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叫“潮州系的华侨”

天看到一篇写到中餐馆在纽约的变迁的文章，提到了华人在外国的共同习惯和心态变化。里面有一段结语，“华人好像一向没有落地为家的文化，赚的钱是要寄回家的，自己早晚也是要回家的。这种挣扎在最近五六年的新移民那里渐渐消失了，这里当然不是他们的家，不过是一个‘备份’而已“。

想起了启微出品的《资本的旅行》，在总结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把这个结论阐述得很清晰。“第一代华侨对民族拥有强烈的归属意识，第二代华侨以国家意识为自我认同，第三代华侨则试图在社会内部联系中追求自我认同。”

其实刚接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时候，一度不是很理解，社内几个品牌都出过不少中国的古代史或近现代史，而译作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为什么要去翻译其他国家的作者写的我们自己的历史呢？其实是忘了兼听则明的道理，编辑老师们也常常说可以对比看看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历史的，以及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角度观察，可能更客观地发现，我们的历史怎么和他们的历史发生关联的。《资本的旅行》的作者滨下武志，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和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的专家，不仅在日本多家大学当过教授，也当选过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所以由他来写这本19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华侨、华人金融网络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

全书分了十个章节，前两章比较系统地说明了华人和华侨的关系，以及所谓的商业关系网是怎么形成的。刚看的时候稍微有点枯燥，或者说偏学术，偶尔有种看大学教材的感觉。不过也有很多“冷知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没有双国籍的，而书中提到这个方针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却是第一次知道。在此之前，海外的华侨们是保留中国国籍的，而周总理提出这个的原因是为了打消东南亚各国担心华侨在当地势力太大的顾虑。此一时彼一时，万隆会议意义远大，促进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却也让华侨一度成为了在外打拼却不得不“谨小慎微”的群体。对比其他国家的移民群体，尤其是犹太人，华人在外比较“固步自封”，很少参与所在地的社会事务，除了华人文化和性格，也许是从那时候开始奠定的。

接下来的四章，讨论了华侨经济与民间金融，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侨汇关系网的展开。跑船的那一段还挺有意思，这种民间的金融发展，离不开宗族，否则从一开始就无法建立信任。说起宗族，一直以来最有代表特色的就是广东和福建两地，而再缩小范围，人们常说的潮汕地区其实恰好连接了这两个沿海大省。书中对潮州的华侨着墨很多，以泰国为中心的潮州同乡团体甚至是东南亚最大的同乡团体，而曼谷的潮州会馆又是各地潮州系同乡会馆的中心。看到这里很有感触，在广东这几年接触了不少潮州系的人，他们真的非常团结，独特的方言和文化让他们走到哪里都能自成一个团体，做生意甚至都不重视笔头契约，似乎同乡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保障。书中列出的潮州系的华侨名人，各个时期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口变化，还有潮州会馆的庞大架构，可以说一个人出生在潮州，并且选择了进入这个关系网，可以说一辈子的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在这个体系中设计好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细节，在抗日期间，日本的华侨也通过日本的商业银行，向国内输入资金，支持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本的商业银行保证这些资本顺利到位，如果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公开的话，会不会这些银行被日本人当成是“叛国”呢？商业的逻辑，很有趣。

最后四章，随着资本的时间旅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新型的移民，新的产业结构开始逐渐形成，在外的华侨更频繁地和国内市场发生互动，也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家乡。国内更多的企业，积极引入海外华侨资本。

滨下武志先生在网上也与国内很多专家教授进行了本书的发布座谈会，当时除了主讲人和与谈人以外，也有很多提出问题的老师，遍布中国各个省市的高校和研究院。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宁波的教授，第一时间看完了，很赞赏滨下先生的研究。又说起自己的家乡浙江也有很多华侨，在抗战时期开始就在回报家国，之后也一直积极回馈建设家乡，书中大部分集中在广东和福建的华侨，也提到了云南和东北地区，却没怎么涉及浙江，有点遗憾。滨下先生很谦逊地表示，时间有限，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

启微的李期耀老师作为本书的责编，促成中文版的出版，还别出心裁地推出了一个DIY的版本，让我在一窥华侨关系网究竟之余，还能体会一下亲手组装成书的乐趣。虽然经济学很久没有碰过，书也只是很浅地看完了，还是很有收获。潮州人的认同感很强，也许副标题加个“潮州系华侨对国内抗战和建设的贡献”之类的字样，在某些地区会大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