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郭超颖：《仪礼》经文文法略论

【内容摘要】《仪礼》的经文文法与《春秋》的“属辞比事”类似，同篇则上下相照，异篇则彼此互文，叙述修辞之中自有尊卑、轻重、详略、隆杀、吉凶、决嫌之义。这是由其内容性质决定的。《仪礼》经文实现了文、事、义三者的完美结合。清末经学礼学大儒曹元弼继刘勰、章学诚之后，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概念以来，无论在经学、礼学层面，还是文章修辞学层面，它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重新审视《仪礼》经文文法，不仅符合礼学研究的学理，而且也是对经学研究固有传统的维护和推进。 【关键字】仪礼；经文例；曹元弼；经学

在经学话语中，儒家经典皆是圣人的立法之言，是带有立义旨趣的“作”，《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这方面《春秋》最为凸出，所以《经解》指出“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与《春秋》是汉代“六经”治世传统中的大宗，所载礼仪制度与事例裁断，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与比谊会意的作用。《仪礼》言词关涉名义，《春秋》辞文寄寓褒贬，二者有相通性。 《仪礼》经文文例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理路。首先，《仪礼》某些篇目本是两两相对存在，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仪节程序多重复伦类的情况，出于简明以及各自表述需求的不同，经文记述时就要有所裁剪。所以明类例是治礼的一端，如淩廷堪专为此学，打通诸篇总结“礼例”。其次，礼有尊卑亲属大义，这不仅体现在仪制的不同，用字用词自然也不相同，经文在修辞文法上会有相应处理。再次，礼仪活动关涉事情的周备，要有谨严谦敬的精神，体现在经文的记述要明白而没有误会，在名物仪节的千头万绪中，经文要有的放矢。以上都是经文文例特色生成的基础情理依据。 这里举一个例子。《聘礼》记载使者行聘途中若经过其他国家，到达该国国境时就要派次介前去借道。次介执束帛至该国外朝表明奉命请求借路，言“请帅”，而后把束帛放在地上。所途经国的下大夫拿取束帛，入朝向国君禀报，出来向使者回复国君允许，经曰“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受币”。注：“言‘遂’者，明受其币，非为许故也。容其辞让不得命也。”经文不言“出许，受币”，而言“遂受币”，表明束帛之用本为行礼，不是求许；收取束帛也不是索拿酬报，容许途径国推辞过境，不受币的情况。从该例就可看出，言词行文的审慎谨严。 既然经典的一字一辞可能蕴借着周备的义理，精究圣人立法之言自然是解经的题中之义，“虞氏之于《易》、子夏之于《丧服》、三《传》之于《春秋》”[①]，郑玄注《仪礼》也无例外。郑玄先通《春秋》，又精《汉律》，对《仪礼》经文的特色已有深刻洞察和把握，并做了《仪礼》经文例的挖掘做了相当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申述贾公彦疏在该项工作上做出的切实贡献，贾公彦不仅做到触类旁通对注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疏解和总结。比较可惜的是，自唐宋《仪礼》学衰微以来，这个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驯致晚清，曹元弼《礼经学》在淩廷堪的“礼例”、陈澧倡议的注疏例之外，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的概念，“圣人既本之以为大经大法，详节备文而笔之为经，垂天下后世法，一字一句又皆准此以辨言正辞，故礼有礼之礼，经有经之例，相须而成。凌氏释礼例，而未及经例，然经例不明，则圣人正名顺言、决嫌明微、精义所存，不着不察。而经文详略异同，若与礼例不符者，何以解害辞害志之惑，而深涩离经叛道之源与？”故曹氏认为“夫治《礼》如治《春秋》，亦如治律，《春秋》与律，一字不可忽也。故治《礼》者必以全经互求，以各类各篇互求，以各章各句互求，而后辞达义明，万贯千条，较若画一。”[②]曹元弼辑郑注之义，总结为五十例。现列举如下： 凡经文仪节并行者，叙事不相夺伦。 射礼司马、司正，事多并行，经叙一事毕，乃更及一事，不使相错。 凡经文器数尤繁者，总序在上。 如《大射》之席，《有司彻》之俎，皆执要御繁之法。礼之失繁，由不知经例耳。 凡经文别嫌明微，正名顺言，不外同辞、异辞两端。 凡尊卑异辞。 均是爵不相袭也，于尊者言‘更’，自敌以下言“易”。均是举旅酬也，尊宾则曰“酬”，尊公则曰“赐”。均是每答拜之也，《特牲》“嗣举奠”，总言“尸备答拜”。注云：“以尊者与卑者为礼，略其文。” 贵贱异辞。 均是奠觯取之也，而宾言“取”，介言“受”。 文质异辞。 如《聘礼》宾见君言“觌”，见卿言“面”。 发端因事异辞。 如发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 凡经文览文自明者，异义不嫌同辞。 如《士相见》，两言“将走见”。注一云：“走犹往也。”一云：“走犹出也。”又如《乡饮》《乡射》旅酬皆云“辩”，而《乡饮》之辩，辩众宾之在下者。《乡射》之辩，惟辩众宾之在上者。以上下文可推而知，故不嫌同辞。 同义不嫌异辞。 如各篇皆云“执爵兴”，而《少牢》《有司》独云“执爵以兴”。《乡饮》《乡射》《有司》云“拜至”，而《燕》《大射》《公食》云“至再拜”。以非名义所关，览文即知，无别义，故不嫌异辞。窃意此等文句参差，皆夏殷旧礼本然，周公以其无关名义而仍之，即此可见损益之迹。而因以知礼经非一王之制，一圣之书，乃自有天地以来神圣相传至教至文，递相祖述，代有沿革，至周公而定。所谓“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所谓周监二代，所谓思兼三王，皆于此可想见焉。 凡君与臣行礼，或空其文以尊君。 如《燕礼》公为宾举旅，“宾升再拜稽首”。注云：“此宾拜于公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敌偶于君。”又云：“不言公酬宾于西阶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 或不定其辞以优君。 凡经文立言皆有法度。 凡经文法度之言，特谓之侧，全谓之“纯”，移近曰“尔”，正立曰“疑立”，北上曰“南顺”，西上曰“东肆”，射所立处曰“物”，射中曰“获”，胜曰“贤”，肤之精理者曰“伦”，脀之仪度、尊卑可用者曰“仪”。 比如，经文阐释设物之法。《仪礼·聘礼》主国君派遣卿向使者馈赠饔饩，经曰：“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牛、羊、豕、鱼、腊、肠胃同鼎，肤、鲜鱼、鲜腊，设扃鼏。膷、臐、膮，盖陪牛、羊、豕。”郑玄注云：“此馔先陈其位，后言其次，重大礼，详其事也。”经文在叙述时，先言设馔的位置规格，然后再具体交代馈送之物及具体陈放顺序，这是因为饔饩是大礼，所以一是信息交代详细，二是讲求阐述的次序。 比如，经文叙事不相夺伦。首先在程序主干叙述中，主、客方出现的前后牵扯到仪节的归属问题，如该仪节段是主方如何，一般叙述以主方领起，客方是承应方，不能插入抢夺行文，变成叙述逻辑的领起。此外，当仪节繁复，二者并行时，先叙一事毕，再叙述一事，以与该阶段主题相映照的主要问题为先。 比如，空文的问题。《有司彻》侑俎，经曰“羊左肩、左肫”，“豕左肩折”，主人的阼俎，经曰“羊肉湆，臂一”，豕脀“臂一”，尸用右体，此二者皆用左体，而主人不言左臂，这是因为主人是大夫，位尊，左体贱，所以空其文以自明。单以“空文”来说，《春秋》经的笔法，或许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帮助理解《仪礼》经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春秋·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穀梁传》曰：“不言公，高傒伉也。”《公羊传》曰：“公则曷为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庄公二十二年，秋季，七月的丙申日，与齐国的高傒在防这个地方盟会。经文没有提起庄公，是因为高傒与公伉礼相当，书庄公则内耻，所以讳言与大夫结盟。《春秋·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穀梁传》曰：“不言公，处父伉也，为公讳也。”文公二年，三月的乙巳日，与晋国大夫阳处父订立盟约，经文没有提及文公，是因为与处父匹敌对当，所以要为文公隐诲。国君与大夫执礼会盟，是尊卑伉礼，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记述时经文便采取了不出现公这种方式，来为尊者隐讳。 比如，因礼仪行为而带来的语序问题。《乡射礼》曰“主人堂东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宾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阶，阶下揖，升堂揖。宾堂西，主人堂东，皆释弓矢，袭，及阶揖，升堂揖，就席”，郑玄注云：“将袒先言主人，将袭先言宾，尊宾也。”（卷十二）贾公彦疏云：“袒是尽敬之事，袭是修容之礼，故上经将袒先言主人，此经袭则先言宾，是尊宾故也。” 从整体来看，《仪礼》在叙事陈情、器物设置、仪节位处等方面的行文法度都有各自内在规范逻辑，还有各自情由下的类型区分，尊亲等杀、正名顺言、决嫌明微各不相同。曹元弼提出经文例议题之后，该问题没有继续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一般是在研究郑玄注、贾公彦疏解经训诂方法时，有的条目涉及到某些经文例。如李云光教授《三礼郑氏学发凡·郑氏对三礼制训诂》一章对经文的省文、空文、略文、互文之例有过简要讨论。马楠的《比经推例》以《春秋》、三《礼》为讨论中心，对汉晋比经推例的治经方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于三《礼》来说，这个例探讨的是礼例，但反向牵扯到《仪礼》经文文例的问题，主要还是互文、上下相照等。 曹元弼《礼经学》总结的经文五十例，尚有待继续审视和分析，这里面包括文例，还有经文立法之言的理论探讨，以及经史贯通研究方法的立论等。虽内容丰富，但所涉的讨论归属范畴不同。具体文例也需进一步条理，如经文的“互见”法，总分为“有前后诸篇互见者”、“有数节中互见者”、“有一节中互见者”、“有数语中互见者”、“有一句中互见者”、“凡互见之法《丧服》尤多”等计六例，这些是互见法的具体运用表现以及各篇中的应用情况总结。有些已经简单归类的文例仍需深入讨论。 如“异义不嫌同辞”例下的《士相见》以“走见”为“出见”，这里应该牵扯到经文在隆礼取急切之义时的用词法度问题。《士相见》曰：“若先生、异爵者请见之，则辞。辞不得命，则曰：‘某无以见，辞不得命，将走见。’先见之。”郑玄注云：“‘走’，犹出也。先见之者，出先拜也。《曲礼》曰：‘主人敬宾，则先拜宾。’”贾公彦疏云：“训‘走’为‘出’者，亦谓士见异爵，取急意而言走，其实非走，直出也。”[③]经文中的“将走见”的“走”字，在这里是“出”的意思，以出而言走，是士见异爵，取其急意而言走。最后经文曰“先见之”，是士即出门，且敬自屈尊而来的先生、异爵者，先行拜礼。元敖继公改“先见之”之“先”为“走”[④]。清吴廷华云：“以本欲往见，今先见之于家，曰‘先’者，对往见为后也。”[⑤]清胡培翚《正义》认为吴氏“其说亦通”。[⑥]敖、吴二家说法皆非，仍当遵从郑义。 《仪礼》经文文例需要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与以注疏为探讨对象不同，关注经文例本身，把经文例作为研究的核心主体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领域。因为这还牵扯到以下几个问题。 从礼学研究的角度说，《仪礼》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它确立了中国古代仪典的大体范式，其丧礼服制奠定了中华传统法典的伦理化，这些都是以经注诠释为中心的。经文文例是经注理解的关隘，对文例的忽视与误读都会造成经义理解的偏失。所以从礼学、礼制、史学的角度，需要对其所本的《仪礼》的经文文例作以研究。其次，《仪礼》学在清代大盛后也积累了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扯到名物制度等方方面面，有许多都与经文文例有关系，亟需厘清，正本清源。再次，在礼学中，例的总结是一个完整学术系统，礼例、义例、经文例本是三位一体，如今经文文例的乏人问津不但使注疏例成为无水之源，而且也阻碍其他两例的深入研究。 从经学研究的角度说，首先，经学上有“六经皆礼”的概念，对《仪礼》经文文例的研究可以促进诸经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其次，圣人立法之言不仅限于《春秋》，对《仪礼》述作之法的探求，不但丰富对儒家元典述作旨趣的认识，而且可以促进经学领域相关诸多问题的研究。再次，考察《仪礼》、《春秋》经文文例的关联性。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论缀述之意有十区分，所谓悉书、略常、省辞、变文、即辞、记是、示讳、详内、阙略、损益等。以上方式方法与《仪礼》经文文例相关处当综合而观。章学诚推重《春秋》的惟义求之，并推至古文辞方面，认为古文辞叙作之法源自《春秋》的“比事属辞”，《仪礼》经文的文例法度既然与《春秋》神似，则它在经学、史学、文学上处于哪种维度之中就需要考虑。此外，宋人的《春秋》学诠释仍然秉持着“比事属辞”的治经传统，而《仪礼》自唐代衰微以来，经文文例的风貌精神就堙没在历史之中，这无疑给唐以来的文学、思想带来影响。章学诚基于史学学统，对桐城派本于经学与文学的学统，或者说对韩愈忽于《春秋》教的道统的批判，同样与《仪礼》经文文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文章学和语言学研究的角度说。首先，《仪礼》经文体现着礼的意涵，这种叙事行文上对尊尊、亲亲、长长、贤贤、男女有别大义的措置得恰好，可以加深对传统文例学和修辞学的认识。其次，如果把《仪礼》文本理解为一种礼仪程序仪节的问题，则这种文体简至幽微的风格特点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对它的研究可为史学、叙事、古文辞诸方面提供新的思考。再次，先秦专书语言有很大相通之处，文例也是如此，《仪礼》经文文例的解读对先秦专书语言研究和义例研究有一定帮助。 文例是语言思维的表现，《仪礼》作为记录礼仪程序的文本，它的仪典与文本特性都具有历史生命力。即使现代社会，各类日用文体，传媒形式，在反映典礼内容时，也面临着叙事手法和剪辑艺术的要求，同样蕴含着礼的精神。所以《仪礼》经文例的经典样式可以加深对现代礼仪的了解，便于理解它背后的情理依据。

注释： [①]《礼经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②][清]曹元弼撰，周洪校点：《礼经学》，第30页。 [③]《仪礼注疏》卷七，第978页。 [④]《仪礼集说》卷三，《儒藏》精华编第四十五册，第100页。 [⑤]《仪礼章句》卷三，《儒藏》精华编第四十六册，第453页。 [⑥]胡培翚《仪礼正义》，第268页。 作者简介： 郭超颖，1988年，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山东师范大学）副主任。先后师从方向东、王承略两位先生，主要从事经学、礼学、训诂学的学习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部。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两次、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