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钱寅：乾隆时期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 ——以《四库》馆臣的评介为例

选自｜《船山学刊》2017年第1期。注释略。

编者按：该文围绕《四库全书》对王夫之著作之去取与评价，探讨清代官方对王夫之其人其学的认识过程。乾隆时期，由于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四库馆臣对王夫之的态度倾向于认同其为较有成就的经学家，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官方学者，并没有真正认识王夫之的学术精髓。作者钱寅，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虽为清初三大儒之一，王夫之的名声迟迟在道、咸以后才逐渐升起。在学术繁荣的清高宗乾隆朝，王夫之的名气远逊于顾炎武和黄宗羲二人。众所周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及邓显鹤、郭嵩焘等其他湖南知识分子的提倡下，王夫之不但最终于清末享祀文庙，而且其著作也被广泛搜集整理、刊刻印行。由于在清朝气运逐渐衰落的时代，湖南人才力挽狂澜，王夫之这位湖南乡贤有机会成为华夏儒生的榜样。然而，清代官方学术界对王夫之的认识以及评价，事实上并非始自道、咸、同、光之间。在乾隆年间，官方学者已经对王夫之的学术有所了解，并将其几部著作收录于《四库全书》，同时撰写提要评骘得失。虽然这种了解并不如我们今天这般深刻，但通过考察相关学术史，无疑能够深化对王夫之思想在清朝学术史上形成和接受历程的认识。 一、湖南巡抚采进本考论 现在据《四库全书总目》，以及留存至今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等文献，可以得知乾隆年间开四库馆所收录的王夫之著作有《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书经稗疏》四卷、《诗经稗疏》四卷、《春秋稗疏》二卷，凡四种；另有存目两种，分别是《尚书引义》六卷和《春秋家说》三卷。揆诸《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著，经馆臣评介的王夫之著作一共六种，且皆为湖南巡抚采进本。因此，应当首先考察清楚湖南巡抚所采进是什么版本，以及进呈王夫之著作的湖南巡抚是何许人也。 据晚清时代王夫之后人王之春编订的《王夫之年谱》载：“公（王夫之）生平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书成因以授之，藏于家者无几焉。”直到王夫之去世后十二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宜兴潘宗洛提督湖广学政，延王夫之之子王敔入幕，才从王敔处得观《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诸书。这说明王敔已经开始在为王夫之著作进行相关的收集整理工作。另据晚明政治人物蒙正发之子蒙之鸿所撰《蕉畦先生传略》所载：“其后修葺草堂，奉遗书付剞劂，梓以行世者，《正蒙》诸书十余种。虽于船山太先生之著述仅刊十一，可与善读者窥正学一斑。”足以见得王敔为传承家父之学所做的工作。 提督湖广学政潘宗洛通过王敔提供的王夫之《行述》，对王夫之的生平与学术形成大致的了解，并根据王敔所述为王夫之作传。潘传中所提到的王夫之著作，应该就是当时已经有所整理且有条件读到的，其中有“《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外传》、《大象解》，《诗广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家说》，《左氏传续博议》，《礼记章句》，并诸经稗疏各若干卷，又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得失之故，制作轻重倚伏之原。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作《正蒙释义》一卷，与前《思问录》内、外编，互相发明，以阐天人性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又以文章莫妙于《南华》，词赋莫高于屈、宋，故于《庄》《骚》尤流连往复，作《庄子解》、《庄子通》、《楚词通释》，又著《搔首问》、《俟解》、《噩梦》各种，及自定诗集，评选古今诗，《夕堂永日绪论》，注释《老子》、《吕览》、《淮南》各若干卷。”据此可知，供职于康熙年间的学政潘宗洛业已知道王夫之的学术成果丰硕。由于潘宗洛是本王敔之说作传，所以亦可以推知传中著录的这二三十种著作在王氏子孙手中似已成卷帙。 王敔的《行述》为潘宗洛作《船山先生传》提供了有关王夫之的资料，而潘传问世最早遂又成为后代为王夫之立传者之原始材料。乾隆年间，湖湘学者余廷灿也曾为王夫之作传，传中对其著作的著录如是：“乃著《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外传》、《大象解》，《诗广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家说》，《左氏传续博议》，《礼记章句》，并诸经稗疏各若干传（卷），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庄子解》、《庄子通》、《楚词通释》、《搔首问》、《俟解》、《噩梦》各种，又注释《老子》、《吕览》、《淮南》，评选古今诗各若干卷。”④将余传与潘传相比较，不难看出余传在著录王夫之著作时基本上全部沿袭潘传，惟字句上微有损益，读来似更加简洁明了。同时，这也揭示了从康熙年间潘宗洛作《船山先生传》之后到乾隆中后期，似乎并没有其他王夫之著作整理刊布，仍旧是早先由王敔等王氏后人搜汇整理的那二三十种。余廷灿是长沙府人氏，作为湖湘本地学者尚且对乡贤著述没有更深的认识，遑论湖湘地域之外的士人了。 据《年谱》所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诏开四库书馆，搜采遗书。公所著《周易稗疏》、《周易考异》、《书经稗疏》、《书经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叶韵辨》、《春秋稗疏》、《春秋家说》，均得进呈，奉旨列入《四库》。”这一点可以与流传至今的《四库全书》及相关文献参证。一般来说，在《四库全书总目》并不会标明收录书籍的版本信息，仅仅标注该书的采进途径。王夫之的著作由湖南巡抚采进，那么必定是湖南人氏所贡献。通过考察康熙、乾隆年间学者对王夫之著作的著录情况，可以大概得知当时王夫之的著作刊布甚罕，除了王氏家族自己整理的版本，似无其他版本流传于世间。因此，清高宗诏访遗书，湖南巡抚所采进的版本应该与潘、余二人所著录者同出一源，均为王敔等后人收集整理的版本。 在《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湖南地区进呈书籍并非一蹴而就的。湖南区域的搜书、进呈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最初由湖南巡抚梁国治主持，湖南学政褚廷璋等人实际操作。据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褚廷璋的奏折中所言：“与抚臣梁国治面商，于各州县志人物传内摘取所著书名，饬各该州县官访购；志乘不载之书，请本家子弟自行呈送。并设局省城，专派明白教官，将陆续送局书籍先为详看。”不难看出，当时采访遗书的主要线索是地方志的著录，地方志没有著录的就只能靠本家子弟主动呈送。 然而清廷在湖南搜集书籍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直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才有第一批书籍呈送朝廷，时梁国治已经调离湖南巡抚的职位，由觉罗敦福任护湖南巡抚。敦福在进书的奏折上写道：“湖南省地处偏隅，藏书不及湖北。前抚臣梁国治屡经出示搜罗，据各属呈到书部，率多习见，且有残阙，仅选二十四种，内有应行抄录者，委员设局监抄。因奉命入都，未及抄完奏进，移交到臣。臣随督催抄竣，发还原本。又据各属购觅，续得六种，共计三十种，会同学臣褚廷璋磨对清楚，装潢成帙，现将各书赍送四库全书处查收，以供采择。”敦福这份奏折本应有一份进呈书单，但是笔者未曾看到。敦福进呈书籍并非一次，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敦福再次奏进书籍。这次的奏折中附录了进呈清单，然而目录中并没有王夫之的著作。之后各地方进献书籍活动的高潮已过，现存档案中再没发现有关湖南巡抚进呈书籍的信息，也就是说湖南省的献书行为应该只有两次。 《年谱》中讲到乾隆三十九年王夫之的著作得以进呈，列入四库。如果记载时间准确的话，那么必非梁国治在任时所能进呈。因为据史记梁国治在乾隆三十八（1773）年末就已接调离了湖南巡抚任，赴京供职。如此，基本上可以认定王夫之著作由觉罗敦福采进至四库馆。既然在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的那次进呈中，清单上明确没有著录王夫之的著作，也就可以肯定敦福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的第一次进呈中，已经把王夫之的著作收录于内。关键性的证据即是敦福奏折中所写的“续得六种”，《四库采进书目》中“湖南省进呈书目”所登记的王夫之著作亦为六种，这正与现存《四库全书》中所著录的王夫之著作数量相等。由此可以推知，王夫之的著作正是由时任护湖南巡抚的敦福于乾隆三十九年二月采进至四库馆的。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现存《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所辑录的诸篇提要中，也没有发现王夫之著作的踪影。或许是由于王夫之之著作提要尚未收入其中，或许是由于王夫之著作提要并没有在彼时撰就。 正如今日所知，王夫之著作虽有被收录于《四库全书》者，亦有被禁毁者。通过检索《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可以发现王夫之的《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诗》、《七言近体诗》被列入“外省移谘应毁各种书目”当中。从上述八种书目来看，大多属于王夫之创作的诗文作品。身为前明遗民，诗文作品中对满清政权有所怨词似在情理之中。在为纂修《四库全书》而进行的地方征书活动中，查禁违碍寓意于其间。地方督抚在进呈书籍之余，更是着力于查禁有损清朝统治的文献。将上述八种著作划归违碍之列的人，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时任湖南巡抚的刘墉。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抚刘墉的奏折所附清单里，可以看到上述八种著作被提请查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墉在标注作者姓名时写的是“衡州王而农著”，“而农”是王夫之的字。一般情况下，在官方文件里著录书目署名应为正名，实际上在刘墉的奏折中对于其他人也的确署上了正名。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当时名臣的刘墉亦未能详考王夫之的具体情况，似不知道“而农”乃其字而非其名。除此之外，在留存至今的相关档案文献中很难再找到关于对王夫之著作禁毁的记载。然而清廷查禁违碍书目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即明季野史不用“国朝”年号而用“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王夫之笔下有《永历实录》等涉及南明历史的著作，但是在清朝严密的文网下并没有相关查禁记录，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些著作在当时并没有整理刊行，更没有被大范围地传播，以至于地方的学人、官吏不甚知晓。 二、《四库提要》对王夫之著作的评价 在潘宗洛所作的《船山先生传》中，王夫之的诸经稗疏似乎并没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外传》等著作重要，甚至连书名和卷数都怠于详记，仅以“诸经稗疏若干卷”一笔带过。后来的余廷灿亦是如此，宁肯花费大量笔墨在传记中誊录《张子正蒙注》的序，也不肯详细载明诸经稗疏的书名和卷数。通过潘、余两人所作的传记可以看出，康熙朝的潘宗洛读过《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衍》、《楚辞通释》四部著作，尤其表彰王夫之的性理学问；乾隆朝的余廷灿，则更青睐于《正蒙注》、《思问录》诸书，特别强调王夫之与张载学术之间的关系。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收录王夫之著作四种、存目两种，都归入经部。收录的四种，正是“诸经稗疏”中的四种。根据前面征引的褚廷璋奏折内容来看，地方官员以人物传记为线索按图索骥来寻访遗书。如果这个原则被真正切实遵循的话，地方官员不可能看不到潘宗洛《船山先生传》里所著录的书目。何况王夫之因功名被登录在地方《选举志》中，并且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被请旨升入乡贤祠，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看出，在征书、献书，以及收录入《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王夫之那些精研性理之书以及史论诸书等似乎被有意地避开。是故，在《四库全书》的修纂过程中，王夫之始终以一位经学家的面貌示人，而身处庙堂的馆臣也认定王夫之是一位隐居乡间的经学家。 馆臣为王夫之著作撰写提要，基本认同其学问征实不诬。从体例上看，无非是从书中举出几处例子，来证明著述具有根底，不是空言；同时再提出一二处不妥之论，以示瑕不掩瑜。既然馆臣以经学家来看待王夫之，那么馆臣对于其著作便不能不本着经学立场来评价。关于这一点，不妨就收录各书的提要分别来看。 在《周易稗疏》的提要中，馆臣认为其“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从这点来看，是符合乾隆时期主要学术风尚的。乾嘉时代的学术，提倡实事求是的汉学考据，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在馆臣的评价中，明显看得出《周易稗疏》的性质，与当时的学术界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所以，馆臣论定此书“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里，馆臣概括性评价此书：“皆随笔札记，以剖析疑义，大旨不信焦京，亦不信陈邵，亦不取王弼之清言，惟引据训诂，考求古义，所谓征实之学也。”更能看出，在馆臣眼中，此书高度符合当时学界的趣味。然而，王夫之并非乾嘉之际的学人，其学问本有自身的特色，所以此书中也有为馆臣批驳者：如在解释《讼卦》“鞶带”，未能引证《左传》和《说文》，进而造成误读；在解释“何天之衢”时，虽无大错，但用《庄子》书中意，未用梁武帝的解读，偶然失考。但是在馆臣的眼中，这些差错并不能影响这部著作所具备的“征实之学”的气质。的确，《周易稗疏》引证广博，言必有据。但是王夫之既自名为“稗疏”，便已经透露了此书不是正统诂经之作的内涵，故不宜用严格的诂经标准来衡量。否则，无法从中窥得王夫之独有的才情。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稗疏》是《四库全书》著录的第一部王夫之的著作，按照提要体例得略载作者籍贯生平。然而本篇提要中的记载非常简略，惟云：“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汉阳人，前明举人。”此外于王夫之生平梗概不置一词。然而，在这短短的十几个字中，就弄错了王夫之的籍贯。王夫之是衡阳人，属湖南衡州，而汉阳属湖北，王夫之的籍贯绝不可能与汉阳有所瓜葛。这一点似乎又不是单纯的笔误，通过检核《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金毓黻手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在《周易稗疏》的提要中都称王夫之为汉阳人。《皇朝（清）文献通考》在著录《周易稗疏》处也称王夫之为汉阳人。而在《四库全书考证》中《尚书稗疏》的书名下记录着王夫之为岳州人。前举诸书，都是在乾隆朝以及《四库全书》纂修期间编成的著作，因此首撰提要的馆臣一旦写错，后人便将错误沿袭。编撰《四库全书考证》的馆臣，虽然知道王夫之是湖南人氏，但似乎并不清楚王夫之具体的籍贯。从这些情况来看，充分反映出当时奉旨修书的馆臣对王夫之的情况并不了解。不过，这是馆臣“偶然失考”之处。雍正时由迈柱等编修的《湖广通志》，也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其中卷三十五《选举志·举人》“崇祯十五年乡试榜”，明确登录“王夫之，衡阳人”。馆臣之失在眉睫之间也！ 在《书经稗疏》的提要中，馆臣认为“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只是在有些地方“失之太凿”，随即举了一些颇为武断的例子。对于此书，馆臣所看重的是其中对蔡沈、苏轼学说的驳难。提要云：“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词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馆臣在书中摘取若干例证，要言之即王夫之在对《尚书》的解读上能够通过利用证据反驳宋代学者的错误，这与普遍存在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贬抑宋学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在文津阁本提要、文溯阁本提要中，这一大段举例都被删减，只留下了“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词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里，馆臣的核心评价是：“其诠释名物，多出新意，虽醇驳相半，而纰缪者极纰缪，精核者亦极精核，不以瑕掩瑜也。”其中所谓“纰缪”者，恐指提要中所目为“武断”的诸例；其中所谓精核者，必为攻驳苏、蔡之处。通过这些，足见馆臣重心之所在。 被四库馆臣归入存目的《尚书引义》，是王夫之以史说经的重要著作。馆臣认为此书是在推阐《书经稗疏》的基础上，“多取后世之事，纠以经义”。王夫之自以“引义”命名此书，即有引申经义的意思在内，显然自以为非严格的经说著作。通过提要的内容来看，馆臣确实曾将此六卷书从头至尾细读过一遍，所以才能列举数例以论证书中议论的不当。但正如后世所知，这实际上并未有真正领会王夫之的创作意图。细按《尚书引义》，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通过经义对后代政治历史的评议，也有依据经义对宋明学术的反思。应该说，《尚书引义》是一部在思想史上颇有建树的著作。然而，馆臣既然把此书至于经部之内，则必将遵循经部收书的总体原则来评价。于是便造成了就书论书，就经学讨论经学的困局，以致不能窥得王夫之著作内涵的精义。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书中，引刘毓崧的跋文对馆臣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四库馆臣仅知其为明末遗老，而不深悉其生平，故只能论其书，不能推知其意也”。不过，设身处地思考，刘毓崧将此书中的议论和南明政治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显非四库馆臣在其时代所能做到。从另外的角度来讲，馆臣就经学来讨论经学，认为其非正式的说经体裁，而且是对《四库全书》中《书经稗疏》内容的再阐发，因此将其置于存目之内也不为失当。 在《诗经稗疏》的提要中，馆臣认为王夫之能够“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即对毛氏、郑氏的诗说有所补正。馆臣通过举例，来评论书中某些与通行说法相异的地方，以为有些可以“备一解”，有些则“确有依据，不为臆断”，而有些则近乎穿凿。同时，馆臣评价《诗经稗疏》四卷之末所附的《考异》一卷，“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轇轕”。但是，馆臣批评了王夫之的《诗译》数条，认为“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锺惺批评《国风》之余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在明代晚期诗坛上，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和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都提倡“性灵说”。这是与明代诗坛前后七子复古追求唐宋诗风截然相反的主张。竟陵派认为公安派的诗歌过于粗俗，在独抒性灵之外，提倡幽深孤峭的审美主张。总之，这种诗学观是沿着“诗缘情”的路子来发展，强调个人主观感受，与传统意义上的“诗言志”等重视文学政教作用的观点不同，所以不容易被志在追求“文以载道”的儒家正统文人所接受，在学风朴实的清朝知识界并不被看好。清朝中前期的诗坛大抵有宗唐、宗宋两派，先后出现了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诗学观点，基本上都提倡复古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排斥“性灵说”。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经学的馆臣自然不会赞同体裁与竟陵派诗话相近的著作，更何况是被一直当作经学家来看待的王夫之。《诗经稗疏》提要的篇幅很长，馆臣的观点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凝结为洗练的两句：“皆考证名物训诂，以补先儒之所遗，率参验旧文，抒所独得，虽间伤偏驳，而可据者多。末附《考异》一篇、《叶韵辨》一篇，《考异》未为赅备，《叶韵辨》持论圆通，颇足解诸家之轇轕。”此处完全删略对《诗译》的评价，大概因为这本来与王夫之著作要旨无关吧。 在《春秋稗疏》的提要中，馆臣认为“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通过引证书中的例子，馆臣评价其中讨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的地方，虽有与杜注立异的，但不免出于臆断；而考证名物和地理的地方，却大抵有所根据，能“纠杜注之失”、“补杜注之阙”，总体来说“在近代说经之家，尙颇有根柢”。此外，馆臣还提到“其书尚未刊行”，可见在当时知晓此书的学者并不多，因此“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翬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梁锡玙和叶酉都是乾隆时期的学者，且均擅长经学。从馆臣的话中可以看出，梁、叶二人在自己的《春秋》经说中有某些新的观点，其实早已为王夫之所阐发过了。这也能够看出，馆臣对王夫之学术地位的评估。不过，叶酉曾经出任过提督湖南学政，那么在其任上是否接触过王夫之的学说，还有待于日后详考。《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对此书的评价凝结成八个字“得失互见”“语皆有本”。 据王夫之自序，《春秋家说》是其秉承其父对《春秋》的解读而作的，因此名为“家说”。这部书被四库馆臣列入存目之中，理由和列《尚书引义》入存目相近。《春秋家说》的提要云：“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馆臣对于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评价并不高，即使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也可从提要里“未可竟废”“以存一家之言”等话中揣摩出勉强的语气。同时，馆臣在阅读全书后，举出若干例证，以说明此书很多地方“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而且存在“连篇累牍，横生支节，于春秋更无关”的情况。因此，被馆臣评定为“其弊乃与胡传等”的《春秋家说》，列入存目也符合他们的原则。 综上，通过分析《四库全书》中关于王夫之著作的提要，可以看出馆臣对王夫之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学术风尚和文化背景的。王夫之著作与当时学术风尚趋同的，则给予很高的评价，动辄赞扬其为近时说经诸家中颇有根据的佼佼者。对于不符合馆臣的学术主张或当时学术风尚的，则经过批评列入存目。当然，馆臣在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时代环境下，势必不会像后代那样充分发掘王夫之思想的价值。他们只将王夫之看作一个在经学上有成就的学者，完全不去理会他在明亡之后的反清活动和思想主张。近现代的学术研究中，讨论王夫之思想须臾不能离的《正蒙注》、《思问录》等著作，没有一部被收录入《四库全书》。或许，这些书明显带有宋明学术的痕迹，为当时学术界所轻视，因此从献书到修书的每个环节上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能够从侧面说明这一点的是顾炎武《日知录》的遭遇。今天研究顾炎武的思想，须臾不能离开这部书，《四库全书》的修纂者也将这部书进行删节收入子部杂考类。这并非意味着馆臣们真正意识到了《日知录》的思想价值，而是因为书中的详缜考据为当时学术界所推崇。《正蒙注》、《思问录》诸书在写作上走宋明理学的路子，正是王夫之不被乾隆时期主流学术界所熟知的原因之一，这些书自然也与《四库全书》无缘。 前文提到的余廷灿也是乾隆年间的官员学者，他在《船山先生传》中极力表彰《正蒙注》等精研义理的著作。收在余氏《存吾文稿》中的这篇传记，作为私人学术与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官方学术，在审视王夫之学术价值时侧重明显不同。在余传中，不仅全文抄录王夫之《正蒙注》的自序，而且对其学术进行讨论和评价。余廷灿言：“若横渠以礼为堂，以易为室，所称四先生之学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书，尤穷天地之奥，达性命之源，反经精义，存神达化，朱子亦谓广大精深，未易窥测。先生究察于天人之故，通夫昼夜幽明之原，即是书畅演精绎，与自著《思问录》内外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同异，自序中罗罗指掌，尤可想见先生素业。虽其逃名用晦，遁迹知希，从游盖寡，而视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许、欧、吴诸名儒，仅仅拾洛、闽之糟粕以称理学，其立志存心浅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在这样的评价中，余廷灿称许王夫之对横渠学术的继承，认为王夫之得真理学，而前代的理学末流仅拾得糟粕。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设了《王船山》一章，书中钱氏不仅一次提到王夫之学术与戴震学术的相似之处。如“船山体用、道器之辨，犹之此后习斋、东原诸人理气之辨也。颜、戴不认理在气先，犹之船山不认道在器外，体在用外也”；“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凡此所言，与习斋、东原之论大体相似”；“其论宋儒流弊，颇于东原意见相似”等等。至于戴震是否读过王夫之的著作，现在难以考证定论。据同治年间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所载，余廷灿与“戴东原、纪晓岚相切琢”，但是实际上可以考证的只有其与纪昀探讨《戴东原先生事略》的书信存世。余廷灿撰写《戴东原先生事略》时遗憾地说“廷灿未识君面而喜读君书”，可以看出余氏对于戴氏并无直面交谊，徒存神交。或许，正是因为受到了戴震学术的影响，余廷灿才会对与戴震相近的王夫之理学大力推崇吧。 总结而言，从余廷灿对王夫之学术的接受和评价来看，他重视王夫之的义理之学。这一点与康熙年间的潘宗洛有些相仿。但是，在《四库全书》的征献、编纂过程中，从地方学人、官吏到四库馆臣，似乎都未能发现王夫之在理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诸如《尚书引义》这样围绕经典阐发义理的著作，即便被采进到四库馆，也被馆臣弃入存目。这至少说明了，在对待王夫之学术的问题上，私人学术和官方学术之间存在着差异。王夫之的诸经稗疏，因为征实有据被官方所表彰；而其在理学上论道器之辨、纠宋儒流弊等内容，又迎合了当时学者对理学的思考。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年间学术界在接受王夫之学术上所呈现的两条路径。 三、乾隆年间其他官修著作中的王夫之 清高宗向以右文自诩，他在位期间屡兴文化工程，不仅纂修《四库全书》，还组织编纂《皇朝（清）文献通考》以及各种地方志等等。这些官修书籍中，虽然有涉及王夫之的内容，但是数量相当少。不过，既然能登官修书籍之堂，也就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王夫之及其学术是被官方接受的。 《皇朝（清）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一样，著录了王夫之的《周易稗疏》、《尚书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春秋稗疏》、《春秋家说》六部著作。其中只有《周易稗疏》有一条简短的提要：“臣等谨按是编乃夫之读《易》时随笔札记，故每条不全载经文，但取数字标目。会有疑义，始为剖析，故不逐卦逐爻尽为之解。言必征实，义必据理。其于焦、京、陈、邵诸说均无所倚附，近代说易诸家以夫之为最有根据。”明显看得出，这和《四库全书》的提要如出一辙，仅仅作了概括删略而已。可见，乾隆官方对王夫之的认识只局限于敦福采进的六种著作，除此之外似乎所知寥寥。 清世宗雍正年间官修的《湖广通志》，有关于王夫之的片语只言。前文征引过，在《湖广通志》卷三十五的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乡试榜名单中记载有王夫之的姓名、籍贯。在《湖广通志》卷五十七《人物志·文苑》中，有对王敔的记载：“王敔，衡阳岁贡生，孝廉王夫之子。年三十始应试，为诗文高卓，敦尚气节，督学咸器之，修府志，垂成，卒。”《人物志》中虽有关于王敔的记载，却没有其父王夫之的记载。引文中提到的督学，应该就是潘宗洛。从潘宗洛作《船山先生传》以及让王敔作《行状》的行为来看，可以推知潘宗洛对王夫之其人其学都有所肯定。那么王敔在潘宗洛幕下参与撰修府志时，于公于私都应该会将其父的生平和著述收入其中。雍正年间编修《湖广通志》，各府府志理当成为重要的取材之一，是故参与编修的人是应该知道王夫之的，未将其写入《人物志》中恐怕另有原因。 乾隆年间修撰《湖南通志》时，关于王夫之的记载明显增多了。首先，在《选举志》中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乡试榜登记了王夫之的姓名、籍贯，这和《湖广通志》是相同的。其次，《人物志》中根据《衡阳县志》记载了王夫之的生平事迹：“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崇祯壬午举人，以文章志节重于时，精研六经、性理诸书，尤笃志横渠之学，尝言学必能行，行之而始言之。卒之岁，作书以别亲友，自撰祭文。临终，戒其子，攽、敔曰：‘勿为立私谥，勿用僧道。’学政宜兴潘宗洛访其遗迹，为之立传。子攽、敔皆绩学有文名。”虽然因地方志体例所限记载很简单，但是这与《湖广通志》完全不记王夫之事迹的做法截然不同。最后，在《艺文志》的七言律诗目下，收录王夫之《重过莲花峰为夏叔直读书处》一首：“山阳吹笛不成音，凄断登临旧碧岑。云急步廊春袖湿，灯寒残酒夜钟声。河山□折延陵剑，风雨凄迷海上琴。闻道九峰通赤帝，松衫鹤羽待招寻。”其中空围处，据其他王夫之诗文选本应当补为“憾”字。根据《湖南通志》三处关于王夫之的记载，可以看出修纂者虽然没有充足占有王夫之的资料，但是已经能够概述王夫之的义理学术渊源，表彰其诗文作品。从编修时间来看，《湖南通志》要早于《四库全书》，但参与《四库全书》修纂的人似乎更侧重于“精研六经”四字，对“笃志横渠之学”等语不甚了了，甚至对王夫之的部分诗文作品奏请禁毁。 将雍正时期的《湖广通志》和乾隆年间的《湖南通志》相对比，后者关于王夫之的内容明显要比前者充实得多。这可能由于王夫之参与过抗清斗争，不为雍正时期的政治所容，所以在《湖广通志》里作简单化的处理。清高宗对于清初参与抵抗的前明遗老则更具包容，抑或说治术更加高明。清高宗贬低投降于清朝的前明官员，对钱谦益等贰臣给予严厉的谴责和封杀。反之，对积极抗清的忠贞之士，给予高度表扬，比如为张煌言修葺坟墓等等。在清朝定鼎日久之时，统治根基早已扎实，提升明末遗民的地位，让臣民学习他们忠君爱国的精神，有助于促进臣民为清朝统治服务。因此，《湖南通志》就不必再对曾经抗清的王夫之讳莫如深。出于同样的原因，《四库全书》绝不收录贰臣钱谦益之流的著作，却选择性收录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拒绝同清朝合作的遗民学者的著作。当然，身为异族的清高宗不能完全放弃对汉人的戒备心理，他在表扬遗民义士的同时，也担心这些人的民族思想会影响其统治。因此，对于顾炎武，《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日知录》，但删除了很多讨论夷夏之防的篇章，使其完全成为一部考据札记；对于黄宗羲，《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其经说、学案等著作，但对于现在看来最具有思想价值的《明夷待访录》置之不理。同样，充分反映王夫之思想的史论著作、理学著作、文学著作皆不被收入《四库全书》，收入其中的只是被视为征实有据的诸经稗疏。 综上所述，从乾隆年间《四库全书》以外的几种官方著作对王夫之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官方对王夫之的认识并不充分，其经学家的角色逐渐定型。有选择性地突出王夫之在经学上的成就，和乾隆时期政治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通过对其他官修著作的考察，可以窥知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对王夫之著作取舍的情由，以及当时官方学术界对王夫之学术的接受情况。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被誉为乾嘉学术殿军的阮元在编订《皇清经解》时，并没有收录包括诸经稗疏在内的任何一部王夫之著作，然而阮氏是一定有机会通过《四库全书》接触到诸经稗疏的。迟到清末王先谦编订《皇清经解续编》时，才将《四库全书》中的四部稗疏著作收录。作为湖南学者，王先谦自然有想要提升湖湘学术的愿望。但是，从阮元的态度中，似乎也可以揣摩出他并不将王夫之的著作视为严格的经解。 四、结语 王夫之作为清初巨儒之一，学术界对他的接受和认识自然不会迟至道、咸、同、光时代。康熙年间提督湖南学政的潘宗洛已经关注王夫之的为人和治学。无法达成抗清事业的王夫之，隐居潇湘，发愤著述。和一般的古代文人相同，潘宗洛对隐士也有着一番倾慕之情。他的《潘中丞集》没有收录关于王夫之的文章，但是一首题为《赠隐士》的诗充分显示了他对隐士的艳羡。诗云：“闲情只欲思休矣，且抱经纶隐山底。过槛清泉拂茗炉，当庭玉树参帘起。长歌不解梁父吟，短褐羞与狐貉比。处士之庐堪绘图，处士之品在书史。”可能正因为对隐士有着这样一份情怀，潘宗洛才会积极追寻王夫之的生平和学术。在王夫之的生平中，既不供职于清朝，也不依附于吴三桂，故而潘宗洛评价其为“前明之遗民，我朝之贞士”。根据王之春《年谱》的记述，在康熙四十六年偏沅巡抚赵申乔将乡绅们想要跻王夫之入乡贤祠的愿望奏报至朝廷，并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是为王夫之地位的第一次提升。 潘宗洛为王夫之作了第一篇传记，他希望能够供编纂《国史儒林传》的人采择。后来为王夫之作传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参考了潘传。余廷灿的《王船山先生传》在著述目录上基本上完全沿袭了潘传，并无其他发现，可以推知在乾隆年间王夫之的著作只有其家族所整理的一种版本。所以在乾隆三十九年的访书活动中，被护湖南巡抚觉罗敦敏采进至四库馆的六种书，应该也都是王夫之后人家藏的版本。《四库全书》收录了六种王夫之的著作，诸经稗疏类被视为征实有据的诂经之作，而《尚书引义》、《春秋家说》这些围绕经典讨论政治、历史、学术、义理的著作被列入存目。王夫之作为经学家的形象被官方学术界确立，这与当时的推崇严谨考证的学术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取舍如何，王夫之的著作被收录入《四库全书》，都表明了其学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然而，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官方学者，并没有真正认识王夫之的学术精髓。相反在余廷灿等私人著述中，能够看出对王夫之义理之学的推崇。在乾隆朝其他官修著作中，关于王夫之的记载并不充分。不过，对比乾隆《湖南通志》与雍正《湖广通志》的对比，可以看出朝廷对王夫之态度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的。同样，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影响了《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对王夫之著作的取舍，使得思想性更强的著作被弃之不顾。然而，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对王夫之学术的一种接受方式。 总结而言，通过对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乾隆时期官修著作关于王夫之内容的考论，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在清朝学术鼎盛期对王夫之的认识和接受。这对我们评估王夫之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