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重建》读书报告

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写于70多年前，当时抗战刚结束还未得到全面解放，农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市兴盛而乡村衰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费孝通先生以其远见的眼光提出通过发展乡土工业促进乡土重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焕然一新，农业进一步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当下乡村处境与70多年前大不相同，那么现今乡土又应以怎样的方式建设？重建以后还是乡土吗？ 本书共13章，作者先从文化状态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又对乡村、市镇和都会这三个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界定。乡村衰败而都市繁荣，作者从经济、政治、人才这三个方面分别阐释瘫痪的小农经济、僵化的基层行政和人才回不了家这三种问题。乡土若想复兴应当往哪个方向出发？作者认为需要发展乡土工业，中国土地问题严重性的表面化是由于乡土工业衰落而引起的。发展乡土工业需要农民的支持，需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程度，同时也需要地主找到地租以外的新的经济基础。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作者指出，积聚资本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实现财富的平均分配，而资本的储蓄和利用应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 1.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中提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故在本书的开篇作者就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中国社会变迁可以看成是农业文化到工业文化的更替，不同文化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改变。农业社会经济匮乏，生活程度低、缺乏发展机会，物质基础受到限制，人们对待经济的主要态度是“知足”，修己以顺天，即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相反，工业社会是丰裕经济，机会多、事业众，人们所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修天以顺己，即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 为什么人们会以知足观念对待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的物质享受会引起什么结果？我国传统小农经济是匮乏经济，土地经济中报酬递减原则、可耕地面积受地理影响、农业生产的季候性与消费终年性的矛盾，都限制了资源的供给。对物质享受的爱好本是人性之常，但“一人的物质享受必然是其他人生活的痛苦”，各种史实、教训和领悟共同凝成知足安分的态度，这也是儒家文化大为倡导的。匮乏经济下，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的精神无法获得满足，于是知足安分的观念便发生了，与此同时，这种观念又把人安定在这种匮乏处境里。可见知足安分的价值观念和匮乏经济是相配合的。而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与传统匮乏经济相配合的价值观念已无法适应这个新的处境。 过去中国在接受西洋文化后，不仅没有得到经济解放反而更形穷困，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匮乏经济的恶性循环并没有打破，主要指“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其二是利用现代技术的社会组织尚未建立，需要使个人对于社会身份里的活动不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享受。丰裕经济中同样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即“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当前科学发达得太快、技术进步得太快，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我们应该怎样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得到和平的生活？怎样建立一个与现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建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这二者是需要同时考虑的问题。

2.瘫痪的小农经济 作者对工业国家和我国经济危机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发生危机会崩溃，而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现代工业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密切相关的分工体系，因此某一部门受到阻碍或是活动周转不灵，都会使生产停顿出现经济危机。而小农经济的瘫痪更加严重，它是慢性的、逐渐加深的，是每个细胞逐渐在瘫痪，是生产能力的败坏。 小农经济自给性强。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个并存排列在无数村子里的独立小农，在小农之间很少分工，大多数的农民是为了自家的消费而生产的，因此即使邻居家生产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到自家的生产。即使是像香烟、耳环之类农家必须出卖一部分农产品才能购买的这些东西，也和现代经济的互相倚赖性是不同的。因为这些需要依靠都市供给的并不是农民生活上不能长期缺乏的东西，即使缺乏这些物品也不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然而，小农经济也会出现生产停顿。当遭遇天灾时，农业生产便会停顿，农民无法以降低生活程度的手段来应付，传统的办法是“逃荒”。除了天灾会导致小农经济的瘫痪之外，人造的灾荒更加严重，即把劳力和土地隔开，把劳力和农时隔开，结果是土地的荒废。摊派使耕种的农民没有饭吃不耕种的人反而有粮食吃，农民逐渐放弃土地离开生产事业，这在性质上和逃荒并无不同。 中国经济中生产细胞逐一破坏形成瘫痪，瘫痪是慢性的崩溃，甚至比崩溃更为严重。眼看一个一个细胞在破坏，而大家还是在拖，一直要拖到没有了健全的、生产的细胞为止，到那时候，即使有机会改弦易辙想走上建设的路，但每一个零件都已经腐败，机器是无法使用的。

3.僵化的基层行政 贪污和无能会腐蚀行政效率，这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暗疾，是个文化和社会问题。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轨道，这种专制政治容易发生桀纣，不太可能维持。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的双轨形式。为防止皇帝成为暴君，中国以往的专制政治中有着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因为在传统专制政治下，法律范围管不住皇帝，政府的有为只是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开快车，如果政府政策不符合民意，最后遭殃的还是人民。第二道防线是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自上向下的单轨到县衙门就停了，衙门的命令由差人传给地方乡约，乡约接到公事就得去请示自治组织里的管事，若管事不同意上面的命令，便会用他绅士的地位去和地方官以私人的关系开始接头，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也就开始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地方上的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不受中央的干涉。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事实上当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机构中，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绅士在此起到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政治双轨形式被保甲制度拆除了。保甲制度的本意是成为基层的自治单位，从这起点筑起一条公开的自下而上的轨道，实现现代的民主政体。但保甲却是以数目来规定的，而且力求一律化，因此在乡村中常存在官方和民方两套，官方那一套有中央权力的支持，民方那一套却是不合法的，于是官民两套在基层社会开始纠缠。基层行政的僵化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把传统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的调协关键破坏了，而并没有创制新的办法来代替旧的。 针对中国采取的防止皇权滥用的办法，即皇权无为衙门无讼，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办法，现代生活中许多有关人民福利之事必须动用政治权力才能完成，所以这种无为主义不彻底、要不得。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即通过宪法和民主来加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防止皇权的滥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也可能引起绅士自身的腐化。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在地方，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对老百姓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需要把人才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

4.人才回不了家 乡土联系维持着自然的有机循环，有机循环即那一套所维系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人也有根的，个人不过是根上长出的枝条，他的茂盛来自这个根，他的使命也在加强这个根。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资料，供给他教育文化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从社会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不论是人才还是物资，如果像矿苗一样只取不回，经过一个时候这地方必定会荒芜。一个健全的和能平衡的文化必须站在有机循环的基础上，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然而经过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被腐化了。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 关于地方人才，作者举了英国过渡性领袖的例子，这些担负过渡性领袖责任的人一般是从都市里退休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他们并不出生于乡间，职业也不在乡间，只是退休时回到了乡间，成为地方自治机构中的重要人物。对比我国，若拥有专长的人才退回到乡间去，也能做到英国那种情形，可问题是这些人才一旦老了并不回乡。 人才“已经回不了家”是不愿，也是不能。一方面，几年的离乡生活将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从而使个人感觉上产生了隔膜，城乡文化差异造成了城乡解纽，人才不愿回乡；另一方面，由于大学不是为乡土社区造人才，西洋知识在乡间无法应用，从而造成人才不能回乡的局面。“已经回不了家”会导致无法用新知识改良传统社会、产生寄生性“团阀”阶层等后果，进一步损蚀乡土社会，因此需要进行乡土复员，恢复城乡之间的循环关系。

5.乡土复员 假如我们还希望走上一条安康的道路，我们应当向哪个方向出发？作者提出应该进行乡土复员。 乡土复员的前提是减轻农民负担，首先需要解决土地问题。理论上地租是在土地供养耕者之外还有剩余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中国的租佃制度却是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的，土地的生产无法单独同时养活地主和佃户两重人物，随着乡土工业的衰落必然引起土地问题严重化，注定了“耕者有其田”的秩序。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不只是土地权的重新分配，还需要让本来靠地租维持生活的地主另外找到一个经济基础。如果地主阶层找不到新的生产性的经济基础，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然而中国地主阶层踟蹰不进、因循苟且，无法在工业里自谋合理出路。地主阶层这种保守精神是他们根据阶层利益而养成的，长久的位育使他们可以在一个稳定的农业经济里过着寄生性的生活。他们的生存和繁荣不是靠他们个体的能力，而是靠着微妙的制度上的搭配。只有“放弃农业，开拓工业”才是地主阶层应当采取的道路，但同时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把他们这阶层的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 土地问题解决后，要想提高农民生活程度，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谋农民收入的增加，需要发展乡土工业。发展乡土性工业尤需广大农民的支持。从经济上说，需要能耐苦的农民以生活程度来和西洋劳工相竞争；从政治上说，西洋工业背后随时可转变为军事侵略的政治压力，也必须以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统一才能应付，那更需要国民中80%以上的农民的支持。每种工业依它的技术的需要决定它制造单位的规模，制造单位并不一定等于经营单位，经营单位是工厂，在一个工厂里可以有若干制造单位，这些单位可以在一墙之内，但也可以分在各地。从技术上说，小型工厂可以建立在都市里也可以建立在乡村里，建立在都市里的优点主要是经营上的便利，而且靠近运输中心，在原料及配料的获取上也比较方便。建立在乡村的优点主要是乡村工业中工资较低，并且乡村生活成本低，维持同样的生活程度，乡村中所需的费用较都市里便宜。技术改进能够提高生产力进而提高社会的生活程度，但技术改进并不一定能提高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因为从新技术中所增加的生产结果不一定能分给社会上大多数人民。另外，新技术若没有新的社会组织相配合，也极可能引起对人民生活上有害结果。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是传统乡土工业的两种形式。家庭工业是“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其基础是农业里的剩余劳力，而作坊工业的基础是农业里累积下来的资本。如果要复兴乡土工业，需要从家庭工业的组织形式中入手改良，要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去建立合作机构。合作社的方式能够保证生产者获得全部利益的权利，取消剥削成分。 如果想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想提高生产力，想改良生产技术，得先增加资本。资本从何而来？得由自己省出来，需要我们在现有生产品中划出一部分出来，不加以消费而去换取生产工具，节约消费去创造资本。关于资本的储蓄存在悲观和乐观两种看法，悲观看法认为，中国以现在的生产技术所开发的资源还不够维持全部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准，所以不易有储蓄。而乐观看法认为，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在它的资本蓄积初期，人民生活之必须压低，是不能避免的，这对于生活程度已经非常低下的人民，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事。然而这并不一定不可能，人类承受痛苦的能力，往往超出人类自己的想象，尤其是这种忍受是在有一种光明的希望作支持的时候。中国是资本贫乏的国家，究其原因，我国土地上至少有1/4的收获用于地租，所剩余的部分无法维持生活，结果导致一半的农民不能不靠借贷过活。以往佃户们在耕种之外另有传统手工业的收入，以至于地主能收这样高的地租。但手工业崩溃之后，地租不减，佃户们无法生存，土地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法实现资本累积，所以资本的形成需要从取消向乡土吸血的作用入手。 聚集资本应该采用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还是不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呢？关于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有人认为生产结果本就贫乏，一旦平均分配了，贫乏的程度固然可以拉平一些，但是连一个比较富裕的人都没有了，会使仅有的一点积聚资本的能力都丧失了。但作者认为，在传统的不平均分配方式中生活的农民固然被强迫减低了消费量，使他们生产的剩余增加了，但是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的财富却并不一定用在再生产的过程里，不一定成为资本，甚至可能成为奢侈的消费。用不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所形成的积聚资本机构内在的矛盾，不但效率低，而且会毫无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把乡土经济里的剩余交给地主是靠不住的，其中有大部分会被消耗掉，即使有小部分用来作生产资本，贫乏的乡土不易沾这种工业的光。二是农民忍受痛苦的能力在看不到“光明的希望”的情形下是有限度的，限度一到他们会反抗，不但破坏了那积聚财富的土地制度，连利用这财富所变成的资本也可能一把火烧光。 如果土地问题得到解决，财富平均分配，实现了黎民不饥不寒的水准，怎样使乡土里的生产者将剩余投入生产？自私的本性会使人们在达到这一水准之后增加享受的趋势，而要想征服贫穷就必须延迟享受，延迟享受的方式有两种：强迫与自愿。强制储蓄是政府代替地主获得土地经济的剩余，保护较低收入者，将小康水准上的收入征归国库，按计划发展工业，这样资本积聚得快而且利用资本的效率也较高。 但中国的情形是否有实行这种路径的客观环境？强制储蓄首先需要保证政府不滥用权利，能做这个保证的是人民一般的政治警觉性。在人民尚没有能力来控制政府的时代，把政府的权力扩大必然会引诱获得权力的人滥用他的权力。因此，走向民主的早期仍需减轻政府权利，广泛的基层民主才是民主政府不致变质的保证。另外，如果人民看不到他们被政府所征收去的财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的利益，政府要强迫他们纳捐，就会发生阻力。相比而言自愿的储蓄更好。要想自愿，就得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到老百姓认为是自己的家族范围之内。要他们储蓄就得使他们看得到所储蓄的确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些收入即使再用来投资，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结语 建国之后土地剥削制度被消灭，地主阶级在非自愿中取缔，大体上实现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耕者有其田”。这也符合作者“要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这环环相扣、逐步递进的方法，工业得以反哺乡土工业，再接着惠济土地上的农业和人民。以农补工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已让乡村焕然一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直播成为新农业，手机成为新农具，淘宝村带动返乡创业，这些不仅极大促进了产业发展，也使传统手工艺得到进一步复兴，让地方独特文化得到发展与弘扬。如今我们倡导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基层行政、地方人才、乡村工业这些问题，怎样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提升行政效率？怎样留住并引进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各地乡村需要怎样的乡土工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从何获取？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各要扮演怎样的角色？作者在书中也提到“怎样使乡市合拢”，那就是需要做到乡村和都市在统一生产的机构中分工合作，都市要成为一个生产基地，将传统的市镇从消费集团变成生产社区，让市镇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稳定的收入；乡村则需要考虑怎样在农业的路线上谋取经济繁荣，逐渐放弃手工业的需要。作者七十多年前提出的改革观点放到当代社会，有些内容确实不一定正确和适用，但结合本书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得不佩服作者研究的深度和前瞻性。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书中内容是自己经验和思索的记录，是一种经验，一种看法一种意见，不是一种真理，更不是一种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