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杨立华：四书的历史条件及其精要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四书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会单独选中这四部文献？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和思想前提预设之下，才有这样一种思想结集的可能？如果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也就是儒家经典从六经到四书的这样一个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发生的？ 　　我们既要看到我们和经典之间的深刻共鸣的关系，也要看到我们同经典之间的深刻断裂的关系。只有同时意识到这两点，我们才能发现我们每个人走向四书的方法。 　　在今天看来，我们常常觉得四书就是国学的根基了。到四书这儿，宋代人的注释就已经古得不行了。但我们要知道四书的文献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直重要，或者说从孔子以后到北宋初年都不是最重要的。当时整个一千年的时间，真正重要的经典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孟子》从先秦、两汉乃至隋唐，一直都是子书之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文本系统是经、史、子、集，经是排在第一位的。《孟子》只是子部儒家类的一本书而已，而且跟《荀子》的地位并无本质的区别。到了宋代，这本书被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 　　为什么四书到了北宋被提升为经典的地位，到了南宋经由朱子的确定、合集成为后一千年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展开的真正的基础呢？这是我们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回到整个两宋的思想氛围来看，而要讲明两宋的思想氛围，我们就要找一个和它相对应的时代，这个时代我就选择了魏晋。我们看看两宋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它的底层预设发生了哪种改变，或者说两宋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前提跟魏晋时期有了怎样的不同。在此我要引用的汤用彤先生的著名论断，一种传统认为圣人不可学、也不可至；另一种认为圣人不可学、而可至。意思就是说“闭其累学，而取其能至”，不能通过后天学习来达到，却能通过一种神秘的手段达到，这种神秘的手段就是静坐，或者禅定。这显然是一种佛教传统。汤先生说，而到宋明，把这两种传统放在了一起，圣人既是可学的，又是可至的。这就是汤先生的一个著名论断。 　　中国人认为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实际上严格地说只有魏晋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才把魏晋和宋明挑选出来。两宋的基本论调是说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道德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的，而魏晋的风格是说完美的人格是后天的努力无法达到的。这是两者的区别。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取魏晋作为参照系统的重要原因。 　　这个理论预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整个魏晋风度或者说魏晋玄学的最根本的思想前提，同时又是魏晋整个政治哲学的根基之所在。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都以人为思考的对象和目的，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始终都处于核心的位置。 　　思考人的问题如果说得简单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就是个体道德的问题，或者说个体生命状态的问题；另一种就是共同体或者说社会或者说国家的整体状况的问题。前者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而这两种问题的思路又是相互作用，息息相关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转”这样的预设，预设了怎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图景、政治哲学的可能呢？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的性情、才能都不是后天努力所能改变的，那么在一个政治系统里什么最重要？如果我们预设说每个人都不能改变，那么我们识别人，得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才性，然后选才，重要的在于识人选才。识人选才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或者道德完美的人，而是要把不同才智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汤先生认为，这样的选材观念的出现，败坏了后世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人没有所谓不道德的，只有人被错置、错位了这种情况。什么叫错位？这个人应该去做法官，你去让他去做财务官，结果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好的结果，那是因为人的位置错位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道德，而在于识人和选才。 　　那么两宋呢？尤其是北宋，北宋与魏晋时期整个思想预设形成了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就体现在：第一，它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时代氛围。这样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时代氛围，它的基本的前提预设与我们刚才说的偏材之性不可转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样的基本预设，人的最重要的方面首先体现在他的道德。一个良好的国家必须是由大多数有道德的人，或者说大多数的人有道德，才能导致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社会状况，因此在这样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里，对于每个个体最重要的是教化，尤其是道德的教化，是人的道德的提升。他要努力通过政治的方式，建立一个带来普遍的道德提升的土壤。只有有了这样一个普遍的道德提升的土壤之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伦理状况以及文化状况才能是好的。这是它的一个预设。 　　我们可以把北宋整个的开国规模和士大夫规模总结为两个字，一个是北宋帝王的“畏”，一个是北宋士大夫的“忧”。而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两者，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两种精神实质。我们读完《四书章句》以后就可以发现，儒家精神最根本的实质是什么？是儒家最核心的情绪和气质。有了这两者，北宋的儒学复兴能开展到那个规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理解了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后，我们就进一步回到我们的主题。北宋的底层的政治哲学预设是人是可以教化的，而且教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把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四书的重要性已经呼之欲出了。四书的集结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之下诞生的。 　　这里我们再跳出来一点说一个问题：宋代儒者思想成长的一番道路。如果我们去看北宋思想人物的传记可以知道，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泛滥佛老而归本六经。他们最初都要深入到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中去深入思考，然后要反归到儒家的六经里面去，重建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形上学根基。归本六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六经实际上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解释方向是非常多的。你随便从六经里抽出一个片断，或者抽出某几个片断都可以形成一个迥然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形上学体系。 　　仅仅说归本六经并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要建立的思想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仅仅说归本六经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所以我们知道，汉代的经学解释跟唐代以及魏晋的经学解释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说归本六经，那么归本六经哪部分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朱子语类》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强调四书的，“四子，六经之阶梯”。（四子就是指四书）在《朱子语类》里，那时四书的名字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内容是清楚的，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那么四子是六经之阶梯，是达到六经的途径。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可以这么说，可以把四书视作北宋或者说两宋儒者理解六经的事物。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六经的位置已经很虚化了，真正实在的恰恰是四书。 　　四书的出现，是跟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是可以教化的；第二，教化是治理的唯一办法，是治理的真正的重心之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大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人的成德次第，教化的具体方法以及教化和治理国家的关系。修齐治平，由修身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一个状况。接着是《中庸》，什么是《中庸》？它的特点在朱子看来，是孔门之心法，是孔门传授心法。所谓心法就是一种思想、一个学派最核心最精要的那个部分。中庸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庸》里也有方法论，但是它的方法论是跟目标以及根据结合在一起展开的。《孟子》则是更深入地对道德修养之必要性以及道德修养之可能的根据的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是人的德性的根据。这个人的德性的根据是什么？人性问题。《孟子》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他对人性的思考。而《论语》则是具体地讲述如何教化，是一些教化的具体范例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具体范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书都与人的教化有关。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四书才会在如此众多的古代文本中结集为所谓后封建社会也好、所谓近世社会也好的精神基础。这是我强调的四书之所以出现的必要性。 　　四书的具体形成过程。我们先来讲《论语》。《论语》进入经典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在汉代，《论语》和《孝经》被视为小学，不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或者说最高的经典。它只是人们学习和理解最高经典的一些准备阶段。这样的文本是一开始每个人入门都要学的东西，而到了五经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了，只有很高程度的人才能学习。这个过程到了唐代就已经有改变。唐代把《论语》列入最高的经典之一。到了宋代，更是把《论语》的地位提到了最高高度。这里接着就是《孟子》。《孟子》我们刚才讲了是诸子之一。在汉代《孟子》只是子书之一。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基本时代的氛围以及时代问题的指向都印合了《孟子》的内部思想的深刻性。像二程、张载、朱子这一派强调《孟子》之重要性的声音占了上风。到了南宋，《孟子》就已经被确定为确定无疑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我们都知道，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而已。《中庸》和《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中庸》在梁代的时候，在六朝时期就已经有别本单行的情况，就已经有单行本了。已经有人把《中庸》从《小戴礼记》中抽出来，作为单独的经典来讲述。比如说梁武帝还有一本叫《中庸讲疏》的东西，这在当时很有名。只有唯一的一本是宋人把它单独拿出来了，就是《大学》。 　　这四种书之所以被拿出来，除了时代的课题和时代的问题指向这种关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就是儒家道统的传承关系的问题。 　　儒家道统里面，“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儒家弟子分为八个派别。这里最为核心的、被视为正统的是思孟学派。思是子思子，孔子的孙子，孟是孟子。子思子的作品就是《中庸》。因此，在宋代对先秦道统的继承过程中，它继承子思子和孟子这两本书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思孟是道统。关键是《大学》。《大学》在朱熹看来，是曾子的作品。《大学》在朱子那里被分为“经”和“传”这两部分内容。大学一共有十章的内容。其中第一章朱子认为是属于“经”的部分，从第二章到第十章这九章被朱子视为是“传”的部分。经的部分根据朱子讲，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因此我们注意，由于子思子是曾子的学生，而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一个完整的道统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一个道统的观念当然也是选择这四部典籍作为四书的重要原因。因为《礼记》里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本，比如我特别强调《礼记》里的《儒行篇》；比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叫《乐记》。我们知道北宋一个最为核心的哲学概念是“天理”，这两个字在中国最早的文本根据就在《乐记》。但是由于《儒行》以及《乐记》这几篇文章在道统的谱系上找不到它的位置，所以也被朱子去掉了。这是对四书形成的一个说法。 　　朱子经过深入的思考，确定了这四部经典。以后朱子在四书的注释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毕生心血的凝聚。朱子曾经非常自豪地说一句话，我的《论孟集注》，一个字增不得，一个字减不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在骄傲感。不仅四书本来就是精华，朱子的注释又是精华。《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的名字大家读的时候要这么读，“四书章句”顿一下，然后读“集注”。因为《大学》、《中庸》叫“章句”，《论语》、《孟子》叫“集注”，章句和集注是两回事。章句是一种解释的方式，主要是朱子自出胸臆，主要是自己的理解。集注是朱子汇集北宋儒者对《论语》、《孟子》的解释所形成的一个注释。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总体的理解。 　　中国思想历史上有两个奠基性的人物，前一千年当然是孔子，就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代。而宋以后就是朱子。朱子用一辈子几乎注释了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的古代文本。朱子临死之日，还在修改他的《大学章句》，可见此书对他的意义。古代以这本书来考进士是有道理的。 　　朱子除了《四书章句集注》以外，对于四书的著作还有一部非常重要，叫做《四书或问》。《四书或问》实际上是可以跟《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配合起来读的。是针对四书中那些有疑问的部分加以充分的展开。所以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释的篇幅上，要比《四书章句集注》大的多，也详细的多。因此可以参照阅读。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前者是在朱子中年就已经写完了，而后者是到晚年都一直在修改的，因此这两本书在解说的过程中是有些地方不一致的。如果遇到的话要去认真面对。 　　四书成立以后，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经典的建构就出来了。进一步理解宋明理学，从宋代（当然也包括元代）到明代，对四书的具体解释是分判宋明理学家思想倾向和学派的根据之所在。尤其是对《大学》里面“格物”这个观念的解释。对这个观念的不同解释，实际上是分判宋明理学不同思想倾向和派别的根据之所在，或者说是最为重要的根据之所在。 　　四书的次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个次第是后儒改的。朱子的本意，据周予同先生的研究，不是这样排的。应该是《大学》在首，其次是《论语》，再次是《孟子》，最后是《中庸》。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庸》放在最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而心法是不能上来就读的。这是整个一个次第的过程。 　　我们就依据这样次序先讲《大学》。《大学》的核心观念其实是强调一个方法论，它是一部方法论的著述，讲述一个人具体成德的次第的著作。就是说，一个人要改变自身，或者教化一个人，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大学》的主要内容。 　　然后是《论语》。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它，就是“大”。《论语》是一部极为宽容的书。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厚道的东西。《论语》的每一句话，表面看起来都平平无奇，但是你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它韵味无穷。程子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他把《孟子》和《论语》对比起来说，孟子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英气太多。所谓英气太多就是伤人，太明亮、太刺眼。他说，孟子就像水晶，而论语就像玉，玉一定是温润的。 　　《论语》是把孔子治国修身以及教化的思想统统汇集在一起。孔子思想在教化这个层面在治国这个层面当然是“礼”。所以我在这里帮助大家矫正一个观念，很多人说《论语》最重要的观念是“仁”，错，至少我认为是错。《论语》里最关键的观念是“礼”，如果不能把握《论语》里礼的道说，你根本无从理解孔子讲的“仁”是什么意思。这是孔子的最核心的概念，我认为孔子的思想可以归结为“礼学”。 　　讲个人修身，他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强调为学，要进学。孔子很多地方是讲为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他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就是迷路，我们学习是学陌生的东西，学习是一个把自己投入到新的陌生的东西里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是什么？人容易失去方向感。所以是强调迷路。“思而不学则殆”，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说停止、懈怠，一种是说危险。我觉得是“停滞”的意思，思是从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推出那些没有的东西，从我们熟悉的东西推出那些陌生的东西。但是如果不经过学习，你所知道的东西始终是有限的，你思考的哪怕精微到了极点最终还是会停滞下来。所以，孔子在强调道德修养的时候是一个思、学并进的过程。为学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交友。这也是道德修养非常重要的方面。孔子交友有一个原则：“主忠信，无友不如己”。可是我问大家，如果大家都坚持“无友不如己”的话，这个世界还有朋友吗？你想跟比你高的人交朋友，而比你高的人却不想跟你交朋友。这句话是否矛盾？不矛盾。所谓“无友不如己”，是说只要一个人能成为你的朋友，他就必然有某些方面超过你，比你优秀。如果你找那种什么都不如你的人交朋友，我认为你不是交朋友，你是在寻找心理安慰。 　　在教化的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第一，有教无类，谁都可以教。第二，因材施教。那么读《论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论语》的上下文。《论语》每一条都是有他的上下文语境的。我们不能把《论语》中的话简单地拿来作为普遍的哲学命题来用，当然不是说孔子的话里不包含普遍的道理，但是你直接拿来就不对。 　　举个例子，比如孔子在叶这个地方，叶公问他：“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因此，很多人说，儒家是亲亲的，儒家是不讲公正的，这是完全不懂。这就需要回到上下文，第一，攘羊是大罪吗？是杀父弑君吗？不是，以这样一个小小的罪，儿子要去举报父亲，以这样一个小小的公正，去伤害一个大大的厚道，因为父子之亲在儒家看来，是一切伦理之可能的根基之所在。父子之亲都可以伤的话，天下还有什么确定性可言。《孟子》有一个道德预设：“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就是说，舜的父亲如果杀人，舜怎么办？包庇不行，杀人是大罪，舜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该判父亲的罪。接着孟子说，另一方面，把他的父亲偷出来，背起来就跑。“弃天下犹弃敝蹝也”，天下这么点小小的东西在父子之亲面前对于我来说，就像破鞋子一样可以扔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苦心之所在。因为风俗淳厚，才是一个人德行成长的根本保证。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文化的创造力不在于这个文化能产生多少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当然这个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土壤有否创造力，它的根本标志在于这个文化土壤能不能产生更多的君、有道的人。这个文化土壤体现在哪里？风俗。而风俗是靠什么来培养？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厚来培养。 　　《论语》又好读，又难读。好读是说，在四书中，它是文字最清楚、最简单的；说它难读是因为越简单可能发生错误的危险越大。《论语》是一部明理之书，但是它明道理的方式不是西方哲学式的思辨，而是语境化和生活化的。 　　《大学》强调“明其序”，强调为学之次第，《论语》强调“广其义”，以大来增广，那么《孟子》则是“深其思”。《孟子》的最重要特点在于，由于孟子是生活在一个对话的时代，一个思想言论非常庞杂的时代，因此他要面对不同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和反驳，反驳各种不同的错误思想。其中最有名的思想就是杨朱和墨子的思想。由于是在辩论中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因此《孟子》里面有《论语》里面所没有的对于一个道理的论证过程。因此《孟子》是非常深的，这几部经典里面，我觉得比较难读的其实是《孟子》。《孟子》的另外一个特点用韩愈的话说是“纯乎纯”，是非常纯正的，是孔门正统。我也非常同意这种说法。 　　最后是《中庸》。《中庸》是孔门心法。我们可以用一个“精”字，《中庸》就是“精其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庸》和《大学》是有互释的关系。它们之间常常有很多地方是互相解释，互相发明，互相发挥的。比如《中庸》第十三章与《大学》第十章的关系，以及《中庸》第二十章与《大学》八条目的关系。 　　总之，四书要经常读，你的人生将日渐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