是一幅画面，一个想法，或者是因为我读到了什么东西。现在我正在写一本新书，里面有很多历史材料，所以现在我在读很多东西，当我确定了准确的历史细节，我脑中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如何吻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是什么魔法——我只需要让我自己尽可能地完全对外部刺激敞开、保持反应。如果是在我的掌舵室里，当我注意到它，我就会把它收好。我总是在琢磨着什么。我写小说的时候，它就来自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的东西，所以我只是从我思绪内部持续不断的对话里提取灵感。
Q：你现在的掌舵室里有什么？
A：我最近在读有关Moberly-Jourdain事件的东西，它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法国。两个女人一起出行，她们都宣称经历了时间穿越。她们觉得自己进入了玛丽·安图瓦内特的宫廷，声称她们看见了穿着华丽衣服的人，包括安图瓦内特自己，然后她们写了一本书。有不同的推论来解释到底是什么让她们俩都觉得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事。有人觉得她们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对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感到非常恼怒。有人认为她们遇到了一场化妆舞会，但她们不知道这是一场舞会。有人把它描述为一对女同性恋的共有精神病。我喜欢她们的故事——如此怪异，如此潜意识。我觉得它真的能成熟为某种故事。当我大脑把某些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存入文档，我就知道我要写下它们。
Q：是什么让你着迷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地带？
A：因为这就非常接近于我自己体验世界的方式，只是它比我真实的体验更强烈。我并不真的相信幽灵和天使，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物，但我很习惯它们在现实世界里可能呈现的样子。我的想象非常生动，而且我也感到生活本身就有点超现实，所以我其实是写下自己的经历，只是需要在小说里把我在现实中的感知推得更极端一点。
Q：你觉得这和你小时候听了很多故事、很早就培养了想象力有关吗？
A：一定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如果我要离家很长时间，我就会跟我的家具道歉。我会解释说我要去旅行，但我会回来。我想我看过《比维的剧场》然后信以为真，觉得家具都是活的，如果我让它们生气，它们就会试图吃掉我。那种游戏的感觉从未淡褪。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感觉消散了，或者不再活跃了，于是萎缩了。但艺术家，特别是作家，必须唤醒那种游戏感。如果你没有这种东西，你就不能真正创造任何有趣的事物。即使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当我在做各种杂事或者随便干什么的时候，那种游戏的感觉和编造故事的潜能一直都非常活跃。那很好——它让我写作更容易，因为我感觉自己从未离那个古怪的、超现实的世界太远。
Q：性在你的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又不是吞没你的小说。你是怎样在写作中处理这个主题的？
A：我对写性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我觉得很多作品没有把它写好，有时候又写得太过分了。当我看到一些作家害怕去展示快乐，我总是很烦。我已经厌倦了去读那些十分可怕的性描写，那里面每个人都很倒霉，最终也许有一个人获得了非常勉强的高潮。我想，要不我来写一个性场面，其中每个人都觉得很好？我的人物的确在各种各样的心境下发生性关系，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在艾奥瓦上过Allan Gurganus的课，他把我的小说拿出来在课堂讨论——那其实是《真女人就该有身体》的另一个版本——他很高兴看到这里面有性的部分。他说，你总是应该给你的人物一次滚床单的机会——他们如此努力，这是他们应得的。我觉得很逗。我也告诉我的学生说，小说里派对的场景非常重要，因为一场派对可以朝任何方向发展。性的场面也是类似的。你只是把不同人物放在一起——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我也很喜欢只是把性当成自然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个部分最不受到关注和评论，那只是一个故事的一部分，是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现实中一样。这本书里有些人物会既和男性也和女性做爱，我希望这种性的流动也并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事实而已。有人会把《为丈夫缝的那一针》描述为情色作品，而我也喜欢情色文学，然而，这篇小说并不是情色的。故事本身并不会服务于性的主题，应该是性主题服务于故事。
Q：那么恐怖呢？恐怖元素也在这部小说集大部分篇目里存在着。
A：恐怖是我最爱的类型之一，因为它如此具有可塑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保守的——它仍然非常男性、非常白人。《逃出绝命镇》（Get Out）这部电影这么火，很让人吃惊也很不同寻常。另一方面，恐怖也可以变成一种非常实验、跨类别的空间。它反映了如此多的焦虑与恐惧。当你进入恐怖作品，你就是在进入自己的头脑，你自己的焦虑，你自己的恐惧和内心那些最黑暗的地方。如果恐怖没有表现好，那就是因为作家或者导演并没有调动这些东西，他们只是四处放出血腥场面，或关注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物。但恐怖实际上是一种私密的、怪异的、可怕的东西，如果能写好，它就会瓦解你，改变观看者和读者。那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在个体层面和文化层面有何畏惧的信息。我很喜欢小说的一个方面是，它具有保留空白的能力，让读者可以参与其中。那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工作，也是我在写作中最有兴趣的部分。
Q：《十恶不赦》包含将近三百个片段，重构了电视剧《法律与秩序》的故事，写这篇小说的想法从何而来？
A：2009年，我得了猪流感。那时我在加州生活，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我大概应该去医院的，但我病得很重，去不了。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我发烧三天，并且产生了幻觉。但在我病得很重、什么也做不了之前，我打开了网飞上的《法律与秩序：特别受害者》，那时刚刚开始自动连播的功能，于是我就一边发烧，一边有这部剧作为背景在播放着。我挣扎着去浴室，躺在浴盆里想要冷却下来，因为身体感觉太热——或者也可能是太冷了。我记不清了。我很庆幸我没死。
我会开玩笑说，这篇小说的情感根源在于我看那部剧的时候体验到的高烧幻觉状态。但是几年过去，我遇到了人生中的低谷，那时很大程度上靠写作支撑自己。我也会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包括《法律与秩序》。我最初的想法是把既有的剧情改写为有点超现实的版本。所以我看了看这些剧集的梗概，试图加以变形，让它们有超现实色彩，但发现那太局限了。然后我意识到，每一集的题目都是一个词的题目。那么假设我用这些题目做文章呢？我把它们都列出来，开始想象并写下两位主角本森和斯特布勒的故事。我利用这些剧集标题作为抓手——好像猴架那样，我可以穿越它们，摆荡到各处。令我吃惊的是，我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完成了小说。我当时考虑过性暴力，我们如何谈论和表现性暴力，然后我把所有这些思绪都汇集到一个作品里。
Q：你的非虚构作品展示了格外敏感柔弱的感受力，你也会在你的小说里感觉到这种柔弱吗？
A：对有些小说更为明显。写某些小说的时候我的确哭了，或者在写某些段落时哭过，因为那毕竟是我自己去进入某种非常亲密、个人化的东西。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工作时我不喜欢多愁善感。我试图用形式上的实验性或一种钝感来克制我的情绪。我努力控制，但这很难。有一部分是因为，我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我的女性作者身份，这让我展现脆弱性的时候更危险了，因为我被人预设为柔弱的。于是通过暴露自己内心情绪的方式写作，几乎就是在强化这个印象，而我对这么做很犹豫。我是说，在我的小说中，也还是存在一部分情感上的坦诚。那对我也非常重要。
（本文原载《巴黎评论》2017年10月3日，译文发表于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98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