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随记

陈弱水：中古传统的思想变异与裂解 1.时间上，安史之乱前后是此一思想变异的关键节点，其特点就是“儒家复兴”，这表现为“新春秋学运动”与“古文运动”，尤其以后者为代表。注意：这一论述局限在“士人群体”上，然而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实则并非主导。 2.上篇：文人与文化。魏晋以来，出现了独立的“文学”观念。此前的“文学”大致指学问，指向政治教化的功能，但此后的“文学”有了独立的艺术性价值。南朝的“文笔之辨”体现出这一点。“文”作为独立的观念有技术与美学的要求：韵文、华丽、精致。 3.《文心雕龙》尤为体现出“文”的独立意义，但仍以儒家经典作为讨论的规范。裴子野的《雕虫论》则显现出相反的思想倾向，尊崇经典，贬斥时文，不被当时的文坛所接受。 4.刘彦和与裴子野两人除了在文学观念上有差别外，实则都尊崇儒家，信仰佛教。“儒佛兼崇”的心态被称为“二元世界观”，是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典型的心态表现。 5.六世纪初，南朝文学北传，北方人士对其进行了调整尖锐的批评，简言之，即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教，拒斥独立的文学观。这体现在初唐四杰之一王勃身上。王勃作为当时的文学翘楚，对文学的独立意义表达了拒斥。强调文章的道德教化意义，排斥其过度的华丽藻饰。这与其特定的家族背景有关，王勃是王通的孙子；他生长于儒学世家，且具有特殊的家族使命感。其他三杰亦对南朝文学有其批评。自此以后贬义南朝，标举汉魏成为一大潮流。其中关键的转折性人物是陈子昂。 6.陈子昂文学思想中的突破性的内容是“兴寄”，意在文章要有寄托。这种寄托指向丧失千载之道，是对于道的主动承担。由此，文章与经世价值关联起来。 7.总结之，从南朝到八世纪的文人团体中，儒家始终是文化的正统力量，七世纪后半，文章是否应该为儒家文化服务成为核心的议题。 8.八世纪后期，文坛变异，以萧颖士、贾至、李华为代表，都认为文章应当服务于儒家思想与政治治理，取消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肯定经典，指向六经之道。独孤及强调文质具得之中，态度相对温和。总之，他们肯定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具体关联的内容有：（1）个人德行；（2）国政教化，文章为政治秩序的重建服务；这主要来自于北方深厚的儒学传统，以及安史之乱后士人们的文化反省。其具体的表现是尊经，其所本是经中之“道”。 9.“文”为人文秩序服务有其经典上的依据：《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亦是人文的一部分。“文章中兴”的思潮中存在减弱文化与文章区别界限的呼声。“斯文”的概念总体上指文化传统，但实则比较宽泛，在不同语境中各有其意义。 10.“古文运动”明确地探索与儒家价值相关的议题，开启了儒学复兴之路。四个特点：（1）文与道关联，道就是儒家之道；（2）虽然亦有将文章属于文化的呼声，但文学的独特性同样受到肯定；（3）儒家复兴与文章写作逐渐分离；（4）“古”作为反映文学与思想变化的新概念。 11.以韩柳为代表，文是道的载体，道是文的根本。但同时也强调独特性作为文学实践的重要特点。他们最欣赏的文体并非六经而尤其是西汉的文章。 1.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外儒内佛”或“外儒内道”，“二元世界观”。两组概念：内、本、方外，指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以及追寻这种道理的生活；外、末、方内，现实世界的秩序与规范。二元世界观的产生当然与特定的文化宗教相关，但并不仅仅如此。 2.玄学是开启二元世界观的决定性力量，以王弼为代表，开启了有、无，本、末的理论框架：世间的一切都是有，而其背后的原理是无。这相比于汉代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就更加形上化了。形上本体与形下的现实世界成为汉魏一下思想的根本主题。 3.相比之下，竹林关玄学关心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最为关注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精神的解放。 4.佛教的兴盛使得二元世界观得到大大强化。内、外概念中，“内”指秘密、本源之意，佛教即以内自居。 5.需要注意的是“二元世界观”不一定意味着内外本末的相互抵触，郭象的游外以冥内，就是冥合内外的典型代表。 6.从思想史意义而言，二元世界观使得佛教与道教获得正当性，巩固了中古文化思想的多元性。 7.“文章中兴”的代表人物都与佛、道有或多或少的交涉。但在二元世界观的架构内，他们并不认为其与儒家思想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家指向的是集体秩序的原理与价值。 1.韩愈向中古二元世界观发起挑战，主动挑起儒家与佛道的战争，意图建立以儒家为核心价值的统一世界。 2.韩愈的思想绝无仅有，即使在晚唐也少有与之相同者。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